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业自千古英名无死生--再读陶澍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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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英书屋品茗
夜深人静了。灯下随意翻动着新出版的《陶澍集》,一种纷扰的思绪和沉甸甸的感觉充塞心头。是孤独,寂寞?感慨,悲怜?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惆怅?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怀?抑或是抚今追昔,顿然有悟?也许,这只是一种连自己也描述不清楚的心境。
翻开《陶澍集》上册,一幅“陶澍拈花微笑图”跃入眼帘。图像的上方,有陶澍亲笔题诗:“平生未见先生笑,今日拈花喜若盈。池馆香催桃汛稳,似闻河水已澄清。”(是年,陶澍主持疏浚吴淞江,农田获大丰收)诗的右下方盖有“江南江西总督关防”、“江苏巡抚关防”、等六枚大印。这就是清代名臣陶澍。聆听其朴实无华的自白,目睹那心诚天地阔的气派,不由得使人从浮躁不安的思绪中平静下来。
最初听说陶澍之名,是在三十余年前的中学时代。那时,史无前例的“文革”风雷已震动故乡那古老宁静的湖乡小城。记得那是个酷热的夏天,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了。由于我不是出身“红五类”家庭,所以未能获得北上“取经”或南下“串连”的资格,只好闷在家中,成了“逍遥派”。中断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别了天真浪漫的同窗学友,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打得粉碎,不免有些失落和苦闷。开始,颇通文史的父亲总找出家藏的一些文史书籍,让我一本接着一本看。过这种“逍遥”的生活虽然偶尔也会有些莫名的、淡淡的伤感,但有书可读的日子毕竟是快乐的。后来,家中的藏书被抄没了,无书可读,不仅无法逍遥自在,还有些坐立不安起来。一天,我乘父亲上班之机,背着忙碌的母亲溜出了家门,来到了小城的最繁华的街区“四牌楼”。这里,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大大小小的喇叭里,传出各造反组织高高低低的宣言之类。还有红红绿绿的传单,从不同的楼层飘舞而下。我好奇地捡了一些传单匆匆回家,希望借这些“前线战报”,了解外面的世界。那些各色各样的小报中,有一条消息特别使我惊愕——“历史从头看,陶铸靠边站!”陶铸,不是我和同学们都喜爱的《松树的风格》的作者么?不是我们曾经十分敬仰的中央首长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好不容易等到傍晚时分,父亲才下班回来。我连忙将那张小报递给他,求救似地问:“陶铸因‘历史问题’靠边站,这不会是真的吧?”父亲接过小报迅速扫了一眼,平素慈祥和蔼的脸上现出了少有的愠色与不平。晚餐时,父亲只是沉默寡言喝着闷酒。我们全家人也因此未能像往常一样,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述“七国争雄”或“三国鼎立”之类的历史故事。
直到夜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门前的柳树荫下歇凉闲聊时,父亲似乎才撇下烦闷与沉思,突然问我们姊妹:“你们都是中学生了,听说过清代有个名叫陶澍的大官吗?”他见我们都不解地摇头说没听说过,便继续说:“清代的这个陶澍与当代的陶铸,都是陶氏之后呢。相传,陶之得氏,源于帝尧陶唐氏。晋朝有个陶渊明,有学问,善诗文。他一生蔑视权贵,虽做过县令一级的官,但很快就辞了官,归隐山林,讴歌自然,躬耕自食。陶澍仰慕陶渊明的才气和人品,并以陶渊明的后人自居,称‘陶公古隐士,何以兴起百代之贤豪?高人性本薄尘网,云归鸟倦弥知劳’。陶澍和陶铸都不愧为陶唐氏之后,他们也都很有文才,而且好学力行,会办实事。他们虽然学不了陶渊明的归隐山林,但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堪称伟大。”接着,父亲讲起了陶澍著有《陶文毅公全集》《蜀輶日记》《陶渊明集辑注》等传世,只可惜今已少见流传;他讲起“清官陶澍”的故事,并且感叹:“陶澍的政绩,在当时是朝野闻名的,可惜后世人们似乎将其人其事给淡忘了。”
