书屋2002-04-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这里就有一个例子。一位赵姓博士在《经济茶座》2000年第6期上有一篇文字《问世间情为何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爱情与婚姻。文章由十六个自问自答题构成。其中有这样一段：“十一、婚前财产公证只对有钱人有利吗？否。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不是某一方。”
赵文没有任何论证，就断言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不是某一方，胆子真够大的，尽管他的立论是“科斯定理”。但看来他要么在滥用“科斯定理”，要么并没有真正了解“科斯定理”。
先还是从常识说起。在现实世界中，搞婚前财产公证的，就是有钱人一方，而不是没有钱的一方，因为婚姻法规定婚后财产共享。如果婚前没有搞财产公证，离婚时就有一个财产分割问题。许多“有财产目的”的婚姻，比如老夫少妻型婚姻、贫女大款型婚姻，婚前没有钱的一方就是想利用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的界定不明确，在离婚时能分割到更多的财产。如果婚前财产公证，那么，这种“有财产目的的婚姻”就无法达到。所以，婚前财产公证绝对不利于没有钱的一方。
再稍微将眼光放开一些。如果产权清晰真是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国有资产管理者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晰这一条大搞腐败了。显然，在这里，产权清晰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者，而有利于国有资产所有者。如果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中国那么多造污工厂也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晰大搞污染了。显然，在这里，产权清晰不利于造污者，而有利于想享受清洁环境的人；如果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太湖流域的治理过程中上游省份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而不愿负担应有的责任。显然，在这里，产权真清晰了不利于上游省份而有利于下游省份。
但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产权清晰了，国有资产经营效率高了，环境清洁了，太湖流域治理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真正的结论是，产权清晰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有利于交易的双方。
赵姓博士的问题就在于，他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科斯定理”的落脚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交易双方本身，就妄下结论说，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
在这一点上，樊纲先生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却很正确：产权清晰后，因其节省了交易成本，就不会出现扯皮现象。也就是说，婚前搞了财产公证，如果说对双方有好处，惟一的好处是双方离婚时省心，不必为财产分割而对簿公堂，也就是说，节约了诉讼成本。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的产权清晰过程，都是权利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必定是有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而不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也因此，通过“科斯定理”断言产权清晰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本身，就引起了经济学界激烈的争论。这一点，可以仍由“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产权清晰”是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再三漠视社会公平，严重的两极分化最终回过头来会损坏社会的良性运行，从而有可能产生不利于效率的后果。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就认为；建立一系列的财产权可能会因为受损者众多反而会导致低效率。澳洲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也认为，产权清晰的过程是对财产权的再分配过程，而财产权的不同不仅能够引起分配结果的不同，还能导致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这是不可忽视的。
也是基于此，我曾在多篇文字中提到中国经济学界要反思关于产权改革的理论。产权清晰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产权清晰过程中不注意公正性，甚至在“产权明晰”的幌子下，普遍发生少数有权者变相转移侵吞国有资产行为，那么，这样的产权即使清晰了也未必有效率。因为产权不是简单的法律上和财务上的规定，它是有道德含义的，如果所有者获得的产权缺乏社会认可的道义性，或者说根本就被社会多数人认为是对他们的劫掠，那么这样的产权是不可能构成对所有者权威的足够支撑的，结果；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如果说在改革初期，由于产权明晰所减少的交易成本高于因产权变迁过程中缺乏道德（公平）而增加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改革尤可以推进，那么到了现在，随着矛盾的积累，尤其是两极分化日益突出；由不道德的产权明晰过程所减少的交易成本，已不足以抵消由此增加的交易成本；改革推进起来就十分困难，产权改革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
