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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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对此分析出三点理由：首先是出色的小说技巧。其次是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许多美国农民背井离乡，王龙一家的命运恰好能够感动他们。《大地》讲述的是“一个土地的故事，美国人非常熟悉这类故事。描写农民耕种土地的艰辛与努力，对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具有感召力”。最后，《大地》崇尚一种质朴自然的生活。王龙创业时是位高尚可敬的农民，致富后却开始堕落。小说的意义暗合了美国传统崇尚简朴自然的道德观。“从清教徒到杰弗逊、梭罗到二十世纪，美国文化一直推崇简朴生活，并将其当作民主的标志……”〔9〕
赛珍珠写的是中国故事，却表现出某种美国精神，她使她的西方读者、观众在小说与电影中，体会到中国人的“人性”。在西方历史中尽管有歌德那样的大师一再表示中国人与西方人具有共同的人性，但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却始终赋予中国人一种怪异的、不可思议的“东方性”，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相反特征，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想象。只有赋予中国人以“人性”，进一步的同情甚至敬慕才有可能产生。在《土地之屋》三部曲的“前言”中，赛珍珠表示：“第一部（指《大地》——引者注）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农夫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远比普遍农夫更丰富的人。这个人栖息在土地上，并永世不离土地，但他只将土地当作建立家庭的基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全人类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家庭的兴衰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10〕赛珍珠在这段话中说明了小说的主旨，它不仅是中国农民——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地主——的故事，而且也是有关人类普遍生活方式与意义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在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大地》的真实意义在于，它让美国甚至欧洲的读者与观众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自然质朴生活的意义，在关于中国的小说中，也看到了自身。
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与西方的时代精神，既是《大地》产生的条件，又为《大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有人注意到，在大众文化中中国人的形象从阴险狡诈的傅满洲到纯朴坚毅的王龙的转变，中间有一个过渡人物，他就是陈查理（Charles
Chen）。华人侦探陈查理的形象最早出现在1925年《星期六晚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连载的毕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小说《没有钥匙的房子》里。陈查理是出生在夏威夷的一位华裔侦探：“身材矮胖，但走起路来脚步像女人一样轻，脸像婴儿一样丰满，皮肤平滑，黑色的头发非常密集，斜吊着琥珀式的眼睛。”〔11〕陈查理的形象虽然不像傅满洲那样邪恶，但也并不“高大”。他讲的英语经常出错，但比一般中国移民还是要好。他属于那种已经美国化的中国人，除了随口引用的某些陈腐的中国格言外，就看不出他有什么中国特征。他喜欢说“孔夫子说”之类的口头禅，但很少提到中国，除了偶尔几次，比如他对一位年老的仆人说他可以回故乡了：“重见你生长的村庄——走在你将安息的土地上。”〔12〕陈查理是个过渡形象，他仍具有某些西方人想象中中国人的怪异可笑的特征，但基本上已经是正面形象了。从1925到1932年间，毕格斯一共发表了六部有关陈查理的侦探小说，风行一时。研究者认为：“陈查理的出现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形象与对中国人的态度的转变，标志着美国关于中国人的套话（stereotypes）的转变。过去的‘异教中国佬’（heathen
Chinese）让位给一种新的正面的中国人形象：这种形象尽管仍有些类型化和种族主义色彩，但无疑已多了些人性特征，也有些动人了。陈查理是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体现的那种新观念正在广泛流传并扩大影响。”〔1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美国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转变，义和团与黄祸恐慌的阴影冲淡了，中国形象中的人性的肯定性内容开始出现。这是《大地》风行的条件。同样的倾向多少也出现在欧洲，尽管精神背景并不相同。义和团与黄祸恐怖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自身的战争使欧洲无暇顾及远东，虽然其间中国劳工到欧洲援战，曾经破坏了某些法国人从十八世纪继承下来的中国的印象，但并未改变整个社会大众普遍的中国形象。一战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欧洲现代文明的意义，同时也反思东方文明的价值。罗素说：“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着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14〕罗素推崇某些中国价值，在欧洲知识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观念很少波及大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欧洲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讲有所转变，那么，带来这种转变的正面价值也主要体现在精神内容方面。在欧洲的精英看来，中国的道家哲学、人生态度、艺术精神，像一道光晕一样，环绕在中国形象外围，但其内心仍是黑暗一团，贫困、饥荒、瘟疫、战乱、愚昧、野蛮，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改变。马尔罗在小说《西方的诱惑》中借助一位中国哲人的口说，中国的心已经空了，将难免有大难。所以当希尔顿想虚构一个中国乌托邦时，只好将知识地图上的“地点”移到中国的边缘，一个未知的、既在中国又具有某种非中国性的地方。