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千名传教士在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构成的西方的自由世界，结果是中国距离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越来越远〔22〕；他们的两位出色的儿女在西方介绍一个纯朴善良、坚毅勇敢的中国形象时，结果却是使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戏剧性地拉近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是美国的中国形象最美好的时期。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逐渐统一中国，在中国有可能重建统一与秩序，这样既符合美国的在华贸易与传教的利益，又能让美国人体会到中国主权与和平的监护人的恩抚心态。日本入侵及其在华的一系列暴行，引起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同情，中国政府有限的抵抗，又让美国人看到苦难中的希望。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正从冷漠到关注，从同情到敬慕转化。1938年美国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第一关心的是俄亥俄州的洪水，其次就是日本侵华。如果说日本侵华在美国赢得的只是社会一般文化心理上对中国的关注与同情，那么，珍珠港事件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与同情就更有政治军事意义了，中国突然成为美国的政治军事盟友，尽管像孔华润所说，只是一个“二流盟国”。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如果说1931年代表中国形象的人物是一对中国农民夫妇——王龙与阿兰，1941年代表中国形象的则是一对领袖夫妇——蒋介石与宋美龄，他们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抗战期间，蒋宋夫妇成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代表。美国主要媒体塑造的蒋介石形象，恰好符合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期望。在政治上，蒋介石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民族的国家，他对美国是友好甚至仰慕的，不断请求援助以满足美国的“恩抚”心理，听从美国的政治军事建议，与美国和西方自由国家结成伟大同盟，抵抗法西斯暴徒，率领中国人民与日本入侵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在遥远的亚洲泥潭里牵制了大批的日本兵力，使日本不可能进一步入侵美国。在宗教文化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发动“新生活运动”，在美国人的眼里实际上就是开展一场体现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时代》杂志的报道完全是一段感人的圣徒行迹：首先是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中国匪首杨虎城绑架了在中国创建民主与基督教的民族国家的领袖，其次是蒋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每日靠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人走出苦难。蒋介石成为1937年度《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代》杂志许诺，如果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入侵者，他将荣获“本世纪的亚洲男人”称号。蒋介石可敬，宋美龄既可敬又可爱。她是一个具有美国心灵的天使，将体现在基督教与民主中的美国精神带到中国，感化了中国的领袖蒋介石，使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带领亿万中国民众走出异教的黑暗，进入主的光明之中。自利玛窦那一代传教士就已有的归化中国皇帝的传教理想，终于实现在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信奉基督教的美丽的中国小姐身上。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在中国的意义是蒋宋两大家族的联合，在美国的意义是，基督教和民主的美国与中国的联合。1942至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她在国会的讲演，赢得了空前的掌声，讲演又通过广播与杂志报纸传遍全国，赢得了美国大众的欢迎。她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讲演，每场听众都多达数万人。直到1948年，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宋美龄在美国公众最敬仰的女性中，仍位居第二，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23〕。
　　王龙、阿兰，蒋介石、宋美龄，前二者是小说中的人物，后二者是历史中的人物，但作为美国的中国形象的代表，实际上都是虚构，是美国文化用不同类型的文本借助不同的传媒手段创造的代表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他们的形象与其是说明中国的现实，不如说是说明美国文化的期望与想象。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指出，美国的中国形象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人关于自身的看法，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想去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只是按照自己的期望与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塑造中国。这其中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卢斯控制下的美国三大杂志在美国公众间创造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卢斯以传教士的热情与方式传播新闻，相信美国民众应该从他的媒体中接受到“正确有益”的消息。他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寻找美国与中国的相同点，以文化心理暗示的方式使美国公众接受并关注中国，二是美化中国政府与军队，三是美化中国的化身蒋介石与宋美龄。杰斯普森分析：“继1936年11月《时代》与《财富》的一系列报道之后，《生活》又进一步地加强了有关中国的正面印象的报道，三大杂志连续数年一直尽可能地刻意地美化这个‘中央王国’。他们不断强调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在地理甚至历史上的相似性。”