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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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重、沉郁、悲凉、深暗、浑浊等等，都从规范的词意中解脱了出来，如感知春天来临的熊，走出洞穴，快活地抖动了一下身躯，突然地变成了另一类新奇的词。
描述得多么亲切、形象、生动！越读他的文章，越觉得在他的粗犷开朗下是绵密如丝的情感，有时可以说是似水柔情。也更加觉得牛汉先生的内心，他的情感就像计算机一样贮藏了惊人的内容，简直可以无穷尽地开发，当你认为这么丰富的内涵肯定完全包括他了，才发现眼前又是一片新世界。他永远有比你已知道的更深更浓的思想情感，并且充满诗意的芬芳（不是一般意义，而是有思想重量、天才重量的芳香）。你只有跟着他不断升级，不断地看他的新著，才能更了解他。
牛汉先生的大半生是在黑暗悲愤中度过，只是他在痛苦中从未失去过快乐、豁达、温馨，他使人感到生命的鲜活、神圣和庄严，也使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到诗与欢乐的力量，我忽然意识到写这样一个人，即使写他的滑稽幽默，也应用庄严的心情。我想，我是用了这样的心情吧！
汉语中的洛特雷阿蒙
？ 曾 园
出版的契机
我谈论的是洛特雷阿蒙，而不是法语中的Lautréamant。我不会读Lautréamant，也不懂e上面的重音符号有什么意义或者必要。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版《七星文库》中列出的研究洛特雷阿蒙的专著已达300多种，散见于各种杂志的文章不计其数。据说，根据当局的旨意，反对洛特雷阿蒙的书已经写出了数百万本。我的谈论将不涉及对诗人的褒贬，也不想成为法国文学界的主流批评在远东的沉闷回声（或迟到的鹦鹉）。在法语中他被谈得太多，在汉语中他却很少被提及，即使在那些“先锋”杂志的专业的诗歌研究领域。
洛特雷阿蒙并非只是一个法国诗人。在世界范围内，他也许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大诗人之一。昆德拉在谈话中为了解释《笑忘录》的第四部《天使》的复调艺术，提到了洛特雷阿蒙的名句，这是在同一主题的桌子上，“一架缝纫机与一把雨伞的相遇”。后来昆德拉多次提到这句话，并由衷地表达自己作为小说家对诗人洛特雷阿蒙的敬意：“复调小说与其说是技巧性的，不如说更富于诗意。”
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由车槿山先生译出，在1995年出版，那时昆德拉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然而《马尔多罗之歌》却没有引起注意。这真是奇怪。
经三毛推荐的贾平凹（并非不出名），一夜蹿红，成为大陆最畅销的作家。
经张爱玲点名的苏青，这几年出了散文集、小说，甚至出了《苏青文集》。《海上花列传》出了各种版本，今年还由电影公司破费巨资拍成了电影，作为中国的艺术瑰宝慎重地进入美国，去竞争奥斯卡奖。
默默无闻的钱钟书先生，由于小说改成了电视剧，在耄耋之年突然成为出版界最红的明星，连学术著作都被盗版，摆在火车站的书摊上出售。（这曾经是普鲁斯特的梦想。）
从这些作品的出版经历看，要引起出版社的注意并引起读者的注意，作品质量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作品必需具有某种和新闻类似的“由头”。然而，书籍有自己的命运……
《马尔多罗之歌》
如果孤立地看，这本书的内容的确骇人听闻又难以令人置信：仇视人类、咒骂上帝、无视传统道德。但是这些内容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洛特雷阿蒙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像密茨凯维支、拜伦、弥尔顿、骚塞、缪塞、波德莱尔一样歌唱了恶，当然，我把调子夸张了一点以便创新。”（这个名单也许还要加上歌德、布莱克。）这些夸张的地方包括：恶毒地攻击上帝，描绘上帝的各种丑行，人与人之间的虐杀，修筑一个矿坑，“面积40平方公里，有着相当的深度，那儿掩藏着有生命的虱矿”。大批量的虱子成熟后被倒向城市。
当然，主人翁马尔多罗并非总是作恶，他有自己的体系（混乱不堪）和计划（毁灭再毁灭），他的出发点是热爱人类，他对人类的深仇大恨也来源于此。（书中遍布这种惊人逻辑。）他平常四处流浪，酷爱数学。“啊，严谨的数学，自从你们那比蜜还甜的深奥课程像凉爽的波浪滋润我的心田之后，我没有忘记你们。”在这种纯属私人爱好的领域内，他发现并培养了自己日后的风格：“极端的冷漠、完美的谨慎和无情的逻辑。”并竖立自己爱好的坚定法则：“不认识你的人是疯子，应处以最重的刑罚。”洛特雷阿蒙就是以这种无与伦比的偏僻古怪的方式，一个又一个地穷尽那些反伦理、反传统、反宗教的各种主题：同性恋、不卫生的生活、歌唱罕见动物、犯罪，等等。
这样一个早夭的诗人（他24岁死于战乱的围城中），主要著作《马尔多罗之歌》1869年出版，由于可以想得到的原因5年后才开始在比利时出售，与题材的惊人性相对照的是这本书在商业上的默默无闻。然而在50年后，这位浪漫主义的弃儿却突然成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授精者”，的确，正是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生下了他们精神上的“父亲”。
形而上学的纨袴子弟
