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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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人猿近距离地相遇并持留仍然只是一个带有试探性的偶然的事件，十多分钟后，它们就与落日一道遁去。两年之后，黑猩猩终于习惯了身边这个异类的存在；又过了两年，珍妮才能像一个家庭成员那样与它们朝夕相伴亲密相处。在珍妮融入猿群的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过程中，黑猩猩王国的几乎所有秘密也在渐次向我们敞开：它们过着群居的生活，拥有井然有序的森严的等级；它们能使用甚至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比如投掷石块以攻击对手，把小树枝的叶子撸掉、枝杈折去，做成一根钓杆伸进白蚁洞里钓白蚁；它们会运用喜怒哀乐乞求恐吓等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进行必要的沟通与交流；集体狩猎捕杀小狒狒或者红尾疣猴；情绪易于激动并且有较强的侵略性，但同类之间往往又相互捋毛以示抚慰与顺从，而且可以产生相对稳固的友谊；群婚而又禁绝母子之间的乱伦；母亲独撑家庭抚育子女，父亲却逍遥于家庭之外；它们有自己的艺术：少年费冈的“雨中之舞”；甚至还有自己的个性：大卫的忠厚、戈利亚的暴躁、马伊克的睿智、密尔林的孤僻、菲菲的天真……它们的性格、行为、友谊、亲情、性爱、社会观念与自我意识虽然与人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同样的情境中却与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珍妮在把人与猿作了科学的比较之后曾感叹说：“黑猩猩在许多方面，诸如完成相当困难的任务，运用甚至制造工具以达到各种目的，群落的结构，复杂的交际系统以及产生自我意识等等方面，也超过了其他动物。谁知道，黑猩猩再经过几百万年的长时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是啊，如果说人只是宇宙进化史中的一个小小的偶然，倘若这偶然——完成进化的独特机遇不是赐给了人猿而是给了类人猿，那我们今天的世界也许就是一个大卫们统治的世界，而闯进非洲丛林中进行科学考察的将不再是珍妮，而是那个生性好奇的类人猿姑娘菲菲或者布琦了。好莱坞电影《人猿星球》在落幕前就逼真地再现出一个人猿倒置的世界：那位历经千难万险的美国飞行员里欧刚刚穿越时空逃回华盛顿，却落入一群现代猿类警察的包围之中，而国会山前林肯塑像的肩膀上扛着的也正是一颗略感沉思的猿类领袖多毛的脑袋。
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大卫只能呆在它的非洲丛林里以便有一天能成为珍妮的观察与研究对象。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已经完成进化与发展且拥有强大文明和在精神上独一无二的人类，将如何去面对那些被自己远远甩在身后的蒙昧的近亲与其他更低等级的动物以及地球上林林总总的一切生命？
然而，十八岁的珍妮离开欧洲的繁华大都市不远万里来到非洲腹地，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意义就是充当人类派往动物王国的亲善大使。一只她保存至今的周岁礼物（蓬发的玩具黑猩猩朱比里），一种源自童年的对动物的好奇与热爱，便早早地确立了她一生的志向。“我刚满八岁，就第一次打定主意，一旦长大我就要去非洲，去和野生动物为伍。”只是到了她深入猿群的生活成了它们大家庭中的一员，她才把这种对黑猩猩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单纯的好奇与质朴的激情升华为理性的思考。在对黑猩猩长期的观察与研究的基础上，她一方面对“在自身的进化发展中，已经达到了不可估量的高度”的人类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星猩猩“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正是我们人类，应该担负起保护自己最接近的亲属的责任”。黑猩猩虽然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呈现出与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方式，但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它们完全应该享有与人一样的自由、尊严与权利。而且，无论是人类的近亲或远邻，甚或是一切生命，都在庞大的地球生命圈中拥有自己的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有些生命，比如苍蝇、蚊子、老鼠以及人体中的寄生虫等，你虽然从理智与感情上不能接受它，但在存在的层面上，你还是必须理解并承认它。如果人类只是一味地强化自己的中心地位，狂妄地凌驾于万物之上，继续无情地灭绝野生动物，漠视和抹杀其他物种的存在，到头来既没有邻居、朋友，也没有敌人，那么人类只能在空无一物的地球上踽踽独行……
或许有人认为：已经被生命进化史淘汰出局的黑猩猩及其他物种只能屈居于人的仆从地位，而且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类也永远无法突破动物的理性黑暗，使其分享人类的文明。两者之间的隔膜是绝对无法沟通和不可逾越的。然而印度的耆那教徒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的教义告知我们说：“最低微的昆虫的生命与高贵的人的生命同样神圣，一样永恒。”珍妮则以她在非洲丛林十一年的生活、观察与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远古以来横亘于两类演进方式不同的亲属之间的墙垣”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动摇的，人与动物之间是可以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并且互相沟通与交流的。她在该书的结尾处写道：
有一天，在一条清澈明净的小溪边，我坐在大卫旁边。看到地上有一颗鲜红的坚果，我捡起来并送到大卫面前。开头他躲让着，但当我把放着坚果的手掌伸近他时，他先看看坚果，然后看看我，拿起坚果，同时轻轻地，然而是果断地握住我的手。我害怕了，抖动了一下。于是，大卫松开手，看着坚果，让它掉到地上去了。
