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了权力。”〔37〕因此，福柯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当采取一种还原历史语境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而陈寅恪提出的历史研究中的“了解之同情”完全可视为“知识考古学”的题中之义。
如果“知识考古学”——亦或“了解之同情”能够使我们获得如下的知识——是二十世纪的学术形态本身决定了学者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反过来——由学者的永恒的道德决定二十世纪“学术”的价值——因为人格道德作为一种历史知识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们面对的老问题或许将为一些新问题所取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学术”？在今天我们要通过“学术”言说怎样的“政治”？——或者说，在当下的语境中，是什么“政治”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确认自身存在的“他者”？是全球化、市场化的“政治”？还是“民族国家”的“政治”？亦或是制度政治？还是反制度的“新左派”的“政治”？
或许在这些层面上，我们对历史的清理与讨论才真正具有更多的“反思”意义。
注释：
〔1〕〔2〕〔3〕〔11〕〔13〕〔20〕〔22〕〔23〕〔24〕〔26〕〔31〕〔32〕〔36〕夏中义《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第56页、第55页、第450页、第131页、第151页、第459～460页、第13页、第54页、第324页、第87页、第87页、第354页。
〔4〕〔5〕〔6〕《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7～288页、第285页、第311页。
〔7〕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1947年版，第962～963页。
〔8〕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0〕《王瑶文集》第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12〕〔19〕〔28〕《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1993年版第36页、第94页、第210页。
〔14〕见1920年8月1日《晨报》增刊第二张。
〔15〕参见《胡适文存》第297～300页。
〔16〕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2000年第1期第40页。
〔17〕见王蒙、陶东风《多元与沟通——关于当代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对话》，载《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16页。
〔18〕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21〕〔34〕〔35〕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第57页、第58页。
〔25〕见朱学勤文“1998年关于：陈寅恪、顾准、王小波”，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27〕〔31〕《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小引、第215页。
〔2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3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7〕福柯“关于监狱的对话”，中译文见《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80页。
文化英雄、文学想像与身份焦虑
？ 李 勇
陈寅恪和顾准在九十年代的戏剧性出场无疑是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这两位生前蒙难的先贤肯定无法预想这份身后的荣耀。而且，我甚至怀疑他们如果泉下有知，是否会像那些崇拜他们的热心人一样对这份迟到的荣耀感到振奋。因为另一位也属被人们关心的同类人物钱钟书先生就在亲历这种喧嚣的场面时表现出了“逃名如逃役”的姿态。
这种真实人物与媒体塑造的文化英雄之间的反差，是我所说的戏剧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然而不管这些真实人物的意愿如何，媒体仍然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让那些被塑造的形象衍生着，从而形成了戏剧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以陈寅恪和顾准为核心形成了两个文化英雄系列。系列一：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钟书、钱穆、辜鸿铭等；系列二：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1〕这些先贤英烈在被人们追念之时，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化妆，被抹涂，被传奇化了。而一旦有了这些主观因素的加入，这些人物形象本身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不同知识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所叙述的文化英雄，虽然是同名同姓的人，却往往“对面不相识”。同是陈寅恪，陆键东笔下的那位特立独行的文化殉道者与吴定宇笔下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埋头工作的知识分子之间究竟有多少相同？〔2〕
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到被塑造的文化英雄形象，中间经过了十分复杂的变化。有人准确地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从专门研究者的解读，到知识界的认同，再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些形象符号从被压抑的学术权威，变成有独立意志的逃离者，再变成有叛逆精神的反抗者，完成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过程。”〔3〕然而，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过程得以完成的动力是什么？因为只有找出了这些动因，我们才可算是对这个戏剧性的文化事件有了理性的把握。