洛莫尔曾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傅满洲让我一举成名，就因为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觉得这话说得太离奇了，稍后又做了补充：“我对唐人街还略有了解，但那是完全另一码事。”〔15〕傅满洲是一个纯粹的虚构，这个形象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威胁着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阴毒的中国人，而在于西方文化，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白日恶梦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表现出该文化的某种受虐式恐慌。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感觉到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中国人（唐人街的中国人）的形象，陈查理的形象则消解着傅满洲恶梦的恐怖。这个中国人的形象之所以不再有危险甚至还有某种可笑和可爱的东西，那是因为他虽在美国但却远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太平洋的夏威夷岛上，他虽是中国人但已经美国化了，而且似乎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王龙的形象则代表着那些远在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眷恋故土，不可能远涉重洋来美国或欧洲。他们生死在那片由田畴与墓碑构成的遥远到神话的国土上，像植物那样寂静。因此，中国形象由距离产生美。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遥远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有关中国的正确形象，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迫近的时候，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中国货，都可能让西方人感到莫名的恐慌，于是，傅满洲的阴影迅速出现。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心理中的幻影，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欲望或恐怖。二十世纪初，由移民潮与义和团造成的黄祸恐慌过去了，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入侵让西方人感到安全，于是，各种离奇和好的想象联翩而来，哲学家们开始像他们两个世纪前的先辈那样引用中国同行的话，觉得老子、庄子比孔子更重要了。启蒙哲学家引用孔子之语要入世，罗素、杜威、凯塞林等等引用老子、庄子之言，劝急功近利的西方人出世。这样，哲学家的教训经常让大众感到不知所云。他们分不清陈查理嘴里引用的那种听起来像古怪可笑的陈辞滥调如“孔夫子的格言”与哲学家引用的那些“语录”有什么区别。真正能够影响他们的中国想象的是文学。《大地》出现了，不仅为西方大众找到了合乎时代口味的中国形象，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代表，主要是美国。欧洲国家被两次世界大战折磨得精疲力竭，已经无暇顾及中国了。十九世纪曾经代表西方中国形象的英国，二十世纪不仅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而且文化优势也日益让位给美国。法国有优秀的汉学传统〔16〕，但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也没有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做出多少贡献。德国在三十年代曾经与蒋介石政权在政治经济领域有过密切的交往〔17〕，但这种交往并没有影响到大众文化。1935年德国大众关于中国的印象，似乎与1835年差别不大。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似乎只有美国文化，对中国抱着某种浓厚的兴趣，而且美国的中国形象，也影响到欧洲，就像《大地》的电影与小说同样风靡欧洲一样。
四
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具有某种独特的“中国情结”。这种中国情结可以解释傅满洲、陈查理，也可以解释《大地》或《时代》杂志上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二十世纪的美国有一种“中央帝国”的心态。英国在十九世纪自觉到“拯救”印度，美国在二十世纪自觉到“拯救”中国。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如果沿着美国的拓疆线路发展，从中西部到西海岸，再从西海岸到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另一边的中国了，而义和团事件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一直把美国军队送到北京。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这是最富刺激性的拓疆行动。像西方以往历史上发生的扩张那样，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先驱，仍是商人与传教士，因为商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财富的市场，传教士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灵魂的市场。在商人与传教士之后，必然跟进的是政客与军人。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希望改造中国，并以同样的信心坚信中国将被改造成一个顺从并感激美国的经济上开放、文化上基督教化、政治上民主的美国式的“藩属国”。
美国的“中央帝国”心态使美国对中国，这个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中国与美国有同样大的领土，中国有五倍于美国以上的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正处于某种权力空洞的状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尝试在这块土地上有所作为，但迄今为止只在那里制造了混乱而不是秩序。二十世纪该美国出场了。“到1899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工业国家，而且乐于仿照欧洲各国的方式在军事上运用其新生的实力，美国领导人欲与这些国家一比高低，它要在远近各地区占有殖民地，让太阳在东太平洋和在加勒比海一样，也照耀着在东亚招展的美国国旗。”〔18〕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新边疆，地球上一块最有吸引力也最有危险、因而最富挑战性的地方。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矛盾复杂，经常是爱恨交加，恩威并施。一方面是“黄祸”恐慌，使他们惧怕、仇视、打击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恩抚主义”（Paternalism），使他们关心、爱护、援助中国，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成熟、多少有些弱智低能、也多少有些善良人性的半文明或半野蛮国家。在中国身上，美国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从这种自以为是的责任中，感觉到自己的重要与尊严。杰斯普森（Christopher