岁月漫漫,往事如烟,记忆却历久弥新。那个繁星满天的夏夜,月光将柳树的身影涂写在庭院中。池塘边传出青蛙们的唱和声,给闷热的夏夜更增添了躁热的气氛。柳树下,一介平民家庭的两代人,在回首历史、感时忧国的氛围中,赞叹着读书人身居斗室、心系天下的高尚;喟叹着历史上如陶澍那样的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的遗憾。那时,我虽然还不太懂得那些远逝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史事,也不太理解父亲为什么会从陶铸而想到陶澍并兼论及陶渊明,只是带着疑惑而饶有兴趣地聆听着、思考着。
三十余年过去了。如今,我所从事的史学学业及古籍编辑的职业,使我有幸能再读陶澍;当搜集整理陶澍的著作被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之后,我又有幸担任了《陶澍集》的责任编辑。
陶澍,清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元1779年1月17日)出生于安化县小淹乡陶家湾一个家道中落的诗礼之家。父亲陶必铨是位家无余财的读书人,以教书为业,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他认为,“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于是给儿子取名澍,字子霖,号云汀,希望陶澍将来能成为有用之才,泽及苍生。据陶家湾一带民间传说,小淹乡畔的资江之滨,有虾公山、蜈蚣山、鸡公山三座山;江流中有一块巨石,形似官印,俗称“三公抢印”。鸡公不能入水,无法得印;蜈蚣怕鸡公,不敢抢印;虾公能在水中畅游自如,自能夺印。陶澍家在虾公山,其名、字、号均带水傍,故时人传其为虾公精转世,当然会得到官印。传说归传说,实际生活中的陶澍自幼受家风熏陶,勤恳朴实,聪颖好学,在乡里素有神童之称。他经多年苦读,于嘉庆七年(1802)考中进士。此后,在京为官十余年,担任过编修、御史、道员、监考、给事中等职。接着,外任地方官,担任过巡漕、主考官、兵备道、按察史、布政使等职,直至升任巡抚、总督,成为名闻朝野的封疆大吏,所历各任,皆能脚踏实地办实事,政绩斐然。
有论者认为,陶澍只不过一介封建官吏,效忠清王朝,不足齿数。陶澍却说:“臣出自草茅,自祖父以上耕读相承,未尝出仕,绝无攀援,惟有愚诚。”那么,陶澍究竟靠了什么法宝,能在错综复杂的清朝官场纵横捭阖、仕途通达,并取得朝野瞩目的成就?且看其所处的时代: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虽然有过“康乾盛世”的辉煌年代,但至陶澍步入政治舞台的嘉庆、道光时期,整个封建社会已急剧地走向没落。官场腐败,吏治混乱,身在官场中的陶澍更清楚地看到:“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心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陶澍阅史阅世也深,阅人阅物也广。他正是凭着不平凡的经历、超常的个人素质及独特的眼光,确实比当时一般官僚站得高、看得远,发现了社会的弊端,并积极寻求解决社会弊端的方略,在政治、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如黄彭年所说:陶澍“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症瘕,亟起救药”。陶澍以经世实学为武器,兴利除弊,曾参予过一些堪称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动。他在筹办海运、创制票盐、整顿财政、选拔官吏、奖掖人才、建设书院、兴修水利、赈救灾荒、严禁鸦片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改革需要大无畏精神,而只有清正廉洁的人,才能无私无畏。与当时众多的官僚相比,陶澍独能一反颓败政风,洁身自爱,以廉政勤政闻名于当世。他强调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并曾自表心迹:“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这是陶澍为官行政的准则,也是他一生勤政廉政的真实写照。道光十年(1830),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政衙门照例送赏需银二万两至总督府。这种“赏需银”,表面看来是合法收入,实际上是盐政官员为自己长期留任肥缺,而对大官们的一种贿赂。陶澍坚辞不受,坚决予以裁革。后来,他兼理两淮盐政,又以“总督养廉已极优厚”为由,拒绝领取盐政养廉费。史称陶澍“胸怀无城府,待人表里如一”,亦属的评。与陶澍相比,那些人前自称是“公仆”,吃喝玩乐享清福的冒牌“清官”们,以及那些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捞的贪官们,就不啻天壤之别了。
