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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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聆听关于某位已逝长者的悼词，尽管是千篇一律中说“愿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宁”，在某个阴雨霏霏的傍晚，即使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可能相信“灵魂”和“另一个世界”存在，假如死者是他尊敬的老师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哲学可以看作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神学的回应，我们可以对他的批判哲学作这样的总结：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尽管同属于纯粹理性，然则二者之间通达的桥梁有无限长，每个人一生的脚步都无法跨越，但我们的意志可以相信二者统摄于共同的上帝。
放眼我们居住的世界，当沉思的心灵看到生命的繁衍，例如发现冷漠的大地竟然有老鹰对雏鹰的哺育、小猴在母猴怀抱里的偎依、幼儿园里孩子们的追逐——难道这不是宇宙中的奇迹吗？没有什么比“精神”从孤零零的大地上诞生更神奇的事件了，宇宙中的“爱”当然不是忽然间凭空从石头的缝隙间迸出来的，而是原自“自然的伟力”和“上帝的力量”——二者之间只是语义学的差别。当然“爱”似乎永远在他的对立面中彰显自身——老鹰对猎物的残忍猎杀，猴国为争夺统治权的搏斗，人类之间轰轰烈烈的战争。上帝不是至善，即使人类可以赋予上帝至善的观念，但必须明确达于至善永远是一个进行中的未完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善不能否定其对立面的存在，而必须依靠其对立者中显现自身并增强人类对他的理解（“反者，道之动”）。要求上帝永远是圣诞老人的妇女们总是要失望的，一本伟大而深刻的诗篇不可能页页描写节日的欢乐。当然，但丁说上帝浩繁的书卷是用爱装订成册的，并且上帝创造的人作为他的惟一读者，人通过在大地上生存阅读上帝，也可以通过哲人的书籍增加自己的理解力，如但丁的《神曲》描写了一个灵魂从地狱游历到炼狱又到天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对人类上帝观念演变的比喻。
除非我们不用自然生物的基因而直接在化学实验室里从碳、氢、氧等元素中“制造出”哪怕是最低等的生命；或者，为太阳补充核燃料，推迟太阳系的毁灭时间，否则我们就没有挑战上帝的丝毫权利。上帝赋予了人意志自由，人是自己自由意志的主人，但自由是有限度的，例如你不可能有满足自己吃唐僧肉欲望的自由，即使未来科学能延长人类寿命到几百岁也不能消除死亡，因为你不能杜绝孩子诞生，我们的地球如果非要容纳她几乎无法容纳那样多的人，只能加速毁灭的来临。所以人的精神性对自身生物性的超越不可能是无限的，而试图去僭越上帝更是永远做不到的。
人类在追索上帝的道路上还有无限的路程要走，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心灵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分界线。尽管原则上化学现象可以还原成物理学现象，但因为我们不能把生物学完全还原成化学，生物学也就不能还原成物理学。这困难似乎不仅来自于人类智慧，还来自于对象本身，物理学和生物学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本质”性差别；而要把生物学和人类社会学统一起来好像根本不可能；把哲学变成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的想法康德已经有了，后来曾令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着迷，但在他晚年还是宣布这个梦想破灭了。在人类逻辑思维达不到的地方幸而有信仰来拯救，对于人类知识世界无法填平的自然物质世界与人类心灵世界之间的鸿沟，我们相信只有世界的创造者上帝能够弥合，或者在他心中两者本来就是圆融的。当然，人类思想虽然永远无法企及上帝，却能够不断地接近上帝。
人类精神向外探索的自然科学和向内省悟的宗教与道德是同一部思想史的两个侧面，二者的矛盾可以转化成相互激励的过程。人类的文明史只有几千年，而当文明史到几百万年时，人类向外探求将更加广阔和自由，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所达到的程度，但这种探求绝不会因此动摇人性的根基，即人类对理性上帝苦苦探索所得到的“天启”——人对上帝的敬畏和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
恐怖主义的异变
？ 林子明
研究恐怖主义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一般这些著作都会提到恐怖主义根源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过去与现状，第一代恐怖主义在哪里产生等等。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民意党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1980年美国《警官》杂志的《恐怖主义史》一文指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恐怖主义”这个词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即在雅各宾派执政后期（1793年5月～1794年7月），一年时间里有一万七千人被断头机斩首，三十万人被捕，恐怖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因此热月党称雅各宾派为“恐怖主义者”。但《恐怖主义史》认为，真正带组织性质的恐怖行为的是雅各宾专政被推翻“七十五年以后，俄国的革命恐怖分子又重操此业……”文中重点提到了民粹派（民意党前身）的活动家巴枯宁，并指出：“在许多方面，巴枯宁堪称是现代恐怖分子的鼻祖。”〔1〕