如将蒋介石称为“中国的华盛顿”或“宁波的拿破仑”，将北京称为“中国的波士顿”，上海为“中国的纽约”，南京为中国的华盛顿特区，这种类比性修辞一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便造成大众心理上的一种亲切感。“第二个一贯坚持的编辑政策是只正面报道中国政府与国民党军队。时代公司下属的杂志，从来都是迅速报道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成就与战绩”，称赞耶鲁的孔祥熙如何坚定，哈佛的宋子文如何精明，陈诚将军如何出色地守卫着战时的首都重庆——中国的匹兹堡。国民党新一代的军官“坚强、智慧、年轻、热情”，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第三点有关中国报道的编辑政策是坚持从三十年代即已开始的美化蒋介石的策略……1938年《时代》的封面文章歌颂蒋介石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统一，为国家经济注入了活力，创立、训练并装备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发动了一场民族道德自新的运动……”〔24〕卢斯与他的下属、朋友，那些来往于中美之间的传教士、记者们，并非不知道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腐败与无能，并非不了解蒋介石的道德与能力，但他们并不报道这些。他们是按照他们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来报道中国的。他们的新闻著作与赛珍珠的小说同样，都是在虚构中国。
　　以卢斯领导的美国三大杂志为代表的媒体美化中国的运动，在美国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卢斯通过传媒制造中国形象的奇迹，恰好可以用来说明现代传媒帝国的文化霸权与垄断及其创造现代神话的问题。杰斯普森甚至指出，卢斯等人通过媒体误导虚构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失误以及最后“丢失中国”的结局。卢斯的媒体王国在创造这种中国形象，美国大众也在召唤这种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提供的中国形象，正是美国大众文化心理此时要求他们提供的，他们只不过为大众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原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表达方式而已。
　　注释：
　　〔1〕有关论述见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By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Trans。by　J。Holroyd　Reece；New
　　York：Harcourt；Brace　＆　pany；1925；Vol。II。pp。25～142。
　　〔2〕
　　美国历史学家James　C。Thomson。Jr。的评价。见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Buck：Essays　Presented　at　a　Centennial　Symposium；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March　26～28；1992；edited　by　Elizabeth　J。Lipsb；Frances
　　E。Webb；and　Peter　Conn；p。1。
　　〔3〕〔4〕The　Good　Earth；By　Pearl
　　S。Buck；New　York：The　John　Day　pany；1949；pp。33～34、295。
　　〔5〕参见《美国的中国形象》，第213～216页。
　　〔6〕参见周宁：《永远的乌托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by　G。Lowes　Dickinson；见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and　Other　Essays；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46；p。12。
　　〔8〕China　and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Literature；1850—1950；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52；p。493。1952年，John　Burt　Forster以此论文获得伊利诺依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遗憾的是此论文没有公开出版。
　　〔9〕详见并引文出自Pearl　S。Buck：A　Cultural
　　Biography；By　Peter
　　Con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1～132。
　　〔10〕House　of　Earth；By　Pearl　S。Buck；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n。d。；Foreword。
　　〔11〕参见The
　　House　Without　a　Key；By　Earl　Derr　Biggers；New　York：Bantam；1974；p。60。
　　〔12〕参见The
　　Chinese　Parrot；By　Earl　Derr　Biggers；New　York：Bantam；1975；p。171。
　　〔13〕America
　　Views　China：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Edited　by　Jonathan
　　Goldstein；Jerry　Israel；and　Hilary　Conroy；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1；p。132。
　　〔14〕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页。
　　〔15〕Master　of　Villainy；p。72。
　　〔16〕蔡元培曾说：“西洋各国，在文化上与中国最有关系的是法国。”（《在华法学务协会招待法国公使傅乐猷等宴会上的演说辞》。高平叙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9页。详尽论述可参见陈三井：《近代中法关系史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