为官清廉,则能大公无私,一身正气,处理好各项政务。即如当时的盐务,清政府仍沿用明代的纲盐制,即由少数盐商垄断食盐购销。后来,这些垄断纲商甚至不需经营食盐,只将专利凭证转手卖给他人,即可坐得巨利。贩运者因而成本增加,不法官吏又对盐商勒索种种浮费,盐商则抬高盐价,将负担转嫁平民。盐价昂贵,官盐滞销,私盐泛滥,给民众生活及政府财政都造成极大困难。针对盐务的弊端陋规,陶澍以惊人的胆魄,对盐政进行了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他取得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大力支持,首先在淮北二十九州县取销纲商对食盐的垄断。他颁令改行票盐制,允许商人自由领票贩运食盐,但必须照章纳税。这样,过去的垄断纲商就不能坐享巨利了,贪官污吏的盘剥也大大减少,而盐税收入则大大增加,吏民称便。因此,票盐制被人们称为“百世之利”。陶澍兼理盐政八年,革除了垄断商贩的束缚,使商业资本在食盐的运销领域中能自由发展。他是率先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地方大员,大胆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了轰动朝野的成就。
陶澍的廉政务实作风,实源于他“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他生长在安化农村,干过打柴、放牛、捕鱼等体力劳动,因而懂得民间疾苦。吃饭想到耕夫,“常恐七尺身,远愧一囊粟”,喝茶念及茶农,“谁知盘中芽,多少肩上血”。他深知“民以食为本”,决意“平生衣被志万家”。在送友人赴任时,赠诗以“此行要为苍生计,我辈原从白屋来”,与僚友共勉;当出京外任时,在《出都留别诸友》诗中表示:“此行敢忘东南计,我亦壶浆瘠士民”。这些,都体现了陶澍以国事为重、以民情为念的志趣和为国为民一展抱负的情怀。
正由于陶澍关心民瘼,尽力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因此在当时深得民百姓称之为“陶青天”。当陶澍巡视南漕事竣,“回京复命,江南百姓攀辕洒泪”;当他离开川东时,郡中父老随行相送十余里,有诗“来何暮,去何速,何时重来蜀民福”,以表依依惜别之情。陶澍亦赋诗四首(此录一首)回赠:“多情父老挈儿童,此景江南宛若同。记得黄林庄上别,几行挥泪对西风。”在江苏兴修水利工程,他往往徒步行走,夜以继日,亲自勘验工程质量,使所主持修竣的水利工程确实能防洪抗洪,“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在安徽抗灾救灾,他带头捐银三千两赈济灾民,并奔走于受灾各州县,部署各地疏导积水,补插晚禾,大修水利,相互扶助,共渡灾荒,使“流移、老疾、孩稚皆有所养,殍殣者有所瘗,民不知灾”。直到一八三九年,为官数十载的陶澍,终因积劳成疾,六十二岁时在任所溘然辞世。“讣音所至,寮吏军民莫不陨涕”。作为一名封建官僚,能得到民众如此拥戴,确属难能可贵。
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生如一湾小溪。评论历史人物,主要在于考察他的社会实践是否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陶澍将他人生的涓涓细流,慷慨地汇入了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他留下的奏疏、日记、诗赋词章,有不少属鲜为人知的史料,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今,重新认识陶澍这位处在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之交的“临界”人物,探讨其一生为官行政的睿智筹谋、大胆改革、勤廉务实的经历,更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我想,重读《陶澍集》的重要现实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陶澍的周围,曾聚集过众多的能人俊才。受其培养、举荐或影响,相继出现过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名臣能吏。这些著名人物,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可是,与他们相比,陶澍却似乎被人们给淡忘了。多年来,不但研究陶澍的文章、专著极少见,连他的著述文字也不易读到,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一件憾事。岳麓书社首家推出了校勘整理标点本《陶澍集》,为研究陶澍及其所处时代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将弥补其人其事几至不传的遗憾,确是件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