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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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明代的二百七十余年当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秉公执法，忠直敢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时期给事中吴原、御史徐镛劾西厂首领太监汪直；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甚至对于封建王朝的最高君主，有的御史也敢冒杀头之险，犯颜直谏。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时，恰巧遇见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但领头的太监自以为有圣旨在身，不把周观政放在眼里，与其强辩。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无奈，只好回宫面奏朱元璋。不多一会儿，传出皇上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周御史可以回去安息。不料，周观政不依不饶，坚持“必面奉诏”。没有办法，朱元璋只好亲自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无庸置疑，正是由于明代监察制度和这些监察官的努力，不仅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障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也保卫了“朱氏天下”皇权的稳固。
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这种制度对于吏治的监察并非是万能的，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其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一切法律、制度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和封建专制君主制度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是操纵在皇帝手中。对于贪官污吏的腐败该不该惩治，该何时惩治，惩治到何种程度，以及惩治的范围与力度并不是取决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归根结底，监察制度的实施与否，完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的贤明与昏庸，与他的个人品质和才干联系在一起。
由于监察官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从根本上说，尽管有了明确的法律和严密的制度，但仍然是人治天下。因为监察官无论怎样弹劾、谏诤，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还是瞎掰！对于吏治腐败的惩治与打击，完全以皇帝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皇上说腐败，就是腐败，皇上说该惩办，就得惩办。
从明代历史上看，监察官在执行监察职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得罪既得利益的权贵和官僚特权集团，并遭到这些势力的疯狂抵抗、反扑、毁谤、甚至迫害。所以，监察官们执法办案必须也只能依赖于皇权的保护才能进行。倘若失去了这种保护，不仅吏治监察寸步难行，而且监察官的下场也将是非常悲惨的。从监察制度与监察官吏对皇权的依赖进行分析，明代监察制度背后，散发着浓厚的人治气味。也正因如此，这种监察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和吏治昏暗的弊端。从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严嵩的弹劾案来看，就充分暴露了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县介溪村人。自幼聪颖，在乡里号称“神童”。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严嵩考中进士，被选中为翰林院庶吉士（练习办事的后备官员）。孝宗病死后，十五岁太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明武宗。因朱厚照年幼且荒淫无度，导致宁王朱宸濠叛乱。1521年，武宗朱厚照死去，由兴献王朱厚癅
继位，年号嘉靖。嘉靖皇帝笃信道教，严嵩便投其所好，深得明世宗的宠爱。每逢斋祭大礼，嘉靖斋醮焚化的“青词”（一种用朱墨写在青藤纸上的骈体行文，用做祷告上苍，求神保佑）。一概由严嵩执笔。由于这层特殊关系，严嵩得以加封太子太保。
