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作者:李亚平-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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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不惜千金求购。有一次，跟随周世宗柴荣攻打淮南，有人私下里到柴荣那儿告状，说赵匡胤打下寿州时，私运极重的财货，达数车之多。柴荣半信半疑，派人去查看，结果发现所有箱子里全部是书籍。柴荣大不解，问他：你刚刚担任高级职务，不好好收拾甲兵舞枪弄棒，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顿首道：“皇上重用我，我常恨自己没有奇谋襄赞皇上。看书就是想找到这方面的智虑见闻。”（28）
当时，被挤在军阀割据夹缝里的文人学士，处境极为艰难。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名叫张式，被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不由分说地聘请为掌书记，负责他的奏章文件。张彦泽凶残苛暴，有一次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掉自己的儿子。张式不肯为他写这封奏章，并劝阻他不要这么干。谁知张彦泽拉弓就要射死张式。张式只好出逃。后来，张式逃到朝廷请求庇护。张彦泽知道后，向朝廷索要张式，并声称，如果得不到张式，将会有不可测之祸。朝廷居然就将张式交给了这个军阀。结果，张彦泽对张式采用了剖心、决口、断手足的刑罚，最后杀死（29）。据说，五代十国时期，类似的事例不少。于是，时人记载说：士子生于斯者，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因此，才会有如此众多的北方文人士子，为了避祸，千山万水远逃四川和江南地区。
如今，赵匡胤偃武修文，倡导文教，尊重读书人，甚至以文制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戴，使人们相信，国家真的是要进入太平盛世了。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相当有名，据说，也是赵匡胤逼这位宰相读书逼出来的。
赵匡胤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那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虽然名贵，打起人来也很疼。据说，他发怒时就是用这把柱斧打人，而且越是亲近的人打得越狠，也就越疼。据说是为了让人长记性。
公元967年，当时是宋太祖的乾德五年。这一年，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平息了蜀中之乱。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然而，有一天却发现了一个惹人耻笑的大笑话，使宰相赵普差一点挨皇帝赵匡胤的柱斧揍：当时，君臣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谈起了年号来，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认为是一个古来无有的好年号。赵普跟着拍马屁，列举了几年来不少好事，然后归功于赵匡胤改的这个年号。
谁知，旁边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极有学问，而且死看不上赵普。他等赵普特别起劲地拍完马屁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可惜，乾德是伪蜀用过的年号。”
皇帝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去查。结果真是前蜀的年号，而且是亡国的年号。这一下赵匡胤的羞惭恼怒可想而知。想起赵普这厮身为宰相，却不读书不看报，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万分。
皇帝阴沉着脸在那儿运气，坐了半天，实在还是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招手叫道：“赵普过来。”
赵普以为要挨那柱斧的揍了，又不敢违抗命令，就战战兢兢地走向御案前，只见皇帝拿起御笔，蘸饱了黑墨，在赵普脸上就是一阵乱写乱画，弄得他满脸满身翰墨淋漓。一边涂，皇帝还一边骂：“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匡胤就是在这一次，说出了他的另外一句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普奇耻大辱，整整一个晚上都不敢洗掉，直到第二天上朝。
从此，大宋宰相赵普开始发愤读书。他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动。人们只是看到他每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书。等到这位宰相死后，人们打开书匣，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从此以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传遍天下了（30）。
皇帝重用读书人，经常喜欢用一段至理名言来告诫周围的武将：天下可以在马上得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之，更不能躺在马上守之。对于军人和武将们震动不小。此时，武将和文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换：现在，双方相见时，文臣已经不需要低眉拱手，一般是由武将们恭恭敬敬地唱个肥诺，先致问候。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是：军人“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31）
新科状元登科后，披金挂彩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满京城游街夸耀，届时，整个帝国首都举城若狂，就像盛大节日一般地瞻仰新科状元文曲星下凡似的风采；所有美丽的少女都在心中梦想着与他结为连理。当时就曾经有人说：这些书生们的风光，甚至超过统兵十万，踏破敌国的大将军。这一切，是在大宋帝国初年开始成为习俗的。皇帝赐闻喜宴请新科进士们喝酒，也是同样在此期间形成的惯例。科举考试在这个时代代表着绝对的进步、平等与文明，为千千万万没有家世背景的莘莘学子打开了改变命运的大门。
读书和读书人如此受人敬重，以至于目不识丁的大将军也要奋起直追。
党进是赵匡胤的一位亲信武将。他不识字，甚至经常搞不清楚自己所统率部队的各种数字。太祖有时问到他，他每每会把幕僚们写在手板上的数字，举起来给赵匡胤看。他被派到高阳戍边时，按规矩，赴任前要到朝堂向皇帝致词告别。太祖体谅他不识字，豁免了他的告别致词。
谁知，他坚决不同意。幕僚们只好将致词写在手板——一种类似文臣们上朝时捧着的笏上，并教他背熟。
届时，党进跪拜如仪，然后，抱着手板跪在那儿，准备致词。谁知，紧张之下，他把明明已经背熟的致词全数忘光，跪在赵匡胤面前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最后，他突然抬起头来，看着赵匡胤，大声说：“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这两句完全不相干的致词一出，殿堂上的在场者无不掩口，“几至失容”。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两句来？”他回答说：“我早就看那帮措大（当时骂人穷酸的俚语）们喜欢在皇帝面前掉书袋，我也掉几句给他们看看，让皇帝知道知道，我也读书来着。”（32）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