当代许多学术著作也持相同观点：“在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正式进入西方政治词汇表约一百年之后，第一个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民意党’笼罩于俄国大地，并为患达四十年之久……虽然民意党在当时的俄国无甚作为，但其在政治暴力活动中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段，以及在‘恐怖文化’的培育等方面，却为后世的反政府、反权威的恐怖主义组织所继承和效法。”近代史上四次重大的恐怖主义浪潮，第一波发源地是俄国……随后十年……席卷到巴尔干地区”〔2〕。
“1878年一小群俄国立宪党人建立的民意党，为了反对沙皇的统治，奉行了‘以行动作宣传’的信条。对民意党来说，‘以行动作宣传’含义就是选择作为专制独裁体现者的特定个人作为攻击目标。他们认为，沙皇、皇室主要成员以及政府高官等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性价值。在这个团体中有一个内在的集体信念，即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应流一滴多余的血。然而尽管他们极其小心和精心地选择目标，却依然会遗憾地伤及无辜。”〔3〕
由此可见，民意党是第一代恐怖组织已成定论。但有疑问，历史上怎有如此奇怪的恐怖主义？“不应流一滴多余的血”、“极其小心和精心地选择目标”对恐怖分子来说不是挺麻烦的吗？
其实，只要熟悉近代史（含文化史），就会注意到，一百多年来，恐怖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恐怖实非彼恐怖。
高尔基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窈窕的》，说的是西伯利亚一个小村庄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情节，一对老婆婆和老大爷每年到一个坟上去哭，哀悼原先住在他们家的一个女孩。女孩是从内地流放到西伯利亚来的，病死在这里。她属于民意党——革命民粹派的组织。按现代西方学者的分类：民意党“在许多方面，堪称是现代恐怖分子的鼻祖”。
老太婆怎么会为“恐怖主义”而哭？
有一幅很著名的画，叫作《晚会》。它是苏联画家马科夫斯基根据著名科学家尼古拉·莫罗佐夫的回忆创作的。画中的内容是，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其中还有一个俄国军官）或坐或站，在全神贯注地听一位年轻的姑娘唱歌。
莫罗佐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一个大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参加了民意党的军事组织，1881年因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被单身囚禁了二十五年。十月革命后，由于他在化学和天文学上的杰出贡献，于1932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享年九十二岁而殁。莫罗佐夫晚年常回忆自己怎么走上了革命道路……
那是遥远的过去。1874年，二十岁的他第一次随同学去参加革命者的秘密集会。一个梳着褐色辫子的姑娘将他们接了进去，她紧紧地握了一下他们的手，但却未通报姓名。屋里的年轻人也一样，谁也没问他们姓什么。大家谈到了沙皇欺骗性的所谓农奴解放与改革，谈到了政治形势，谈到了未来，集会上一个年轻姑娘留在了莫罗佐夫一生的记忆中：
她走到钢琴边，先弹了一个急速的过门，忽然用一种奇幻的、有力的低音唱了起来。在剧院里也没听到这种歌声……歌词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当时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唱得不只是美丽，而且是神奇了。这个美丽的歌手的脸上的每一个线条，她唱出的每一个音调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和灵感。在她唱歌的时候，她简直是崇高的美的化身……
她一支歌跟着一支唱下去。我记得有“拉辛的峭壁”和死在西伯利亚苦役中的诗人米哈依洛夫的“最后的告别”。年轻歌手唱道：
即使在压制迫害中，
我的心灵里
也神圣地保留着
对青年一代的善良的信仰。
她对直看着一个青年人，用热情高吭的调子唱出了最后几节：
一旦严酷的时刻来临，
睡梦的人民起来——
在那为自由而战的大军中，
有我们身列行伍！〔4〕
当莫罗佐夫随最后的几个客人走到街上时，由于无法压制住内心的激动，以致“怎样回到家里的，都已经记不清了”。
这是革命民粹派的集会。唱歌的姑娘属于民意党〔5〕。“第一代恐怖分子”光彩照人！
画家马科夫斯基和当时的许多画家一样，被莫罗佐夫叙述的情节感动了。于是他创作了《晚会》这幅画。这幅画的中心人物是作为纯洁和信仰的象征的唱歌的女郎。前苏联刊物评述道：“《晚会》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青年的集会。不仅环境、衣着、人物类型，而且情调都传达得多么准确！这里既有浪漫气息和高尚的精神，也有斗争的艰巨和对信念的执着！”〔6〕
据推测，《晚会》中那位女郎的原型是苏菲娅·彼罗夫斯卡亚。她是彼得堡总督（陆军上将）之女，民意党的领导人之一，1881年因组织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判绞刑。临刑前，许多社会名流如列夫·托尔斯泰及哲学家索罗维约夫等都曾上书给亚历山大三世呈请宽恕，托尔斯泰并说他从此一生都拥护现制度，只要皇上能够宽恕苏菲娅：“我这个不肖的臣民宁愿做您的犬马、您的奴隶。”〔7〕但这些请求都无用，苏菲娅仍然被处死了。苏联刊物曾这样评述苏菲娅：“她是那些曾经探索、苦恼，而且在无益地寻觅那能使人民幸福的真正道路上毁灭了的女性中的一个。”并说：“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找到了这条道路，因为它具有改造生活的科学纲领。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些有着高尚的愿望的无畏而美丽的人。”〔8〕
