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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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止，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位历史人物在演变成文化英雄过程中激发人们想像的或明或暗的因素。我们必须回答的是，为什么这里出现的想像就一定是文学想像呢？首先，文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将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生活叙述成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悲剧故事。而《顾准文集》中编者陈敏之先生对“五哥”的深情怀念也无疑具有煽情效果。如果前者是一部“通俗文学传记”，后者中引起读者共鸣的那几篇序和附录也应该可以看成是情感真挚、文字质朴的散文。把它们当做文学作品来读，应该是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方式。其次，就文化英雄形象构成的方式看，作者无疑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将历史人物引入文学世界。陈寅恪和顾准作为学者，他们本应该是以其学术成就而为人知的。然而现在他们的名声却来自学术之外的个性特征和传奇经历。这正是文学想像构成人物形象的方法。在此，历史人物的经历被纳入文学话语之中，那些生活经历也不再是历史传记的文献式记录，而是指涉生活经历之外的意义世界。陈敏之先生在《顾准文集》的“序”中就透露了这层意思。他说：“出版这本文集，在我确实含有藉此作为一种纪念的意思。不过，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人类的人来说，他所瞩目和关心的是人类未来的命运。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10〕在这里作者突出的是顾准为了人类的利益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而不是他的学术成就，而这种品德则正是由他在人生道路上比常人更多的坎坷（经历）来体现的。很明显，这是在用文学的方式来塑造文化英雄的形象。
对于广大的读者而言，不仅编者的暗示在引导他们对顾准的文化英雄形象的想像，同时媒体上类似的评论也在为读者的期待视野定型。顾准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顾准的评价就是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种。他说：“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11〕这种对顾准的人生境界的评价无疑比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评价更容易为广大的非专业人士所接受，从而引导读者更多地从顾准的经历中去体验那种境界——这正是文学想像的特点。施莱格尔说，诗人“最喜欢的艺术方式不是展示自身，而是使平凡琐碎的日常之事大放诗的异彩，从这些琐事中提取出更高的意义、更深的目的、更纯的情感，超出我们先前的设想，比我们曾经梦想到的更激动人心”。〔12〕文学想像所具有的赋予对象新的意义的功能，正是它的本质所在。
第三，从文化英雄形象自身的特点看，这种文化英雄已达完美的境地，甚至有人已经指出对文化英雄的塑造已经成为新的“造神运动”。这样的文化英雄绝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甚至也不是属于八十年代“性格组合”之后的文学形象系列。他们没有缺点，性格单一，恐怕更接近于通俗小说中的类型化的文学形象。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准，他们都已经从现实生活中，从历史的真实中被抽取出来，经过了净化处理，身上带上了美丽的光环。而且，有意思的是，即使人们想像出的是不同的陈寅恪，也都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出发，来美化这个英雄人物。文学想像的方式是雷同的。
想像来自缺失。当人们普遍地想像出某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出来时，他们的内心是在渴求这样的人物出现，或者自己变成这类人物。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将陈寅恪和顾准这样的真实人物从现实中抽取出来，经过文学想像之后又当成真实人物顶礼膜拜的事实，说明了知识界的对文化英雄的渴望已十分迫切。
文化英雄形象其实只是一帖抚慰剂，而知识界需要这种抚慰剂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身份的焦虑。因为“文化英雄”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一度被知识分子所拥有，而今，它却只能作为一个想像中的幻影，一种达至心理平衡的象征性符码。
从九十年代知识界所造出来的文化英雄形象的品质入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身份的历史真实感和现实的虚幻性。对于陈寅恪，葛兆光先生的评价基本上概括了这位文化英雄的特质：“陈寅恪为什么能在那种高气压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一是对社会不是一时一地的关怀，而是长时段的，不是王者师式的；二是对学术专业抱有‘殉道’的精神。”〔13〕而对于顾准，朱学勤先生的评价也点明了这位文化英雄的个性。他称《顾准文集》“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14〕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准，他们成为文化英雄的理由似乎都不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他们在极端险恶困苦的环境中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可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险恶环境的抗争，二是对现实的深沉的关怀，三是对思想成果的坚守。
如果不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文化英雄”的地位或声誉当然应该是由他们对于文化建设的贡献决定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文化成就的人可以成为文化英雄。然而陈寅恪和顾准的文化成就却在他们被确认为文化英雄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另一位知识分子榜样陈景润。在那篇成功地塑造了科学的春天里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作者徐迟先生曾专门提醒读者，他在作品中所引用的那几行数学公式，可以跳过去不看，因为那对于读者了解陈景润的形象并无大碍。重要的是，陈景润这个形象证明了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那么，九十年代的知识界把陈寅恪和顾准的学术成就也“跳过去”，而突出他们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这其中的特殊原因究竟是什么？
任何一种身份都是各种社会关系交错而成的交汇点。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选择的这种文化英雄身份无疑包含着他们应对各种社会力量的策略。在所谓的社会转型期，知识界首先面对的是市场化的冲击。九十年代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地方正在于所谓市场化，或者更直观地说是商品大潮的冲击。在一片讨价还价声中，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举步维艰。面对这样的困境，知识界是否在当年的陈寅恪和顾准身上找到了某种同病相怜的沧桑之感？陈寅恪和顾准面对极端危恶的生存环境坚持理想的壮举，无疑使他们在今天有切身体验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成为文化英雄。