在中国所有世代里，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这样的誓约：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33）
誓约中，严重地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的、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其意图，在于约束自己的子孙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封闭甚严。新天子继位时，朝拜完太庙，必须礼启后，跪着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因此，除了历任皇帝，没有人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人为了搜罗战败赔款，将帝国皇宫宫门全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神秘容颜。据说，该石碑高约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乃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世世传承。
想想汉高祖刘邦“不要封异姓王”之类的誓约，想想我们听到的许多皇家“祖宗家法”，想想帝国权势场上一阔脸就变、但凡得势就翻脸无情、对政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的狠毒，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坦率说，笔者沉溺于故纸堆的时日不算短了，每日和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昏君奸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相伴。很难有什么激荡起伏。奇怪的是，当读到赵匡胤的这份誓约时，竟然情不能自禁地潸然泪下。想想实在惆怅，即便是有这样一份誓约的约束，这个朝代还是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而且，就在出现了这样誓约之后的千百年漫长世代里，中国人绝大多数时日的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出现这份誓约的当时。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惨痛所在。此时后话，打住吧。以后再说。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赵匡胤的文治武功，其概要大抵如斯。
在他攻城略地之后，制定了这些政策制度、祖宗家法，大宋帝国的“郁郁乎文哉！”就是在此基地上，成长起来的。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始应用指南针于航海，大规模应用火药；在那个时代，世界最繁华最发达的十大城市里，大约至少有五个以上在中国；在那个时代，帝国汝、定、钧、哥瓷器，从当时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的珍宝；在那个时代，只有通过中国的贸易船队，世界才知道原来海船可以这样造，原来航海可以不迷航；那时，世界许多国家还在刀耕火种；许多欧洲的君主从生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穿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是他们崇高的荣耀；在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私立大学；那时，我们最大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已经几乎达到了一万人。让我们记住它的名字——白鹿洞书院。看看我们的教育现状，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感到惭愧：在那个时代，曾经产生了比任何时代都多的一连串响亮名字，口口相传一千年，直到我们今天。他们肯定还会在我们的子孙那儿继续传下去。他们是：寇准、包公、杨家将、狄青、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柳永、苏东坡、司马光、秦观、黄庭坚、宗泽、李刚、岳飞、韩世忠、梁红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还有及时雨宋公明、打虎武松、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还有李师师，甚至还有秦桧——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我们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鲜血。
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是中国在全世界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的时代。
这就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也最应该令中国人痛心的——大宋帝国。
这一切，可能都与它的开国皇帝、好汉赵匡胤的那个“卧榻”情结有关。
注释：（1）《宋史》卷1《太祖纪一》（2）同上（3）《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4）《宋史》卷1《太祖纪一》（5）《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3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6）《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8）《宋史》卷256《赵普传》（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1）《宋史纪事本末》卷4（12）《宋史》卷481《南汉刘氏世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3）《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世家》（14）《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15）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辽全图”
（16）转引自张家驹《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版（17）《新唐书》卷50《兵志》（18）《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元年（20）同上（21）上述引文见《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载正月等前后各卷（22）《宋史》卷161《职官志》（2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宋史》卷162《职官志》（26）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新五代史》卷52《张彦泽传》（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1）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32）文莹《玉壶清话》卷8，转引自《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53页（33）见王夫之《宋论》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