加缪在《反叛者》中曾界定了形而上学的反叛，即人起来反对自身条件和整个创造的行动。而洛特雷阿蒙在反叛的历史中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纨袴子弟。
奔放的情感和独特的手法被忽略以后，加缪这样概括《马尔多罗之歌》的内容：恶的连祷文。它的艺术特色是用剃须刀划破的嘴露出的笑代替古代微笑。“一个狂热的而且是不和谐的幽默形象。”
热爱奇特比喻的读者曾徒劳地寻找《马尔多罗之歌》背后的“意义”，他们猜想这个煞有介事的宏大结构之中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的廊柱和拱顶。但是如果结合洛特雷阿蒙的后期著作《诗歌》来看，这位刚刚走出童年的诗歌恐怖分子（他才21岁）要宣告的道德训诫是单调而简陋的，“归纳了唱诗班儿童和军训教材的道德”。《马尔多罗之歌》的调子很高，在它的系统之中，人是卑鄙的（在多数情况下他这样说），创造者是卑鄙的，因此高高在上的“正义”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一切人。但“正义”本身并没有源泉和支柱，通常是孤零零地以名词形态悬挂在真空中。谁都可以自封为“正义”的代言人，出面惩罚人类和上帝。惩罚要达到何种目的：彻底地毁灭。一切都回归到原始的大海之中，以海藻和章鱼的形态维持这个既是毁灭又是和解的地方。
《马尔多罗之歌》译文与汉语的活力
为了避免郢书燕说，我决定采取不打折扣的方法谈论洛特雷阿蒙的美学特征。就是说我不用印象式批评方法，不谈自己如何“浮想联翩”产生的“强烈感受”。
在颂扬大海的那个段落里，洛特雷阿蒙在括号里有一个离题的慨叹：“谁也不知道我对美的向往中包含多少爱。”这种爱是深广的，苦涩的，同时又是不可思议的。套用他自己的比喻，“辽阔宽广如同哲人的反省，如同女人的爱情，如同诗人的沉思，如同鸟儿神圣的美。”他就是带着这份独特烫人的爱来改造人们关于“美”的观念。
他谈论的事物是如此之多，涵盖了海洋、陆地、天空，他的思维跨越历史、政治、地理、生物、文学，他的事物在他的谈论中反复经历各个层面，并在这种滑动之中故意制造碰撞，以激发新的灵感。“老蜘蛛……仔细地听着空气中是否还有响声在抖动牙床。鉴于它的昆虫形态，如果它想为文学宝库增添一些闪光的拟人法，就不能不给响声一对牙床。”如果要深究这种表述传达了何种信息及信息的意向显然是困难的。它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审美的愉悦。这样的审美愉悦我们在阅读古文的时候偶尔可以遇到，如“栈石星饭，结荷水宿”（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奇怪的是外国语言可以翻译成白话文，而文言文却不能翻译成白话文。有人反复尝试，但翻译的效果不好。可以勉强传达意思，却无法传达审美的愉悦。（作家王蒙甚至认为学术著作也无法翻译成好的白话文。）这是否是因为白话文自诞生之初就自觉成为了“劳动号子”而回避了招呼异性的功能？
罗兰·巴特可以率领他的学生从《少年维特的烦恼》生发出一本新书《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又名《恋人絮语》），而我们的年轻人想起爱情小说只能记起琼瑶。只能记起空想的、串成成语的、讲道理的或歇斯底里的爱情。要知道语言的个人用途中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调情！而这个时代的抒情词汇是那样贫乏，那些中心词如“爱”、“吻”、“想念”、“心”、“亲爱的”、“心上人”总像是翻译过来的，甚至“我爱你”这样的短语也必须用外语去说才觉得顺口（说的时候是I
Iaugh you，这里包含着某种悲哀）。汉语从语言的核心退出，充分说明使用者对本民族语言的不信任。但是请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谈爱国，语言的使用者必定是在他自己的听觉之秤上掂量以后才做出决定的。而他的决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现代汉语确实显得不活泼，沉着中有点呆板，抒情中带着枯燥。不要提起钱钟书和张爱玲的书，它们只是新近才被发现的文本，在白话文汹涌向前发展的洪流中它们只是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的涟漪。
这里不展开谈白话文的发展过程，让我们看看《马尔多罗之歌》中的隐喻吧，“暴雨——狂风的妹妹”、“古老的海洋，啊，伟大的单身汉”、“丝绸的目光”、“葬礼的咽喉”、“冷笑的解剖刀”、“思考的纱幕”、“生活的棱杯”、“耳朵的镣铐”，多么精美迷人！再看看隐喻的密度：“……是的，我感到我的灵魂被锁在身体的插销中无法解脱，它无法远离人潮拍打的海岸，以便不再目睹灾难组成的铅色猎犬群的表演……”我有时想是否洛特雷阿蒙有一个能时常短路的大脑或者有世上惟一的、失传的创作方法。他自己解释说（不一定是认真的）：“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使用给人好感的隐喻，这一修辞格帮助人类憧憬无限，它提供的服务比一些人努力想像的还要多，这些人浸透了成见和错误思想——这是一回事。”
