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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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迎头赶上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人民日报》2000。6。22《国际周刊》）。
令我担忧的是，“官本位”思想，以前虽然受到过批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风行不衰，工资、级别、用车、医疗……种种福利待遇，仍然是职务优先，职称靠边。例如住房分配，正教授只相当于副局级或正处级，副教授只相当于正处或副处级。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综合国力，国家的强弱，都是靠科技实力来领头并推动的。以“官本位”的这些做法，是很伤尖子人才的心的。
我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分成科、处、厅、局甚至省部级。官本位在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反面作用，人们早已从“官商”、“官倒”、变国有资本为“官僚资本”的现实中看得一清二楚了。得才者兴，失才者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人人明白的真理，一遇到“官本位”的既得利益，就只好让真理挂在嘴巴上了。
据悉，对这一问题，人事部已有新政策出台。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可以在国企、高校、科研、银行、保险和证券等单位，被聘任和委任为司局级领导职务（新华社）。但我想，领导职务毕竟是有限的；而高层次人才的增长，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则是无限的。好在据“全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会议”透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实施的“两个基地”模式引人注目。每年一次或多次回国工作，国内工作时间累计一个月以上，就是既在国外有稳定的工作，又在国内有合作项目。这种“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吸引人才的方式，使不少海外留学人员的智力资源，朝着“深层次、可持续、易操作、有实效”的方向发展，促进内外的信息交流、人员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和成果共享，带动了国内的科研工作迅速与国际水平靠拢和接轨。其中一部分人随着国内工作基地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将工作重心向国内转移，最终实现“凤还巢”。正当一些地方承诺给房子给车给高薪吸引高层人才之时，而广州市府则是在机制上给足政策。在国外，个人出技术、政府出资合作，个人想要持股在10％以上是很难的。但广州却允许个人持股30％～40％。一位从美国回来创业的博士，有技术而无资金，政府进行多方面考察后，认为这一创新项目有市场前景，于是在前期一次性投入了5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并将其中40％的股份给了他个人。这家公司现正运作良好。广州鼓励创新的举措，吸引了全国160个重点院校的一百多名博士硕士奔赴羊城（《羊城晚报》2000。8。5要闻版）。
纵观古今，横看中外，帅才总是最稀少的。综合性通才也不多。加之我国从秦汉到民国，重官吏、轻人才的先天体制上的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固强大的。“文革”时鄙薄知识，践踏人才所造成的灾害，坑了几代人。八九十年代，痞子文学大行其道，以侮辱谩骂知识分子的流氓为英雄，以无知加无耻为光荣。连鲁迅算不算作家，也成了问题。因为说他没写过长篇小说。那么，蒲松龄、欧·亨利、契诃夫岂不都算不上作家了么？鄙薄知识的结果是，我们辛辛苦苦以不菲的成本，不短的时间，培养出来的高精尖人才，却被发达国家用高价，轻而易举地捞走了。如果我们再不改弦易辙，大彻大悟，不仅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论会落空，中国在21世纪的现代化实践，也会落空。
八十年代，社会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三句民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敏锐地觉察到就是没有提知识分子。她当即著文，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严酷事实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中国人：“无士则亡。”
美国有个女作家凯瑟如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必须为任何一种异乎寻常的人才，付出无可商讨的高价”（《老美人及其他》）。元朝乃贤诗云：“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南城咏古》）。