与此相关，整个社会在物质生活市场化的同时，也在精神生活上世俗化了。如果1993年在知识界开始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看做是对这种世俗化的正面回应，那么，1994年陈寅恪和顾准的戏剧性出场则是一种侧面的间接的声援。这两个文化事件的共同背景不仅仅是大众文化产品抢占了精英文化的领地，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已经直接向精英文化发出了挑战。王朔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戏弄，已经把知识分子变成了虚伪、滑稽又无能的可怜虫。知识界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挑战？本来，精英与大众的分离是现代社会必然的事件，大众对精英造成压力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然而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等而下之了。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对精英的挑战就把知识分子逼到了“负隅顽抗”的边缘。他们的反击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祭起精神品质的法宝作自我辩护。如何确定自我的身份已显得迫在眉睫。然而，真正能与大众的挑战抗衡的已不是“人文精神”的思辩，——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大众不感兴趣。而能让大众感兴趣的，则只有塑造一两个文化英雄出来，让大众服气。正如李慎之所说：“顾准给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15〕
然而，陈寅恪和顾准这样的文化英雄形象并非仅仅是当今知识分子的“质量信得过产品”的证书。对当下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是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对象。知识分子该到哪里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投身商海，还是投身于故纸堆中？我们看到，每一条路都有人选择。然而更多的人可能是面临了奥尔特加（Gasset
Y。 Ortega）所说的另一种选择：“这种有可能对人性最激进的划分，使人性分裂成两种类型：一方面是对自己有更多要求承载着艰难和责任的人，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就这么活着的人。后者无需努力趋向完美，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标而已。”〔16〕但人们选择了对自己有更多要求，做承载着艰难和责任的人，而不愿做随波逐流的浮标，那么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愧对顾准”可能正是当今知识分子将顾准作为认同对象的一种自责式表达。正是在顾准和陈寅恪身上，当今知识分子找到了处理关心现实与坚持学术精神之间微妙关系的独特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知识分子不仅保持了与八十年代参与现实的热情的连续性，也完成了与更深远的学术史传统的连接，于是知识界便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定位。这个定位虽然是通过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个完美无缺的文化英雄形象表达的，但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对于知识界而言，似乎不仅仅是一种幻想，他们也是知识界所努力企及的目标，是当今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把众多的知识分子拉出来与完美的理想化了的文化英雄相对比，让他们“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17〕的行为，才是值得同情的，因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敬重陈寅恪的不合作，顾准的独立思考，也是着眼于建立知识分子的自觉”。〔18〕
然而，当知识界把陈寅恪和顾准这样的文化英雄形象作为学习的榜样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否就已完成了身份的定位，从而也解除了身份的焦虑？知识界所追求的那种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真的能在学习了这样的文化英雄之后就可以实现吗？我们是否应该看到顾准先知先觉的那些思想有的已成为商品经济意识形态，是否注意到陈寅恪安身立命的古代文史研究正在变成日益保守的新国学，进而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恐怕只是我的偏见——因为我也把现实中的顾准和陈寅恪的影响拿到文化英雄形象中来讨论了。不过，文学形象与现实人物我们几时清楚地区分开过呢？
注释：
〔1〕这两个系列是杨早调查后发现的。见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8页。
〔2〕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3〕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4〕夏中义《谒陈寅恪书》，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6期。
〔5〕转引自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6〕《文学报》，1996年7月22日。
〔7〕止庵《作为话题的陈寅恪》，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7日。
〔8〕转引自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8页。
〔9〕这些反右书籍在拖延了若干年之后，陆续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得以出版。主要包括：“思忆文丛”（三卷），即《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经济时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版；朱正《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另外，还有影响较大的一套丛书，即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火凤凰文库”也收有大量的与反右有关的回忆录。
〔10〕陈敏之《顾准文集·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转引自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12〕 C。W．F．冯·施莱格尔《古今文学史演讲集》，见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p。16～17；
〔13〕同上，第28页。
〔14〕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15〕李慎之：《顾准日记·序》，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16〕Ortega Y Gesset； J；The ing of the Mass，转引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2页。
〔17〕潘铭萱：《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视野》，1998年第2期。
〔18〕谢泳、丁东、高增德：《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东方》，1996年第2期。
数：宛若人生
？ 柯 耳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很破很旧的书：《数，科学的语言》，我读她已经十多遍了，每次都给我无穷的思索和掩饰不住的喜悦。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她推荐给所有想对数学有所了解的人。
该书作者丹齐克在数学界和数学哲学界都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本书的标题“数，科学的语言”也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专谈“自然科学”的，从而令人文学者望而却步。可是我觉得这本书是用数来诠释人生，所以书名改为“数，人生的语言”或许更恰当些。
从“译者的话”看，苏仲湘先生曾带着极大的热情研读过该书，从中得到的智性上的欢娱或许更甚于我。他认为该书“脉络清明，条理详晰，抑且目光四射，取材广博，兼引文史，庄谐互出。”“内容生动广博，深浅咸宜，专家们可以从中撷取丰富的材料，青少年和一般读者可从中得到对数学乃至文化发展的了解，实可有助于穷搜原委，开阔眼界，丰富学养，剖析学理，有助于学习的探求和发展。”本文试图对贯穿这本书的数与人生的主题作一概要的评述。
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类在进化的蒙昧时期有一种感知层次上的数觉的才能：当在一个小的集合里边，增加或者减少一个东西，尽管他未曾直接知道增减，也能够辨认到其中有所变化。据动物学家观测，有几种昆虫和鸟也有这种“数觉”。但实验表明，不管是动物还是人，数觉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是什么使我们赢得了用数来表达我们的宇宙的惊人成就呢？丹齐克认为，经历了一连串漫长的特殊的环境，人类在极为有限的数觉之外，学会了另一种技巧来给他帮忙，这技巧就是计数。正是计数，才使具体的不同质的表达多寡的概念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