Jespersen）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曾详细分析过美国对中国的矛盾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中体现出的美国对自身中央帝国位置的认同过程。“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主要建立在两种强有力但又相应矛盾的冲动上。第一种冲动集中在J。A。贺伯逊所说的上帝与玛门（指财神——引者注）或‘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上……美国的中国观的第二种冲动与前一种对中国进行精神与经济拯救的诱惑完全相反，第二种冲动集中体现在恶毒的种族主义上，最终导致排华法案……美国的中国观从基督教恩抚主义到经济开发热情一直到种族主义偏见，融合了不同的态度、期待、希望，彼此之间甚至完全相反。”〔19〕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排除了黄祸恐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一种在精神与经济上“拯救”中国的冲动占了上峰。尽管这种“拯救”的真实意义令人怀疑，就像孔华润指出的：“他们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20〕其实这也是所有西方势力试图拯救中国的共有逻辑。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研究西方三个多世纪援助改造中国的活动时指出：“这些活动背后的内在动机隐曲复杂，他们的真实欲望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帮助他们自己。”〔21〕
美国对中国的“恩抚主义”态度，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度“中国热”与中国正面形象的文化心理的反映。这种文化心理的创造者或奠定者主要是美国传教士。义和团事件之后大批的美国传教士带着所谓的“天赋使命”进入中国，其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三千名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一半以上都是美国人。这些传教士不仅向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政治，也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他们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等待光明的黑暗大陆，把中国人描述成一群无知但善良的等待教化的新教徒。正是这些传教士在美国文化心理上奠定了中国形象，为他们的儿女（赛珍珠的父母均为在华传教士）的小说创造了畅销的条件。1931年《大地》出版，是继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又一次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中国热”出现的标志，或者说，是一个起点。
《大地》创造了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国人在这个中国形象中看到了普遍人性，也看到他们自身的某种美国精神，甚至体会到“恩抚主义”带来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满足。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所谓正面的中国形象的传播与深化。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侵华的战争。美国人发现真正的黄祸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中国变成了值得同情的受难者。恩抚主义心态使他们的同情迅速进展为友爱甚至敬慕。美国人开始想象无数个像王龙那样热爱土地的农民变成不屈的战士，用生命保卫祖先的土地。这种形象的创造，得力于另一位传教士儿女——亨利·卢斯（Henry
Lucy）。
亨利·卢斯生长在青岛，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儿子，他所控制的美国三大杂志《时代》、《生活》、《财富》，几乎奇迹般地影响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如果说赛珍珠塑造了一个质朴善良、乐观坚定、执着于土地、眷恋家庭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农民形象，那么，亨利·卢斯控制的三大媒体，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背景下，进一步将这些故土上耕耘的农民变成守卫故土、抵御外族入侵的不屈的战士，而且，他们拥有了自己出色的领袖，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蒋介石。亨利·卢斯以传教士的信仰与热情指导他的媒体，要求他的杂志按照美国人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报道中国，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报道中国。他希望在这些报道中，美国公众认同一种价值，而不是认识一种事实。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这三大杂志坚持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它们所塑造的那个抵御外侮、蒙受苦难的坚强不屈的中国形象，广泛地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与敬慕，从而将美国兴起的中国热推向高峰。
几千名传教士在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构成的西方的自由世界，结果是中国距离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越来越远〔22〕；他们的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