那个时代的“恐怖分子”闪耀着何等人性的光辉！
像苏菲娅，她本该以公爵小姐的形象出现在宫廷舞会上，为什么要成为“无益地寻觅那能使人民幸福的真正道路上毁灭了的女性中的一个”？像莫罗佐夫，要发财可以经商，要升官可以从政、从军，要当学者可以上大学（他倒是上过大学）。他为什么愿一生把“牢底坐穿”？
民意党的事迹曾使一个日本人掉泪。此人叫明石元二郎，陆军中校，1902年至1907年为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他有“光明的前半生”和“黑暗的后半生”。前半生，他竭尽全力（不但花光了日本政府的大额资金，还将自己弄得囊空如洗）资助俄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后受到日本政府的训戒〔9〕。而当日本政府召回他时，他一度想抗命留在俄国，放弃日本籍，当一名流亡者，加入到俄国革命中去〔10〕。后半生，他的职务越升越高：少将、中将、上将；师长、陆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宪兵司令、台湾总督，成了罪恶的殖民主义者。但在任台湾总督病重期间（他担任一年台湾总督后因病去世），他又回光返照，不时念叨年轻时的俄国往事，不时呓语他的“俄国伙伴们”。临终前，他最后问的居然是“俄国的革命怎样了？”〔11〕
此人在前苏联史籍中无声无息，但西方至今仍有史家研究他。1982年，西方一部近代史系列记录片（资料片）在中国上映，里面有他与列宁会谈的画面。而关于明石1904年和列宁在瑞士会谈一事，日本传记作家杉森久英在《神秘的驻外武官》一书中有长段的描写，大意是这样：明石提议资助俄国革命，列宁拒绝接受。明石说希望不要将他看作是一个日本军人，而要将他看作是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留学生，等等〔12〕。
明石初进俄国时，只是个负有谍报使命的军官。日本政府授予他扰乱俄国后方的使命，必要时可与俄国革命组织接触，资助它们。明石开始接触革命党时是个冷酷、精明的角色，丝毫不带感情色彩。可是一旦他潜心学习俄国历史文化，了解的俄国革命史越多，就渐渐陷入了困惑：“俄国的恐怖分子以知识阶层居多。压迫中的直接受害者农民没有成为恐怖分子，而知识阶层和大学生却成了恐怖分子，这是怎么回事？”〔13〕他不断地问认识的俄国人这一类问题。
他听到的是一个长故事：原来俄国革命的第一代先行者是十二月党人，民意党这些人算第二代，他们是将十二月党人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十二月党人原是进驻巴黎的俄国占领军军官。当年俄罗斯帝国率领欧洲盟军击败了拿破仑军队，占领法国后，“这些贵族军官下马与法国民众接触，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被他们击败的法国革命，原来有如此高尚的道德理想？于是成群结队，纷纷去卢梭隐居地——爱维尔弗农山庄，在那里自愿接受法国革命的精神洗礼”。这些人回到俄罗斯不久即发起十二月党人起义，贵族军官在事变的纲领中还提出了明确的平民要求，以致于俄国人评价说
：“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未见过当今老爷们造反，却为的是——要做鞋匠！”〔14〕他还听到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故事，这些名媛贵妇在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后，毅然放弃荣华富贵，动身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使得至今托波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郊外衰草荒丘间，尚埋有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忠骨。
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的岁月，农民生活更加困苦，社会上不良风气盛行，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被迫退出社会活动以后，我们社会的一般水平就下降了。”但到了1874年，俄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民粹运动。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换上农民的服装，“走向民间”，与农民同劳动、同生活。他们一方面传播知识、文化，一方面宣传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思想，力图使农民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民粹派初期的斗争都是采取宣传的方式，但沙皇政府对和平的民粹运动采取了暴力镇压，“在民粹运动进行的六年中被当局逮捕及流放的有一万七千多人”〔15〕，许多人死于狱中。民粹运动失败后，民粹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与“民意党”。前者人数极少，后转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者人数众多，仍然保留着民粹派的特征。在唤起农民革命无望，并且看不到社会其他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民意党走上了个人恐怖道路，以暗杀个别（沙皇、有罪行的高官等）人物来反对沙皇制度，力图以自己的牺牲震撼社会，唤醒沉睡的人民。暴力换来了更大暴力，在1880年以来的大镇压中，民意党的整整一代精英都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