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土肥原贤二
六十四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多年浪迹中国，从事间谍颠覆活动，是中国人所最熟识的著名日本特务。他担任过步兵第三十联队队长，奉天特务机关长，步兵第九旅团长等职。
土肥原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中国东北特务机关长（1931年9月，即“沈阳事变”发生时）；沈阳市长（1931年9月至10月，日军侵占时期）；供职关东军总司令部（1933年）；华北“自治政府”首席顾问；驻中国东北日本第五军军团长（1938年至1940年）；最高军事参议官（1940年至1943年）；陆军航空总监（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1941年4月）；日本东部军总司令（1943年）；驻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总司令（1944年至1945年）；陆军教育总监（1945年4月）。
土肥原是日本军人中最著名的“中国通”。他是曾任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门下的杰出弟子。在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之前，他已经在中国呆过二十多年，能操一口流利的华语，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军人、政客。他一贯从事间谍特务活动，为日本搜集秘密情报，并极力在当时的中国军阀之间挑拨离间，翻云覆雨。因此，在北洋军阀混战时代，几乎每一次的中国内战或政变（如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张勋复辟等）都有此人插手其间。至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件”、“七·七事件”、“满洲国”的成立等，那更是他精心策划的“杰作”。土肥原在1931年不过是一个陆军大佐，但是由于他侵略中国有功，到了1941年便晋升为陆军大将。这在日本是罕有前例的。土肥原与臭名远扬的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冈村宁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同班毕业生，他们早已立志要毕生致力于侵华活动，妄图灭亡中国。这四个野心勃勃的侵华巨酋的姓名和罪行都是中国人民所耳熟能详的。他们的下场也不尽相同。土肥原和板垣是在远东国际法庭被控的两名被告，最后由法庭判处了他们以绞死刑。矶谷因地位较低，未被国际检察处当做首要战犯向远东国际法庭起诉。他是1946年夏季盟军总部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把他押送到中国去受审的，不久便被判处了死刑。冈村是四人之中最“幸运”的一个。他不但未被判死刑而且得以逍遥法外。查冈村系日本最后一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以实行其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而为中国人民所痛恨。在日本投降时，他奉命代表日本办理在华日军投降及遣返等善后事宜，遂与蒋记政府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冈村形式上虽亦列名战犯，但是在蒋记政府逃迁台湾之前便被宣判无罪而释放了。这是1949年1月26日的事情。释放后不到五天工夫，他便连同二百六十名已经判决并在中国服刑的日本战犯被一艘美国军舰接到日本去了。冈村回到日本之后逍遥法外，继续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四人之中，土肥原无疑地是最积极、最凶猛、阴谋最多、手段最毒的，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
桥本欣五郎
五十七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曾任驻俄使馆及驻土耳其使馆之武官。在土耳其时，他深敬土耳其总统凯末尔之为人。回国后遂模仿土国之国民运动，在日本纠合青年军官组织“樱会”，鼓吹“天皇归一”之法西斯国家体制。那时桥本不过是一个中佐军官，但是他的煽惑力却很大，在少壮军人之中追随者甚众。
桥本于1928年至1945年间的主要经历如下：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1933年起）；自陆军现役中退休（1936年2月）；撰著“桥本欣五郎宣言”（1936年）；重入陆军现役（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指挥炮兵联队（1937年）；指挥炮击“瓢虫号”与“巴纳号”两舰之日本军队（1937年）；著作大量书籍，常在“太阳大日本”杂志及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常作公开讲演，均系鼓吹侵略战争者；参加若干社会团体，其目的均在怂恿军人控制政府，促进侵略战争；策动若干阴谋，其目的在打倒他认为侵略野心不足之政客及官员；大政翼赞会创办人之一（1940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42年）。
桥本是一个极端法西斯型的国家主义者，一贯疯狂鼓吹大日本沙文主义及军事独裁政体。他和大川周明（另一法西斯狂徒）是1931年的“三月事件”及“十月事件”的主谋，妄图以军事政变推翻内阁，组织军人独裁政府。政变失败之后，他又纠合若干少壮军人成立法西斯色彩浓厚之“日本青年党”。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率领日军转战于杭州湾、芜湖、松江、九江庐山各地，并疯狂地击沉了英美军舰，因而给日本制造了外交麻烦。日军在1937年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军舰“巴纳号”（Panay）、英国军舰“瓢虫号”（Ladybird），当时曾引起西方国家的震惊。日本军队此举原系有意试探美英等国的态度，并非偶然的意外。后来由于美英态度强硬，日本便软化了。它向它们表示了“深切的遗憾”和“真诚的歉意”，并且答应“赔偿一切损失”、“惩办肇事人员”以及“发布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类似事件的必要命令”。这事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之后，为祸之首桥本欣五郎便奉命解除了现役军职，离开了中国战场，而返回日本去从事政治活动了。被调回国之后，桥本又把他的“日本青年党”改组为“赤诚会”，其后又以“赤诚会”参加统一的“大政翼赞会”新体制。在新体制中，桥本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担任着该会的常任总务，直至日本投降。
