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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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高官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五次，总数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里也不过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7〕，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8〕忽必烈无语。
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他的使命和牢狱生活都快要结束了。他从容地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千载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遂被斩。数日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
注释：
〔1〕〔5〕〔7〕〔8〕《宋史·文天祥传》。
〔2〕《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
〔3〕《宜斋野乘·状元词误》。
〔4〕王铚：《默记·归田录》。
〔6〕《五忠集·文天祥传》。
“康乾盛世”何足道
？ 王贵成
“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尤其为新世纪的中国人民所喜欢。君不见，各路导演明星孜孜不倦地演绎出一幕幕康乾盛世的动人故事，为人民群众上了一节节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芸芸众生被教育得如痴如醉豪情满怀。难道“康乾盛世”真的如此美好让人无限神往吗？非也，这只不过是国人对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恋情结。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可明白“盛世”的真正内涵。
翻看世界历史，当康熙正在轰轰烈烈地除鳌拜、削三藩之时，欧洲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儿等伟大的科学家。可能有人会说，我们的康熙大帝不是也极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吗？是的，康熙曾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为自己学习天文和数学的老师，还曾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学习过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他不但学会了天文历算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学会了使用天文仪器，组织数学家编写《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他甚至仿效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有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工匠等人参加的科学院。但是，非常可惜，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仅仅停留在个人的爱好阶段，并没影响到他治国的大政方针，他的子孙则连这点爱好都丢弃了。
我们不妨看看与康熙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是如何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为了加速海军建设，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彼得做出了惊人之举：先是以流放国外作为完成学业的方式，派三十五名贵族丢妻别子出国学习海军；后又于1697年派出二百五十人的大型使团去西欧访问，任务是学习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难能可贵的是，彼得变换姓名，以下士水手的名义随使团“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出访”。在这一年半的微服出访中，每到一国，彼得都仔细观察、询问，勤奋钻研，在普鲁士学习造炮技术，在荷兰当木匠学造船，在英国除学技术外，还访问了许多专家学者、文化人士，聘请了其中一些人到俄国传业解惑。彼得正是以如此罕见的学习精神，才把俄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扩张成濒临海洋的强大军事帝国，开创了俄罗斯帝国的新纪元。
康熙为自己的爱好学习，而彼得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学习，两者高下不判自明。彼得有句名言：“作为君主，落后于自己的臣属，会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当时的清帝国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但康熙不会感到惭愧，因为他的感觉正良好着哩，天朝大国，舍我其谁，哪用得着向外邦蛮夷学习。靠这样的自我感觉打造出的“盛世”，能维持多久呢？
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靠着祖宗的阴功，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基本上还算扑腾出个局面，开拓疆土，十全武功；风流天子，六下江南。但这都是乾隆前期的事，到了中后期，就沉湎于“文治武功”的颂扬声中，豪奢放纵于山水之间，亲小人，用佞臣，朝政日趋腐败，民变迭起，爆发了四次农民起义。特别是重用大贪官和蛊涓芩玫募也酆习滓说绞诹剑嗟庇谇逭嗄甑牟普杖搿Ｔ杏銮Ч乓惶暗纳缁幔檬且桓鍪裁囱氖⑹滥兀坑幸馑嫉氖牵谄渫砥诘�1783年，乾隆正在为自己的皇帝宝座将要坐得和皇祖父一样长久而自鸣得意时，华盛顿领导人民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由于州权过大，主权不集中，当时的美国一直无法摆脱混乱状态，这样就出现了吁请华盛顿出山做国王的民意。不但一大群有君主思想的军官们的集体意见如此，就连革命功勋汉密尔顿，也曾有过想法，让华盛顿做国王，自己做首相，将美国建成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国。而华盛顿是如何处理的呢？“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只是民众的工具，当民众选出的代表违背了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可以撤销他们公仆的资格，华盛顿如是说。华盛顿不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于四年后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使人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传统，在建国之初就建纲立制，并在日后成为美国的惯例。华盛顿功莫大焉。与乾隆相比，他们两人开创的社会，哪个才是盛世呢？
当乾隆正在莺歌燕舞地举办千叟宴、歌颂大清帝国太平盛世之时，英国的产业革命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社会走向黄金时代。西方列强日益崛起，而“康乾盛世”开启的大清帝国却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危险境地。这是多么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啊！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引以自豪的“康熙盛世”又算什么，又何足道哉？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康乾盛世”的统治者们正是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自恋，歌舞升平，自我陶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为他们的子孙早已铺下了灭亡之路。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是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灭亡的最后阶段，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此时出现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明乎此，全国人民受“康乾盛世”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觉得脸红吗？我们还有理由花费巨资大演特演“康乾盛世”的大戏吗？
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
？ 周 宁
田畴与墓碑间铺展的田园中国，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想象中，具有某种代表性。首先是一种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形象，一个由庞大的农民人口组成的内陆农业帝国，黄种人、黄土、祖先崇拜、安土重迁、似乎永远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古老的凝固的文明，时间消失在空间中就像短暂的生活消失在永恒的墓碑间……1931年西方出现一种诗化所谓传统乡土中国的倾向，代表作就是赛珍珠的《大地》，中心在美国。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博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基督教与民主，变成了一个统一、坚强的国家，这证明美国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中国处在苦难中又不断努力，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又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尊严，让美国在弱者的身影中感受自身的伟岸与高尚。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是西方人文化自恋的影子。1930年英国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要致力于研究中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对他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
一
“我选择了一个最不幸的时节来到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革命。”赫尔曼·凯塞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说。他是爱沙尼亚地主，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不相信一场充满暴力与混乱的革命可以谋得人与社会的幸福文明，更不相信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是“一片永恒和平与秩序的土地”。从广州到青岛，他试图寻找那个礼貌、平和、秩序、深厚的孔夫子的中国，但直到他深入华北腹地，看到绵延无尽的田野村落与朴实勤劳、安分守己的中国农民时，才感觉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中国。那种不同于西方华丽浪漫的东方主义的中国的另一个“真正的中国”，有着广阔的亚洲内陆的、根植于土地自然中的博大而深厚的精神。它不像日本的轻盈、印度的神秘，而更有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俄罗斯乡土的浑厚与精粹。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随着旅行深入中国内陆，映入眼帘的乡村景色感动着我，而且我从未被如此深刻地感动过。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都经过精耕细作，梯田盘旋到山顶，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山坡上的田埂犹如精美的石阶。黄土筑成的村舍，围着黄土筑成的墙，与黄土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切都是浑然而自然的。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熟练、细心、全神贯注。正是这些农民，赋予这片广阔的平原以生机。他们身上的蓝袄与田野里的绿苗、浅黄色的干涸的河床，共同构成中国的风景。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黄皮肤的农民在这里生息劳作，这片广阔的土地会是什么样子。这片黄色的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它像一片无边广阔的墓场，没有哪块土地上没有坟丘，耕犁在星缀的墓碑间蜿蜒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划破土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农村像这里一样执着于土地并与土地融为一体。这里无数代人生生死死，都寸步不离故土。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人是土地的孩子，永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