人才外流，不仅是个待遇问题；还有科研条件，思想自由，人格是否受到尊重，以及嫉贤妒能，人事关系，宗派偏见……一系列扯皮问题。荀子说国家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于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拒绝）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至，不肖者退，不亦难乎！”（《致士》）我们终于醒悟：再也不能干这种言行相悖、丧失机遇、培植良种却颗粒无收的蠢事了。
令人高兴的是，由于调整了政策（条件成熟时，应该立法），措施比较得当，在国外求学工作的二三十岁的优秀人才，正在演出“凤还巢”。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难得的机遇！真心想“科教兴国”的帅才们，应该紧紧抓住时机！世界性的高科技大战，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逐鹿”，它预示着挑战与机遇并存。让我们听听高尔基的忠告吧：“生活就好比打仗，它的规律很简单，不要坐失良机”（《可笑的奇闻》）。
要哭的沈从文
？ 耿介耳沈从文生性内敛乖巧，虽有数年的大兵生涯，终于也变不了胆怯忧郁的性子。胡适做中国公学校长时，秉兼容并包的治校精神，请了当时尚属初出茅庐的沈从文教小说试作（同时的还有马宗霍教授先秦古文和《说文》，白薇教戏剧，陆侃如、冯沅君教古诗，郑振铎教西洋文学，等等）。选沈从文课程的，其中就有日后为沈从文苦恋且终于成功的张兆和。罗尔纲先生在《胡适琐记》中雅意记叙道：“选他课的约有20多人，但当他第一次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10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这一句古往今来堪称奇绝的老师开场白，刚刚说过，就奔流似的滔滔不绝把当代中国的文坛说了1个小时……”（三联增补本p。75）张兆和与胞姐张允和同在一校，张允和回忆说，“三妹（指兆和——笔者）下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第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百年国士》之四，王大鹏选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版）随后的漫漫三年零九个月时日里，沈从文给张兆和到底写了多少封温婉而坚毅的情书，不得而知。他在爱情中所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深挚情欲战胜了他惯有的畏怯与自卑，甚至他搬动胡适亲为说服，试图打动张兆和。但张兆和却爽直地告诉胡校长：“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适笑道：“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兆和急红了脸：“不要讲！”胡适很郑重地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其时，胡适是张沈一事的三个知情人之一。这从保存整理出来的《从文家书》（1996年上海远东版）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罗尔纲的印象里，胡适是不可能为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师生恋”搭桥的。他对将这段情缘写进《胡适传》的白吉庵先生解释说，当时他与张兆和是同班同学，并且一同上过只有7个人选修的《说文》，即使如此，他与张兆和之间也是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很自然，在罗尔纲看来，在那样的环境里怎么可能有胡适与沈张之事呢？“绝无可能”！这自然是罗尔纲先生推己及人的判断。小事一桩，倒可看到罗先生迂滞与木讷的可爱。以他的性格，哪里会想到，当他常常埋首书卷的时候，那边厢的沈从文已不知给张兆和写了多少欲生欲死的情话了呢！
沈从文在爱情中的自我超越，在他一生的胆怯自卑的性格中是一个仅见的亮点。在1931年1月6日致张兆和的信中，他说：“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从文家书》p。42）沈从文爱得细腻而悲伤，这悲伤的背后，便是他的沉郁顿挫，他的有容乃大。张允和先生有一段记述沈从文哭的文字，因为写得真切，我觉得仿佛看到了沈从文先生。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人生活，怪可怜的。屋予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摘自《百年国士》之四，王大鹏选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版。）“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一句话，无意间如谶言一般了。沈从文脆弱，但具韧性，他折服于爱人的膝下，做爱的奴隶，而他却远在1934年就说：“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看这颗自负的心，便是难动的磐石吧！