简单地说，在比喻中用了“像”就是明喻，不用“像”的是隐喻。但洛特雷阿蒙的明喻中给人的感觉恰恰是不该用“像”，甚至根本不该是比喻。“美丽得像自杀”、“忧郁得像宇宙”这样的暴力组合说明了作者在写这部书时拥有的是像强盗一样勇敢的心。他最著名的比喻是：“他美得像猛禽爪子的收缩，还像后颈部软组织伤口中隐隐约约的肌肉运动，更像那总是由被捉的动物重新张开、可以独自不停地夹住啮齿动物、甚至藏在麦秸里也能运转的永恒的捕鼠器，尤其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手术台上的偶然相遇！”这个层层推进的比喻不啻是一个宣告：现代诗歌不是人道主义的，它是一个美学实验，它要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超现实主义诗人就是把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距离是否够远当做衡量诗歌意象好坏的标准。这和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的“远取譬”是相似的（似乎已经失传）。当然，这个标准不与“可传达性”相兼容。这已不是一个新话题，高尔基在1927年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就说过：“我时常觉得，印象和形象的关联在您的诗中是如此淡漠，简直无从捉摸。”
“善”与“恶”
人性是善还是恶？
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企图把它谈清楚，也不可能分出两种说法的轩轾。自古以来，都认为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区别真的有这么明显吗？荀子以降，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着他的旗号反对孟子。仲长敖就在他的《核性赋》里伪托荀子和学生的答问，兜售他不热爱生活的那一套言论。荀子的中心论点是：“……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据考证，“伪”犹“人为”，并无“假装”之意。孟子的意思和这个说法相反，“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悲哉！”孟子从来就没有说过“人”不作恶，或世上好人多于坏人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随着《三字经》的出版和儒学的僵化，这个问题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在西方同样有两种说法，哲学家也是争论不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了黑格尔的“人的本性是恶的”，“说出了一种比费尔巴哈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也许是“四人帮”推行过一阵子“性恶论”，所以拨乱反正的结果是“性善论”占了上风。布罗茨基有段话可以总结那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每逢碰到好人好事，善良的人总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啊！”这种不具备统计学意义的判断逐渐占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脑。加上他们迷信而片面地理解“文如其人”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含义。他们忽视了做人与作文不能画等号，钱钟书先生说过，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刻薄”的人（并非指为人）善作文字，而和厚者则平凡。
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是否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恶”在文学中开辟的一条崭新的歧路？所幸已经有人在另外的地点看到了相似的风景。诗人王家新在他的随笔《读叶芝日记》中说他意外地发现叶芝“有一回与一个亲爱的朋友散步在一座树林里时，手里提着一柄斧头，那冲动有一刻采取了一种凶杀的形式……”王家新写道：“我们中国作家和诗人温良恭俭让惯了，或者说虚伪惯了，以至于对自身的黑暗视而不见。”他想到，茨维塔耶娃写过：“然而，在我的胸膛里，恶比爱情更古老。”于是他沉痛地说：“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深入到‘恶’之中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总是将善与恶对立起来，避恶从善”，“我们不了解在人类的智慧里还有一种‘邪恶的玄学’，不懂得人类还可以把‘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能量——起码在创作的领域如此！”
目前，在西方文学界，单纯地歌颂、描写“恶”已经没有市场。（畅销书不在谈论之列。）他们早已开始考虑以新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古老主题。布莱克写出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是一种处理方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更有意思，玛格丽特为了救出大师和他的小说，借助撒旦的力量惩罚了恶人和恶人控制的文学界；她付出的只是以她自己的名字参加一次舞会，如果世上真有这样的事，尝试一次又有何不可？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
？ 智效民
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无不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