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作者:李亚平-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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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在诧异中等了相当长时间，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体？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苏东坡。”据说，徽宗皇帝一听之下，大为改容（35）。随后，对元祐奸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平心而论，这种变化特别令人心惊胆战。想想看，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时不时地就会以此种方式，发生着治国方略的变化，这实在很难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产生什么乐观的想像。
　　而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
　　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我们帝国的皇帝多数都很聪明。他们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我们大多数聪明的皇帝们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而且，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比如，对于皇帝这样的男性修炼者来说，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
　　能够把全世界男人统统比下去，从而最有条件实现这个梦的，肯定首推我们帝国的元首——皇帝。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相当有趣。
　　比如：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36）
　　这可能会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我们知道，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变化——易，——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37）。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可能令皇帝特别欣慰。
　　大约与他的艺术气质相关，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儿得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华亭，就是今天上海松江县的悟空禅师塔前，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即今日的江苏淮安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公元1123年，也就是宣和五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少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在史书中只是记载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使人倾家荡产。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种情形很像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过的事情。当时，后赵皇帝石虎在首都邺城，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漳，开辟了一个可能是古往今来世界最大的皇家猎场，规定，任何人都不许向野兽扔石头，违者一律处死，其罪名叫“犯兽”。于是，这款罪名一下子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发财致富的阳关大道。许多人被指控“犯兽”，从而倾家荡产。这种情形如今通过花石纲又一次再现。
　　后来，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落入自己手中的政府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从中国人素来不为已甚的行事品格判断，这种极端不留余地的做法，很有可能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而此种情形，在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是民间的一种常态。
　　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史书记载说：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枉死无算，很难统计。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输的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贡品的品种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物产应有尽有，地域涵盖全国，牵连人数和贡品数量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罕见。
　　花石纲闹得举国骚然，包括激起相当大面积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
　　于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一道，创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此为止相当罕见的记录，那就是修建艮岳。
　　与政治上轻佻善变相映成趣，徽宗皇帝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物质享受刻板乏味，其变化万端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从现有史料判断，蔡京似乎从当上宰相那天起，就一刻不停地怂恿皇帝大兴土木。君臣二人高度默契，高度协调。从崇宁元年起，修完景灵宫以后修元符殿，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九座宫殿安放这九鼎。九成宫华丽壮观，固然很好，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起大工程，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了一座令皇帝相当满意的、“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从现有资料判断，蔡京是一位生活品位极高的人。他喜欢吃鹌鹑羹和蟹黄包子，每吃一次鹌鹑羹，需要杀鹌鹑三百只；请人吃一次饭，仅蟹黄包子一项的花费，是一千三百贯钱，大约相当于五十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他家里按照专业人员的标准，养着一位小姐，其职责就是专门负责切葱丝。
　　据说，蔡京最看不上的，就是历朝历代讲究节俭的帝王，每每谈及此处，他都会嗤之以鼻地斥之为“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土得掉渣儿”的意思（38）。
　　以这样的品位辅佐皇帝，档次当然只会更高。
　　或者反过来说，需要这种档次的宰相辅佐的皇帝，品位肯定高得吓人。
　　终于，曾经令皇帝心满意足，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一篇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又在皇帝的感觉中显得“陋”了。于是，这一对君臣高度默契，共同精心策划与实现了一个大手笔，向现实的神仙境界迈进了一大步。
　　这就是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或“寿山”、“寿岳”，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
　　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当初，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我们的皇帝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九十步，约合公制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奇花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其中，一花一竹一木一石价值千贯甚或万贯者，不计其数。山上几十个山洞里，装满了雄黄与卢甘石；雄黄的作用是辟蛇蝎毒虫，卢甘石则据说可以产生云雾。为了产生更好的云雾缭绕的效果，还命人在油绢囊中注满水，放置于山峦峭壁之上，如此形成高山云雾的效果，名之曰：“贡云”。宋徽宗就在这云蒸霞蔚之间，走来走去，寻找着神仙般的浪漫与艺术家的灵感。
　　当时与后世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给人印象较深的两个评价如下：其一曰：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其二曰：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玩意儿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到宣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公元1119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开始，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绣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资料显示，当时，在艮岳和后宫中的少女总数超过了一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