畑俊六
六十八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是日本典型的法西斯军人，以鼓吹军器机械化闻名。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他任野炮第一联队中尉，于松树山战役中受伤，子弹穿入胸膛，故此人终身瘦弱，形似病夫。
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伪满时期在中国东北任日本驻军师团长（1933年）；日本陆军航空局长（1935年）；台湾军总司令（1936年至1937年）；陆军教育总监兼最高军事参议官（1937年8月）；晋升陆军大将（1937年2月）；华中派遣军总司令（1938年2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37年1月）；阿部内阁陆军大臣（1939年8月至1940年1月）；二次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1940年7月至1944年）；晋升陆军元帅，为元帅府成员（1944年6月）；陆军教育总监（1944年11月起至日本投降止）。
服务日本陆军四十余年，在日本军人中是一个具有现代战术头脑的杰出人物。在日本法西斯少壮军人强夺政权的阴谋和斗争中，他时常是参加者之一。在两度担任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时，转战于长江流域达四五年之久。对于日军在华中所犯的无数残酷暴行，他是负有直接责任的。
平沼骐一郎
前首相，八十岁，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他是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二十八名首要战犯中年龄最长、资格最老的。在1923年出任司法大臣、踏入政界之前，平沼多年以来一直在司法界服务，是一个职业法官，并于1911年担任过检察总长。1923年山木首相第二次组阁，平沼受任为司法大臣，这是平沼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一步。从此以后，他便放弃了其司法官生涯而积极地投入政治运动，从一个先天的神道主义者逐步变成了日本法西斯的先锋和首领。日本最早的法西斯团体“国本社”便是平沼发起和主持的。
平沼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国本社”社长（1926年至1936年，平沼实为该组织之创办人）；枢密院副议长（1930年至1936年）；枢密院议长（1936年至1939年）；国务总理大臣（1939年1月至8月）；近卫内阁国务大臣、副首相（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思想控制会委员（1941年8月）；枢密院议长（1945年）。
平沼后半生的政治活动之所以一帆风顺，完全是由于他的大日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思想主张能够迎合激进派少壮军人的心理，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护。他同陆军中的荒木、真崎和海军中的加藤、末次等巨头密切勾结，互相支援，在日本政界中几乎是一个“不倒翁”。他利用他曾任司法官数十年的资望，在日本司法界中广泛地拉拢党羽，散播法西斯种子。平沼因为年事较高，在外表上看起来“道貌岸然”，颇有“淳厚长者”之风，实则非常深沉险诈，几乎每次日本政变背后都有他的阴影。
广田弘毅
前首相，六十九岁，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广田毕生服务于日本外交界，是一个法西斯色彩十分浓厚的老牌外交家。他在外务省服务数年之后，即晋升为驻荷兰公使，旋又调回外务省，任欧美局局长。
广田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驻苏联大使（1930年）；斋藤内阁外务大臣（1933年9月至1934年7月）；冈田内阁外务大臣（1934年7月至1936年3月），国务总理大臣并一度兼任外务大臣（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近卫内阁外务大臣（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内阁顾问官（1940年）。
广田1936年任首相时曾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其倾向法西斯轴心之态度已昭然若揭。其后于任近卫内阁之外相时又成立德日意三国防共军事同盟，正式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1937年起侵华战争之逐步扩大，终至不可收拾，近卫首相虽首当其罪，咎有应得，但身任外相的广田逢迎军阀，一味蛮干，实亦负有重大责任。同平沼一样，广田的政治资本也是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广田是极端黩武主义团体“玄洋社”的中坚分子，亦即被外间称为“黑龙会”的法西斯组织的重要角色。
星野直树
五十五岁，1917年于帝国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大藏省（财政部）供职多年，以理财手腕灵活、能力高强见重一时，被誉为日本财政界“后起之秀”。