不可否认，传媒的参与所带来的炒作因素无疑是文化英雄们迅速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传媒的炒作也并不总是成功的，那么，“文化英雄”的炒作成功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也不否认学术界关于学术思想的反思与论争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化英雄戏剧性出场的时机，因为正是在九十年代学术界反思八十年代学术风气的背景下，人们才在寻找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学术路径时找到了陈寅恪、钱钟书等人代表的学术传统的。然而奇怪的是，当这些人被重新发现之后不久，便迅速地溢出了学术领域而进入了另一个更宽广的公众领域之中。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先给“文化英雄”形象定性，有助于问题的分析。为了讨论方便，我将以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个核心人物为代表来展开分析。
陈寅恪和顾准的文化英雄形象是由两部非常有趣的叙述文字塑造出来的。一部是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一部是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在这两部作品出版之前，陈寅恪和顾准的名字大概只有他们的同行中的少数人才知道。这里有两个有趣的证据。其一是《顾准文集》初版时，据说全国的征订数只有8册，但到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第四次印刷时，印数已达3．45万册。其二是关于陈寅恪，夏中义先生在《谒陈寅恪书》中就曾困惑地问道：“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之大陆学界并非显赫之人，先生之学并非显赫之学，为何区区一部传记（指《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引者）竟使先生英名在身后近三十年之今日大噪？”〔4〕正是这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初版后至199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印了5次，总印数达8．05万册，各类盗版书的数量更是无法计算。
印刷数量清晰地显示这两个不被人知的历史人物变成公共文化消费对象的壮观情景。要找出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对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塑造手法做一些分析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确定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性质，从而更进一步找寻这些形象被公众接受的复杂原因。
陈寅恪作为文化英雄的形象是由《陈寅恪的最后20年》定型的。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指出，“是书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理解尚存在偏失”。〔5〕如果把这个评价看成是对它的学术性的委婉批评的话，那么另一些读者就不那么客气了。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本书“在热情的驱使下，失去了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6〕更有甚者，有人尖锐地批评道：“被象征化或符号化了的陈寅恪，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年人物相符合的呢？反过来说，作为当年人物的陈寅恪，是否真的有可能被这样象征化或符号化呢？……我觉得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7〕这些批评的声音其实指出了这本书的两个特点，其一，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其二，它对人物的描写与真实人物不相符合。那么剩下的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它有着过度的“热情”。陈平原先生一语道破这本书的性质：“这是一本高雅的通俗文学传记。”〔8〕
既然是“通俗文学传记”，那么我们当然也就不需要再苛求它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有准确的理解了，也无须再用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和是否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这个标准来评价它的叙述了。与此相对应，《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的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英雄，其实是一个文学形象，是文学想像的产物。
与《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部文学传记明显不同，《顾准文集》却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为什么我仍然把它看成是叙述性文字呢？我首先想要说的是那个令人生疑的印刷数字。从开始时全国只订8册，到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猛增到了3．45万册，这中间的戏剧性变化真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忽然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了吗？说白了，那些拥有一本《顾准文集》的人是否真的认真地读了顾准的文章？其次，这本文集是为了纪念顾准逝世20年由其弟陈敏之先生编辑并交付出版的。其中有两篇序言和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顾准传记》），在更详实也更曲折的《顾准日记》、《顾准传》还没有出版之前，这些文章是人们了解顾准这个人物较全面的资料。第三，即使就文集中顾准本人的文字看，《希腊城邦制度》是“读希腊史笔记”，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的节选，其思想深邃，但文字却很生动活泼，我把它看成是经过加工的顾准的思想自传。不难看出，这部以学术文集面目出现的著作到了公众手中，已变成了一部叙述顾准文化英雄形象的文学性作品了。纪念意味着想像，被纪念者是被想像成值得纪念的人物的形象。