　　〔17〕William　c。Kirby在《德国与共和中国》一书中指出：“从1928到1938年间，蒋介石政府与德国的关系要比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关系都更加紧密。德国军事顾问团在重组蒋介石的军队时，顾问团的主要人物便成为蒋私人的政治和经济顾问。整个三十年代，通过一系列易货贸易协定，德国为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国际信用担保，中国的原材料用来交换德国的军火、铁路物资，德国协助建设的纺织业构成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与此同时，德国企业界还实施为中国培养急需的管理人才的计划，从德国归国的留学生，进入中国企业，掌握了中国工业与军事现代化的职能部门。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国民党不同领域的领导人，都将德国法西斯主义当作一个潜在的、但有所保留的学习榜样，而蒋介石在中国建设‘新生活’的努力，也吸取了普鲁士军事伦理的精神。”见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By　Williams　C。Kirb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
　　〔18〕（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
　　〔19〕〔23〕〔24〕参见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By
　　Christopher　Jesperse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
　　〔20〕《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第49页。
　　〔21〕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1620—1960；By
　　Jonathan　d。Spence；New　York：Penguin　Books；1980；p。291。
　　〔22〕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代。1949年之后，西方许多传教士在思考，基督教进入中国三百多年，并没有赢得中国人的心灵，马克思主义在三十多年间就彻底改变了中国。Adshead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比较分析，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并不输在数量上，而输在“智”量上，并不输在“主义”上，而输在组织上……参见S。A。M
　　Adshead：China　in　world　History，Third　Edition；ST。Martin's　Press；Inc。；pp。376～378。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读《以自由看待发展》
　　？　林贤治
　　托马斯·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令人沮丧的科学”，这里移用过来，借以表述经济学著作史的一般状况，应当是合适的。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虽然只说资本财富，但也说道德情操；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却蜕变成实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致力于数理分析，多种著作充斥着数字、公式、图表，力图摆脱价值判断。经典作家大抵是独立写作者，他们向社会敞开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改造世界的计划；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努力为政府写作，不少著作是策论式的。因此，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出版（1999年9月初版）特别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具有明确为弱势者写作意向的作家。他的著作，充满着一种道义感，种种技术分析为激情所支配，闪耀着科学的圣光。
　　森于1933年生于印度，几十年去国离乡，至今仍然保持印度国籍。1953年，他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获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剑桥大学、德里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等；1987年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次年返回英国，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94年，他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教学，森还在许多学校和国际机构做过学术研究，1989年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担任《人类发展报告》的顾问工作。在研究中，他把经济学同哲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范围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到贫困、饥饿、收入分配等大量经济现象，视野十分开阔，但目光始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最具威胁性的问题。他的研究不但是革命性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高度评价说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然而，作为一种学术倾向，面向现实和穷人，未必能够获得周围的学术小圈子的赞同。至少，他的导师罗宾逊夫人便极力反对他，要求他抛弃这些远离抽象理论的“道德垃圾”。在学术道路的选择方面，他表现得相当偏执。他自述说，他之所以从自然科学转向经济学，是因为深受泰戈尔的“印度理念”的影响，再就是，他的家乡孟加拉在他九岁时发生的大饥荒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深切地知道，他和他的导师乃分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阿马蒂亚”，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另一个世界”。
　　自由：发展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把发展当作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关键是，发展意味着什么？朝什么方向发展？那些被看作促进发展的因素，会不会倒过来对发展本身造成损害？分歧恰恰出在这里。与众不同的是，森认为，发展并不是终极目标，自由才是发展的目标，发展只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已。
　　就这样，在发展问题上，森安放了一个楔子一般的坚硬而锐利的视角：自由。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把他所持的自由的发展观同狭隘的发展观作了对比。所谓狭隘的发展观，是把发展定位于纯经济目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