这种情况，甚至在个别企业都有表现。河南某地有一个造纸厂，产权改革前尽管也存在种种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导致的不适应新环境的症状，但职工还能按时领到工资；后来政府出面要求进行产权改革，由一家私企对造纸厂进行控股。“公有产权”一夜成了“私有产权”，产权不可谓不清楚了，但后果呢？由于在产权变更过程中，职工普遍认为存在资产被低估、被转移等严重问题，加之私企一进入就想将为工厂工作几十年、所有的积累都在工厂里的老工人“下岗”，这种种行径激起了职工们的愤怒：私企每派驻一个管理者进厂，就被职工拦在门外；最后发展到私企老板雇用社会黑势力强行进厂搬走机器，与职工发生流血冲突……最终，法院慑于群体性愤怒宣布这起产权变更无效，但此时工厂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工，发展到彻底破产了。
再回到赵博士的论点那里。赵博士逢“产权清晰”就说好，但究竟好在哪里，是好在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还是好在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收益，不知道他到底清不清楚；而产权清晰的过程中竟然还存在“坏”，他好像更是闻所未闻吧。
这样的例子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还很多。由于他们强大的话语霸权，已经在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造就了一种“产权崇拜”：大家不去具体分析产权改革有利于谁、不利于谁，而是一听到“产权改革”，就莫名其妙地跟着叫起好来。而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如此之快、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社会底层如此弱势的时候，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具体改革都不会是利益均沾，而是有人得利，有人失利；有人多得，有人少得。在此形势下，经济学家以及整个知识界如何选择的确很重要。
生死边缘的沉思
？ 张立文
人的生死是那么的神秘，又是那么的普通；是那么的神圣，又是那么的平常，直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浑沌，待到说清道明了，浑沌就死了，我也可能不在这个人世了。然而，郑晓江教授以他的胆识和智慧，执著和勤奋，孜孜不倦地探索生死问题，而蜚声海峡两岸。他大量有关生死问题的专著，启迪人心，安抚灵魂，已获得学术界众多的认同和赞誉；他多次讲授“生死哲学”，化解了青年学子的困惑和空虚，激发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得到学生们的赞赏和喜爱。他为人们救治心灵，确立价值理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其实，我对生死学并无研究，也没有资格来写这篇序，但基于两个因缘，有了自己的一些体验，才敢答应的。一是我十六岁（1951年）那年，由于怀疑我参加托派外围组织，便从泰顺县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调到温州地委干部学校，与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书记等一起参加肃反运动，坦白交代反革命活动事实。在一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后，见有人自杀了，其可怖的面孔，在我年青的心灵中埋下了死亡的恐惧。过了十五年（1966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员，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每次全校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批斗大会后，往往有人自杀，或跳楼，或上吊，等等，引起我去思考为什么要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的解脱是否比当时所宣扬的“自杀是对党的背叛”更有吸引力？1970年春到1972年冬，中国人民大学全体教职工下放到江西余江刘家站“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又开展揪“5·16”分子运动，又有人自杀，或切腕，或上吊，或以头撞旋转中的大锯齿等。我体悟到死可能是对于现实的烦恼、痛苦、绝望的一种解脱方式。这些自杀者并不是不珍惜生命，不热爱生活，而是由政治运动的内外逼迫、人格的侮辱等等造成的。他们之所以选择自杀的方式，并非完全自愿，而与形势相联系。至于现代人的自杀，郑晓江教授在本书中有精到的分析。
凡此种种，都是外在的，是他人的死对我思想的刺激和引发的体验，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缘：1996年10月到1997年6月我两次住进北京肿瘤医院治疗和手术，都直接面对生命和死亡。医生经B超、CT、肠镜、钡造影等检查，确定我的升结肠有肿块。先住五病区，后住四病区。在病区护士办公室有每个住院病人的小牌子，在我的牌子上写着Ca的字样。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得了什么病的，医生、家人要隐瞒病人是不太可能的。我先住在有三张病床的小房间里，左右两边是两个晚期胃癌和肝癌病人，医生确定我是中期结肠癌患者，与晚期两人住在一起，也有其道理。看他们两人十分难受，痛得不停地哼哼叫，我开始问候他们。他们已无力回答，都是其看护的家人回应的。到了夜里，哼哼声音更响了，我也无法睡觉。我左边的是大约三十岁的青年人，痛得更厉害些，因此哼的声音更大；右边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哼的声音小一些，已是有气无力。如果说死已是对人的一种惩罚，为什么死之前还要给人以种种不可忍耐的痛苦呢？假如说死是对生命的超越，痛苦的解脱，那么就应该愉悦地含笑离开人世。本来我在住院前的连续检查中，思想已有所准备，既来之，则安之；不怨天，不尤人；听命运，任自然。然而面对当前两人的情境，禁不住思想上又掀起种种波澜。