这轻轻的一握，表面上看只是发生在非洲丛林里的一位科学家与她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插曲，实际上却是人类与动物交往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珍妮是幸运的，是她第一个（也许迄今还是惟一的一个）代表人类与其他生命握手致意，而大卫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动物王国的英雄。是他首先伸手“果断地握住”一个人类的白皙而无毛的手，第一次用身体语言道出了动物对充满爱心的人的信赖与感激，表达出它们渴望与人类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真挚愿望。因此，这一握既是对珍妮十多年来在非洲丛林中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最高奖赏，也是人与其他生命可以沟通与交流的一个永恒的象征。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爱，不仅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能照亮横亘在人兽之间的那片无边理性的黑暗。
瞬间一握，便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生命图景的永恒定格。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向无助的动物伸出自己的友爱之手，主动地承担起善待生命保护动物的神圣使命，把我们的地球建设成人与动物及其他生命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
〔英〕珍妮·古多尔：《黑猩猩在召唤》，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索尔仁尼琴与赫鲁晓夫
——读《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
？ 戴庆华
在前苏联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中，曾有许多人得到过高级领导人的青睐，少数人还同高层领导人建立了特殊的私人关系，如列宁、斯大林与高尔基，斯大林与肖洛霍夫等。不过，这些得到高层领导人亲睐的作家艺术家在进入领导人的视野之前就已经闻名遐迩。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里，得到赏识多少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索尔仁尼琴几乎算是惟一的例外，在进入高级领导人的视野之前他还是梁赞市一个清贫的教师。他的一夜成名是同赫鲁晓夫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个后来成为苏共敌人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赫鲁晓夫一手造就的。张晓强先生的《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对此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
索尔仁尼琴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在集中营度过了八年的监禁岁月，1953年才获得释放，但释放后按照规定又在哈萨克共和国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小村庄度过了三年流放岁月。虽然他在劳改营中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构思，被释放后仍然坚持不懈的写作，但是，他的作品只是写给自己看，从没有想过这些作品会有出版之日，更没有想到他会靠自己的作品一夜成名。即使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掀开了“解冻”的序幕后，他也远未为这个苏联文学的新时代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1959年，他创作出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雏形。但是，这种创作仍然处于地下状态。然而，地下创作的苦寂是可想而知的，他也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状态。他一次次地修改这部作品，删除其中激烈的言词和敏感的话题，使之适宜在出版环境仍然不甚宽松的苏联能够公开出版。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社会发生的显著和不显著的变化终于也让作家的这颗敏感的心灵受到了轻微的撞击，他关注着文坛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终于有一个人的讲话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苏联著名诗人、《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个诗人主张更大胆更自由的出版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他曾经仰慕的诗人，远在索尔仁尼琴当炮兵连长的战争年代，他就从电台中听过诗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出于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任，他把作品托朋友送到了《新世界》编辑部，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痛苦等待。
特瓦尔多夫斯甚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决定采用这部作品。他约作家到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见面，提出修改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把书名从《854号劳改犯》改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且，他还付给作家相当于其几年工资的最高标准的稿酬。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尽管明了作品的价值，却仍然不敢擅自作主发表作品：这可是苏联的头一部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作品！他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其中就有苏联不少知名的诗人和作家。但是他们对作品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书稿肯定不会得到发表。
作品的问世是如此的艰难，连索尔仁尼琴本人都有些失去了耐心。为了让作品得以问世，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走上层路线，把作品送给了赫鲁晓夫的文学顾问列别杰夫。作品终于“上达天听”——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非常欣赏这本小说。