然而，1949年，精神一度崩溃的沈从文喃喃道：“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
充满芳香的人
？ 方 烛
我是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认识的牛汉先生。农忙时我们学生也在农田帮忙双抢，烈日下是一片弯腰割稻的知识分子，现在想想，其中不少名人。
当时，我自恃年少镰下生风，拼命追赶遥遥领先的牛汉，他是全连（干校按部队编制）最棒的劳力，超过他心理上很有成就感的。当我终于如愿以偿时，他立刻直起高大的身躯，在我余光所及的斜后面笑哈哈地说：“嗬，还是小孩割得快，没腰。我们老了，腰弯不下去了。”虽然我当时分明感到我的背部以下有腰，都疼得快断了。
后来我们都回到北京，他是父亲（舒芜）的同事，粉碎“四人帮”后有时和同事一起来我家聚谈小道消息，那是“照既定方针办”的年代，人们的心还是缩成一小团难以舒展。那天傍晚父亲请他们出去吃小馆，出大门前到我和奶奶做饭的屋子关照一声。当时几个客人沉默规矩地立在父亲身后，脸虽向着屋子，表情却是凝重、沉郁、封闭的。惟有牛汉先生与众不同，神情开放。他一米九几，站在别人背后，从众人肩上探进那张圆圆的娃娃脸，朝我们嘿嘿笑着打招呼，那是山东大汉式的爽朗和孩子气结合的感染人的笑，他同时转着头兴致勃勃地满房间看。当时那间屋子里只有我们用钉子钉成的小柜子、木板床和一张饭桌，全都铺着塑料布，从摆设来说，实在一无可看。
对于牛汉先生的苦难，我只是抽象地知道。他是“胡风分子”，长期隔离反省，继以下放劳动。我虽并未在他最痛苦的漫长时期见过他，对他在灾难中的具体的姿态、神情、步履、呼吸，我没一点印象。可是最近见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艾青问我：‘牛汉，你说你这许多年的最大的能耐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就回答道：‘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我立刻相信他这个自述，仅凭我有深刻印象的他那娃娃脸上透明的笑，和超强劳力的英姿，我就相信。我还想起一件趣事：“文革”初，牛汉和父亲都关在“牛棚”，传闻某些单位造反派勒令“牛鬼蛇神”互打耳光，父亲私下对牛汉说：幸亏咱们这儿没这么搞！牛汉却笑答：“那要看什么人打，我这个大巴掌打下去可够受的，要是×××那双软软的小手打在脸上，嘿！那可真来劲！”×××是他们单位的女同事，曾有美人之名，一向极左，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打手，没料到“文革”一来，也被“革命群众”“义愤填膺”地揪进牛棚，牛汉显然在嘲笑她，有趣的是他在那样暗无天日时还有心思谈笑风生。从干校回京后牛汉被派在资料科管阅览室，仍是贬抑在另册，他却能和“革命干部”们在工间操时一道嘻嘻哈哈地逛菜场。这些都透着他乐观的人格力量。（诗人兼散文家的乐观）
近来，我看了他两本散文集，深切地了解了他的内心其实异常沉重。只是他很少谈自己，锥心的疼痛往往是在论述别人时表达出来的。在他的笔下汇集了许多沉甸甸的形象，他是他们的挚友，是被政治的雷电击落的苍鹰，他们彼此的命运早已融在一起。他在《重逢》这篇文章的结尾说：“胡风已成为古人，不会跟他重逢了，但是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或许比某些生者距我们还要近些。”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使人心口发疼。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篇，它们汇集成一阵阵强大的风暴，从人心上凄厉地刮过，回声至今犹在耳边。
惟有他回忆童年的文字，能使人稍透一口气，读者能嗅到北方乡村清亮的空气，见到一个个同样忍受苦难的坚毅的生命，作者珍爱他们，用一把诗的拂尘，把这些贫穷的农民形象拂得闪闪发亮。作者深爱他的故乡，从他笔下流出的云、风、河流，柳条、转蓬、高粱，风筝，大骡子、小羊、小八哥，都带着作者滚热的体温和梦幻温馨的色彩，布满故乡的大地和天空。童年时代的作者的全部生龙活虎的日子充溢在这里，每篇文章都像一部配着怀旧乐曲的电影一样耐人寻味。
他还有一些论述青年诗友的文字，这些青年的性格大致两种，与他有别和与他近似。对于他自称不太熟悉的人类另一部分情感——恬淡、温柔、宁静，他能以大诗人的胸怀去理解、去体味（体味得十分深邃），读出其中隐匿的苍茫情感和幽深的故事，笔致诚恳细微，承载起了久违的美和爱。对于另一部分和他近似的情感（他称自己的情感极其躁动）则写得尤为精彩。读者能感到他的笔如此温暖深厚，对这些朋友的理解和爱是这么清明透澈，比如他描述张洪波：
晚餐时，他与诗人晓渡的酒量不相上下，一杯杯地倾入厚实无量的心胸中。洪波的眼睛闪射出过去所没有的明媚的火焰（不是线状的光芒），而他的笑声却仍然浑浊不清，不能如酒似地澄清起来。觉出一些粗犷，也觉出一些苍凉，但绝无半点伤感。他的粗声粗气的话语，汗湿而光洁的额头，讥讽而冷峻的眼神，强烈地刺激着我，而上面写的那几个词：凝重、沉郁、悲凉、深暗、浑浊等等，都从规范的词意中解脱了出来，如感知春天来临的熊，走出洞穴，快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