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人一呱呱落地，就与死亡相伴，犹如形影相随。生永远面对着死，并时时刻刻走向死：有的人在咿呀学语时夭折，还未吮吸到做人的滋味；有的人在青春年华时离开，还来不及品味人生的欢乐；有的人在事业初成时撒手，等不到享受成功时的荣耀；有的人在时运刚刚好转而大有作为时死去，带着无奈而遗憾的神情告别人生。我同室的两位病友，便是此局中之人。人们感叹：为什么不让人吮吸做人的滋味，品味人生的欢乐，享受成功的荣耀而无悔无憾地走完人生的路程呢？答案究竟在哪里？真可谓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知，问神神无言，只有回过头来问人自己。这不仅是正途，而且是惟一之途。我记得郑晓江教授在一本书中把人的生命分为生理生命、内含生命和超越生命等。我在和合生死学中亦曾把生死分为生存生死世界、意义生死世界和可能生死世界。生存生死世界的体质生死、生理生死和情绪生死是不能超越生死大限的。曹操《短歌行》中所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对生存生死世界生命有限所发的感叹。“宁以义死，不苟幸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若死重于义，则视之如泰山也”，是对意义生死世界和可能生死世界的道德生死、价值生死、精神生死、哲学生死、宗教生死的高扬。这两个世界的生命是对生存世界生命的超越，是超越有限、导向无限的生命。这种生命是永恒的、不朽的，所以古人就把“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三不朽”的内涵。我们今天缅怀先烈，纪念古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朱熹、王阳明等等，他们虽已死去几千年、几百年，但仍活在中国文化思想之中，活在人的心灵记忆里，虽死犹生。这种生命是可歌可泣、永存不朽的。人们应该去追求永存不朽的生命，而不要仅仅迷恋于肉体的有限生命。
“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当医生悄悄地对家属、亲友交代，我从他（她）们的痛苦和强忍的表情中，可以体会到病情严重和来日无多。我虽然不贪生，但这时我生的欲望特别强烈。记得傅伟勋教授在患癌症后写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中期望“假我十年”，他就可以完成自己所要写的宏大的计划。对他来说，这是多么可贵的十年啊！但是天并没有假他十年。我当时亦希望“假我十年”，我就可以完成我想要写的书，以及在《和合学概论》的基础上，写得更完善、深入一些。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确实是一个遗憾。但平实一想，有多少人在其学术生命的高峰时突然而去，其创新的理论思维没有以语言的形式遗留下来而消失了，这样一想，心里确也平静多了。畏死死不可免，贪生生不可得；生不能依人的意欲而生，死不能照人的向往而死；生的历史自己可以来涂写，死的历程自己却不能把握，这是人的能力的局限和人的不自由。有了自己想活多久就活多久的自由，这个“地球村”也就人满为患，承载不下了。为了给后来的新人让地方和位置，前来的人还得死去。比如现在年纪大的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把位置让给新来的人一样，这也可说是一种礼让的道德风气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是一种责任，死也是一种责任；生是一种意义，死也是一种意义；生是一种利他，死也是一种利他，两者互为体用，一体两面。从互为体用而言，生是死的责任、意义，利他的延续；死是生的责任、意义，利他的开始。从一体两面而言，生死的责任、意义、利他本为一体，氤氲互动，两面又和合为一体。就生死的责任、意义、利他而言，犹如王粲所说，“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荀子所称，“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礼记·檀弓》所载，“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生死若能作如是观，就不会“畏死”，也不会“贪生”了。
自古人生谁无死，谁免了！谁逃了！我同室的两个病友在不到两个星期内相继死去。在弥留之际，他们曾轻声地慨叹：为什么要死？像是自问，像是问我。我也惘然！后来我搬到一个六人的大病房，这里有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也与我一样曾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不过清华大学在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他在干校里得过血吸虫病，这次住院据说是肝癌；有一位病友是北京地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整个胃被二次切除，完全靠点滴营养液维持。另三位是：有从外地来的干部，有北京郊区的农民。他们不像前两位病友，已无主动说话的心情和能力，这里六人倒能不断说说自己的病情以及求医中的种种艰难和所吃的苦头。除此之外，也会不时讲到为什么要死？为什么把不治之症降到我们的头上？是自己前世作孽？还是现世现报？还是天老爷不公？等等。
这些问题，对于我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触动。其实，医院的一层大堂挂了一些牌子，就是解答这些问题的。譬如为什么会得癌症？一是遗传，二是环境污染，三是工作的压力、心情的压抑等。但同室的病友仍然不解：同样环境、同样遗传、同样的压力和压抑，为什么别人不得而我们得，总希望找出原因来。我好歹躺在病床上，有机会摆脱了种种世俗的事务、文债、烦恼和焦虑，放下心来冷静地面对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过去“向党交心运动”，我也是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思想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