嘉靖好道，身居宫苑，在长达四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中，竟然有二十多年从不上朝，专事玄修。朝中大事，完全依赖严嵩。在严嵩担任内阁首辅的二十一年中，他趁机树植党羽，分据要津，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在当时，严嵩简直是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不仅满朝文武纷纷阿附，甚至连六部尚书也曲意逢迎。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一批批监察官吏却挺身而出，不顾身家性命，与严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众御史和给事中为搬倒奸臣严嵩，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嘉靖二十四年，御史何维柏疏劾严嵩贪罪，将他比做唐朝奸相李林甫，并直言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纯属邪路邀宠。嘉靖闻之，大为恼怒，不但严嵩毫发未损，反而下令将何维柏逮捕治罪。嘉靖三十一年，御史王宗茂冒死上疏，历数严嵩八大罪状：卖官鬻爵，结党营私；选拔人才，惟贿是问；贪污财物，数额巨大；广占良田，修筑豪宅；纵奴行凶，虐害居民；穷奢极欲，生活腐化；耽误国事，民怨极大；豢养爪牙，扰乱朝政。王茂宗恳请皇上严惩国贼。但是，这一番肺腑忠言，却又遭到嘉靖的厌恶，他认为王宗茂是“诬诋大臣”，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借机又削夺了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七年御史赵锦，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纷纷弹劾严嵩，但得到的不是严刑拷打，削籍为民，就是逮捕入狱，充军流放。
直到严嵩八十岁时，人渐混沌，精力不济，处理朝政，奏对不当，给皇帝所写“青词”又往往叫人捉刀代笔，不能叫嘉靖满意，因此渐渐失宠。嘉靖四十年，御史邹应龙上疏再次弹劾严嵩父子，并言“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请把我的头砍下来以谢严嵩父子”。世宗看到邹应龙的上疏，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旨让严嵩退休，贬严世藩充军雷州。但严世藩竟然抗命不从，反而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嘉靖四十二年，御史林润上疏再次上奏朝廷，世宗闻听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又下诏将严嵩及其孙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虽然，明朝有如此严密的监察制度，又有许多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监察官，但为了反掉一个贪官，竟然花费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如果以人治天下，那么，就算是有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因为，取悦一人，便可横行天下，控制一人，便可以抵挡住制度的所有进攻。
其二，明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展得比较完备，在维护封建统治和巩固皇权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毕竟这些监察官吏是由封建官僚所组成，因此，其自身必然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日益衰败，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而蜕化变质，最终沦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利益派别争权夺势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澄清吏治的制衡作用。在明世宗嘉靖至明神宗万历的近百年间，廷臣纷乱芜杂，言官蛊惑是非，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大臣，彼此之间相互猜忌，相互利用。这时候，无论是监察官还是被监察的廷臣，都高举着效忠皇上，反腐败的大旗，相互攻讦。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东林、齐、楚、浙四党交恶；内阁、吏部与言官（即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刻的监察制度与吏治考核机制，已经成为各派党争手中“党同伐异”，“罔上行私”的工具。尽管监察官吏们仍信誓旦旦地声称要“澄清吏治”，稳固国家社稷的“万世基业”，但“居言路者各所其他”。在万历年间，齐、楚、浙三党的党争，竟然是由监察官们一手造成。
一旦监察制度成为各派党争的工具，明末国祚消沉的颓势便显露出来。万历年间三次核察官吏，尽管监察制度仍在执行，监察机制仍在运作，但此时的监察已今非昔比，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吏治的整顿，而变成了各种势力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角逐，“名为核察官吏，实为党争托辞”。一时间，大臣之间狗咬狗，左右弹劾；朝廷上下无头绪，相互掣肘。同时，贪污纳贿之风也在科道官员中不断滋长，监察官吏“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耳！”（李清《三垣笔记》）
完备的监察制度并没有使封建专制王朝的吏治得以澄清，也未能使监察官吏自身获得永久的免疫力。明朝的监察制度与其机构最后的蜕变，是封建腐朽的专制制度必然的结果，也是监察制度与监察官们自身的悲哀。
学会写信
学 会 写 信
？ 苏 华