据说，当列别杰夫为赫鲁晓夫朗诵这部作品时，这位领导人听得非常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称赞，还把米高扬也请来一同欣赏。两周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他们务必在次日上午交给中央二十三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当时编辑部仅有三份，打字根本来不及了，于是只好铅印，使用《消息报》的几台排字机，分给每个工人一小段，让他们分头排字，校对工作也连夜进行，终于在凌晨前将装订好的样书直送党中央。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明态度，有些人虽然有一本小说的样本，却可能根本来不及或者没兴趣哪怕是翻一遍，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利用第一书记的权威下令出版该书。
1962年10月20日，赫鲁晓夫召见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他宣布了可以出版的决定。这时节的赫鲁晓夫正被古巴导弹危机搞得焦头烂额，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对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书如此关心是颇耐人寻味的，也许这正是这位领导人在紧张中寻求镇静的一种奇特方式吧。不管怎样，这本难产的小说终于得以问世了，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正是小说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这个时候，连索尔仁尼琴本人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当他应邀到莫斯科去校对稿子，终于看到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终于变成毛边大样，不禁失声痛哭。
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在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而且还有许多人争相订阅。当时杂志只有九千四百本，后来杂志出了两版单行本，发行达八十万册。小说发表仅十余天，《文学报》、《消息报》、《文学与生活》、《星火》等报刊就陆续刊登了一些文艺界名人的文章，对小说表示热情的赞扬。
小说让作家得到了巨大的声誉，一时间索尔仁尼琴的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1962年12月中旬，索尔仁尼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以其惯有的坦率和粗俗的作风搂着他的肩膀表扬他。不用申请他就自然的成了作家协会的会员，还差一点获得了1964年度的列宁奖金——如果成为事实的话，会是十分有趣的：把一个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奖金授予后来的苏联政权的敌人。
据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也许是出于疏忽，这位第一书记把这本书的作者也称着伊凡·杰尼索维奇。赫鲁晓夫还在中央全会上公开了当初讨论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时许多人不置一词的经过。显然，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当然，由于赫鲁晓夫的赞扬，这本书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提高。那一次中央全会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每个与会者都得到了两本书，一个是全会的材料，另一本是第十一期的《新世界》。有几千本本来是准备在莫斯科零售的杂志也被紧急调运到会议的服务点，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奇观。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对索尔仁尼琴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当特瓦多夫斯基把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第一圈》送给列别杰夫，试图再走一次上层路线时，他得到这样的回答：“您还不知道谁现在很不满意而且后悔让《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了！”后来的材料证实，赫鲁晓夫曾向一位退役将军诉过苦，他说：“你要知道索尔仁尼琴让我触了多少霉头就好了。今后我可不再干这些事情了。”显然，由于下令出版这本描写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他受到了政敌的责难，而且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件事向他发难。
赫鲁晓夫的后悔已经有些晚了，两个月之后他就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一个平庸的党务工作者勃列日涅夫接替了他的总书记职位。在得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后，索尔仁尼琴一时处于难以形容的尴尬境地。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有过这种庇护吗？），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无论索尔仁尼琴是否承认这种“庇护”，他的命运是同赫鲁晓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他的困境也日益加剧，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踪被监视，终于于1974年2月被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国外长达二十年之久。
无可否认，是一位领导人造就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如果没有赫鲁晓夫，或许索尔仁尼琴永远都只会是梁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