既然，陈寅恪和顾准已经变成了想像出来的文化英雄形象，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激发了人们的想像，以至于在知识界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人们就这两个本来不熟悉的人物展开想像的激情到底来自何处？
可以断言，如果陈寅恪和顾准完全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文学人物形象，肯定不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旦被揭示出来，读者的想像就会按虚构世界的规则进行，或者说完全陷入虚构世界。想像变成了一种与现实存在相距甚远的技术性活动。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关于文化英雄的想像中，陈寅恪和顾准都是被作为现实人物而进入想像领域的。现实人物与文学想像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的错位。文学想像将现实人物提升到文学的世界，或者换个角度说，人们用文学想像来认识现实中的人物。因此，经过文学想像的中介，现实中的陈寅恪和顾准便成为万人景仰的文化英雄了。知识界普遍地没有区分作为现实人物和文学形象的陈寅恪和顾准的区别。即使有人发现了这个区别，但仍固执地将文学形象当成现实人物，指责塑造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作品“不真实”。然而，正是因为把文化英雄形象等同于现实中的人物，这些形象才与知识界的广大读者有了更切近的联系。对于他们而言，这两位文化英雄的遭遇，不是文学虚构，而是身边的真人真事，而且是他们的同类的遭遇，因此，他们便与作者一样失去了“分寸感”，近乎狂热地投入到了想像之中，这两位文化英雄的遭遇唤醒了知识界读者被压在记忆深处的情感记忆。也许书中的太多细节都与他们的亲身经历相似，或者与他们的期待视野中关于那一段历史的信息相似，他们便不知不觉地把真实事件与文学想像融合在了一起。想像的闸门被打开，想像的洪水在泛滥。
另一个刺激读者想像的因素也许是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位历史真实人物的知名度。陈顾二人在那两本使他们名声大振的书出版之前其实在大陆地区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对他们的学术成就的了解就像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的了解一样少。所以，当他们一夜之间名满天下的时候，读者根本无法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只能根据那两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展开想像，以至于他们的名字虽然不停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但其中的信息多半是重复的。想像的特点是限制越少，想像的空间就越大。当人们满怀热情地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两个英雄人物时，媒体所提供的只是那些有限资料，尤其是顾准，他的日记直到1997年才出版，而相对完整的《顾准传》（罗银胜，高建国著）则迟至1999年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而此时距《顾准文集》引起的轰动已过去五年之久了。“文化英雄”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已接近尾声了。
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两位历史人物均已过世，与他们有过交往的人也大多年事已高或已离世，因此，有关这两个人物的更生动的材料已难以找到。这使得这两位历史人物有资格被“神化”，而他们身上的那些缺点和弱点则无人知晓了。因此，以这两个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化英雄形象在被“净化”处理的时候，便显得特别顺畅。人们心甘情愿地把他们想像成圣人，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什么缺点和不足。
也许正是因为人们以前对这两个人物所知太少，而现在想知道的又太多，因此，对这两个人物的想像便有了揭秘的快感，就像知道了某明星私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秘密一般。想像在这种私密性的领域总是可以情不自禁地“疯长”。也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下，人们才更容易相信任何可以得到的资料，包括那些不知从哪里起源的小道消息和捕风捉影的暗示。而越是这样，那些被关注的焦点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诡秘性便越是能激发人们的想像。
当然，这两位文化英雄并没有什么私生活的秘密值得披露。他们的私密性来自于十分敏感而复杂的政治领域。这两个多少有点异端色彩的人物所生活的那个时间段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话题。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以及在什么前提下可以叙述知识分子在那一段时间中的经历，至今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一大批被压在出版社迟迟无法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回忆录就是一个证据。〔9〕因此，不难看出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出现，应该具有“突破禁区”的刺激性和惊险性。正是带着这种惊险和刺激所引发的兴奋，知识界广大读者想像的闸门打开了，那些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情感记忆，借着这兴奋释放了出来。
或许正是由于文化英雄形象这种不言而喻的政治色彩，人们才看到了两个不同的陈寅恪，一个是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殉道者，而另一个则是备受时代关怀的知识分子，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无疑是陈寅恪这个历史人物所激发起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