前几天，我的孩子从北京给我发回一份传真，说他不会邮寄信件，以后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或发传真，并催我尽快上网，以便互发电子邮件。这事让我感叹：一个读了十几年书的学生，连封家信都写不好，且不会邮寄，这算什么事？不过他倒也有办法，发传真或发电子邮件给你，也算是扬长补短的一种聪明表现。“不会写信”，但能在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下，玩出这种花样当然也是一种趣事。但我始终认为，学会写信和学会利用电脑发电子邮件绝对是两码事。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学会写信，似乎更具人情味，更耐读，也更难一些。也许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从我的孩子“不会写信〃这件事上，也可看出我们这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的编写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藏有—本《新撰句解共和尺牍》（四册），系上海广益书局民国八年八月出版印行的。此书将书信的通复分编为十六类，即家庭、亲党（亲戚）、通候、庆贺、吊唁、慰藉、馈赠、恳托、讯问、借贷、索偿、延荐、介绍、规劝、邀约、催促。用编者贺群的话说：一、此书“凡社会应有各事，概已备述。初学尺牍者手此而观摩之，可获随事应用之助益。”二、“编中每函皆有答复。事情语气，互相符合，于社会上往来酬答之作用，尤多便利。”三、“近今社会往来之书札，泰半陋俚，不堪入目，国粹沦亡，至可恫叹。本编注意及兹，故藉尺牍为演习国文之功用，所撰各类文字，一以理明词达，宜雅宜俗为主。而每函复加以句解，俾学者容易通晓文言，以脱除粗俚之陋习”。四、“典故载明出处，另行注释，更足使读者知运用文字之法”。五、“各种称呼格式，概从新制，尽合时宜。尤堪资为书札之规程。”由此可见，句解详细，使之了然于目，了然于心，而后使读者掌握写信复答的基本常识，进而自如地运用文字，脱除粗俚之陋习，是此尺牍的最大特色。当然，“概从新制，尽合时宜”，只是说从清朝到民国的新制，合的也只是当时的时宜。时至今日，新时代的新语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书信上的表现，大体也是如此。但《新撰句解共和尺牍》中的各种称呼格式和写信的基本规程，仍然是可以借助的实用部分。我们现在不知出版了多少用白话翻译的古文，但像广益书局出的这种实用书籍实在是少而又少。过去写书编书出书是专而精，现在则是博而杂，哪个效果更好一些？不好说，也不好比。但从目前不少人不会写信、写不好信，或者开头只是一个“你好”，结尾尽致一个“敬礼”的千篇一律来看，现在的书札是越来越没意思了，更别说其收藏价值了。我不知道收入《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的那些名家，有几人是读过《新撰句解共和尺牍》才入道的，但他们所受过这方面起码的启蒙教育，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书札原本是写的，现在却在传声时代的影响下，更多地变成了“说”的，这难免令人颇生感叹。
也是在这四册《新撰句解共和尺牍》的封二、书名页、版权页上，我还看到该书局的另外几种新书广告。如《新编分类日用万全新书》，刊有广告词两条，一是“欲立足社会，不可不读此书”，一是“当代之巨著，日用之宝筏”。在详列了此书的三十辑种类目录之后，另告读者“全书分订二十册，装—锦匣，定价大洋二元，函购加寄费一角三分”。想想八十年前，书刊广告和邮购竟能做到这种份上，难怪让人怀旧，并令人叹息不已了。再如，《新体启蒙尺牍》、《新撰分类尺牍观海》、《绘图幼稚尺牍》、《绘图童子尺牍》、《初等学生尺牍》、《高等学生尺牍》以及《湘绮楼书牍》、《黄克强书牍》、《吕东莱尺牍》、《俞曲园书牍》、《黄石斋书牍》等等，莫不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交际指南》一书；广益书局的此书广告说本书有六大特色：一，材料最丰富（因为汇辑了各种通俗应酬之事，而且囊括无遗）；二、门类最完备（是由于它将各项文事部别安排的井然有序，按类查阅尽知人意）；三、体例最精审（是因书内程式与文字互列而立例，极为精究）；四、人事最详细（完全是因列举了一切应酬上的问题，与人事确有助益）；五、文件最新美（盖因各式文件全都由出版者改写成半文半白的“新制”，既雅又合时宜）；六、应用最利便（利便就利便在把各界情事罗列得极为详尽，遇事采用，均有依据）。因为觉得有意思，又因为手头有这本《新撰句解共和尺牍》和一九八三年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该书局的《俗语典》，所以也就顺查了一下朱联保编撰的《近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始知，广益书局开设于一九零零年，是由魏天生和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合伙办的。先出版科举考试策论和童蒙读物，后出版石印的经史子集和通俗小说等，推销于小城镇和农村。该书局存在了五十六年，自设石印和铅印印刷厂；在北京、广州、汉口、长沙、开封、沈阳、南京、南昌、重庆等地设有分店。据朱联保先生介绍：“改组公司前的四十几年（一九四四年改组为股份公司，魏炳荣任董事长，刘季康为总经理），发行通俗图书较具规模；改组公司后的十几年，出书比较正规，如一九五—年出版杨荫深编的《新辞典》，由于当年群众需要这种工具书以利学习，故销数多而获利亦多。并曾出版‘工农兵丛书’、‘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故事丛书’等。这两套丛书，虽适合当时需要，但内容都剪自报刊文章草草编成。”—个很具规模、很有出版发行通俗图书经验，且口口不离“新制”的书局，因为国家改貌了，出版商本身也被改造了，结果就从读者的目光中消失了。如果用被调整过来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事，我想，寿终正寝的恐怕就不单单是一个广益书局，而是—套多少还行之有效的文字启蒙自学教育和自行掌握运用文字的一些基本规程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