星野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满洲国”政府财务处总务局局长（1932年）；“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34年）；“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1936年12月）；“满洲国”总务长官（1938年7月）；“满洲国”傀儡政府的官制，每部设部长（亦称“总长”，后改称“大臣”）一人，由一挂名之中国傀儡充任；设次长一人，由掌握实权之日本人充任。是故所谓“次长”事实上便是该部独揽大权之最高长官。这些日本次长每星期集会一次，会上的一切决议只是提交傀儡政府的“国务会议”一字不改地照案通过，付诸实施。“满洲国”的所谓“国务总理”，情形亦复如此。这个职位名义上由一名老朽昏庸的大汉奸（如郑孝胥、张景惠之流）担任，但是在国务院里设有“总务厅长”（或“总务长官”），事实上便是国务总理。他独揽“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权，大小汉奸对他都是奉命惟谨的。星野长期担任过这个职务，他对“满洲国”的种种罪恶措施当然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近卫内阁企划院总裁，继任国务大臣（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东条内阁书记官长兼国务大臣（1941年10月16日至1944年7月）；大藏省顾问官（1944年12月）。
星野到“满洲国”以前不过是日本大藏省的一个干练职员，但是他到了“满洲国”之后，便逐渐成了一个侵略能手。他勾结历届在满洲的菱刈、本庄、三宅、冈村、东条等日本关东军巨头，组织所谓“满洲友之会”，博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因而攫到了“满洲国”的财政大权，对中国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掠夺和榨取，使东北的全部资源和人力尽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政策服务。在从事这种罪恶活动达八年之久以后，星野回到国内，担任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中的要职，使日本一方面能持续其侵华战争，一方面能发动其对美英各国的太平洋大战。在日本人心目中，星野是东条的左右手之一。
板垣征四郎
六十二岁，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参加1904—1905年日俄战争。此后便供职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长期从事罪恶活动。他和著名的“中国通”土肥原、冈村、矶谷等是士官学校同期毕业生，也是中国人民所最痛恨的日酋之一。
板垣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关东军陆军大佐（1929年）；关东军副参谋长（1934年）；日本驻华第五师团长（1937年3月）；关东军参谋长（1936年至1937年）；近卫内阁及平沼内阁之陆军大臣兼内阁满洲事务局总裁（1938年6月至1939年8月）；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39年9月）；朝鲜军总司令（1941年7月至1943年）；最高军事参议官（1943年）；驻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总司令（1945年4月）。板垣于1932年晋升关东军少将，1937年5月还曾供职于参谋本部，1941年7月晋升陆军大将。
板垣1929年只是关东军的一个陆军大佐，到1938年便出任陆军大臣，1941年更被擢为陆军大将，其晋升之速在日本是罕有先例的。其所以然者，无非是为了酬劳他侵略中国的“巨大功迹”。在任职关东军时代，板垣是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强使其脱离中国和成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据说他自己还一度梦想过要做“满洲国皇帝”。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发动之后，他又率领日军转战于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的残酷暴行。同土肥原一样，板垣的名字和罪迹在中国人民中是妇孺咸知的。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板垣正在新加坡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他是在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审的前一天才被押解到东京的。
贺屋兴宣
五十八岁，是战时日本最突出的一个理财能手，有“财政魔术家”之称。
贺屋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大藏省（财政部）书记官长（1934年）；近卫内阁大藏大臣（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兴亚院顾问（1939年）；华北开发会社总裁（1939年至1941年）；东条内阁大藏大臣（1941年至1944年2月）；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贺屋之所以能取得日本战时财政大权，也是由于他在政治主张上能够迎合法西斯军人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从而得到他们的欢心和支持。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大战）时期，贺屋都担任着藏相的职位，不啻是日本战时财政的总指挥。他控制着日本国内的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动员了全国的财力资源，因而有力地支持了军阀们的侵略战争。在担任所谓“华北开发会社”总裁时期，他对中国资源还进行过直接的残酷掠夺和榨取。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日本政府妄图挽救濒于破产的金融，设立了一个“通货对策委员会”，由贺屋任委员长。这是贺屋在日本政府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要职。但是由于日本经济日益恶化，通货膨胀急转直下，这个号称“魔术家”的“魔术”至此也就无能为力了。
木户幸一
五十八岁，系明治维新时元勋木户孝允之曾孙，世袭侯爵。木户曾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在校时与绰号“花花公子”的近卫文交情最深，因为两人同自贵族出身而又志趣相投。在此后的长期政治生涯中，他们互相勾结、彼此支援，逐渐成了日本政界的两个显赫人物。木户在大学毕业后�
![[陈远东] 神算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