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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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他跟少年球员一起上场的一次宝贵的机会。

　　我们无法交流，但很要好。从那时我们成了朋友。几年没见到他了，但我大约半年给他打个电话，请一个翻译，和他开三边会议。我被招入突击者队的当天，他从中国打来电话祝贺。他在全明星队的第二场比赛我见到他时，他把球衣送给了我。在我看来，我们是一生的朋友。

　　在圣地亚哥之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但我们还是每晚打球。我在上海家中的奖杯陈列柜中有两张我同乔丹的合影。一张是他同营地每个球员及工作人员的集体照，另一张中，我正往场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背，我在笑，但看上去很瘦。一个原因是整整2个月我只有200美元可用，刘炜大概带了150块。前两周，我们什么都不用付钱，大鲨鱼的总经理李耀民照顾我们。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之后，他回国了，把他的钱都带走了。我们两个中国小孩没有钱，完全自己管自己，继续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奥兰多等地打球。

　　因此，在两个星期里，我和刘炜只能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刘炜每天吃一个，我吃两个，以及旅馆里每天供应的免费早餐，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跑去吃。

　　另一位教练从中国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你看上去皮包骨头。”“当然了。”我说。

　　刘炜（国家队队员）：其实，姚明每天吃2只干酪汉堡包，我只吃1个。我受伤了不能打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多吃一点。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球员自己付饭钱，也许他以为像中国一样，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给球员，或者球队会包揽所有费用。我希望他是那样想的。我们的钱用完后，HighFive的教练里尔·尼克斯借给我们每人100元。里尔只有5英尺6（1米68），那时我不会英文，就叫他“小教练”。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得还给他100元。
到圣塔巴巴拉的乔丹营后，我去波特兰跟耐克签合同，并休息一下，他们让刘炜和我一起去。我们去击球练习场打棒球，10次挥杆我只打着1次。他们还带我们去威拉米特河玩水上摩托，我很喜欢，但很惊险———也许是我做过的最惊险的事情。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姚明让我也一起飞到了波特兰，去跟他一块玩。耐克那时就很看重他。他玩起水上摩托来毫无惧色，在我看来是这样———当我紧追其后时，他　　
加大油门，来个急拐弯，一下把我甩得远远的。他这样做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们去棒球练习场，他打了十几杆，1杆都没打着，差得远。水上摩托最好玩的乐子，就是当姚明从自己的摩托上摔下爬不回去的时候。最后他抓住我的摩托后部，我把他拖回码头。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一年后，耐克与姚明签了份四年的合约，每年付给他35，000美元，加上奖金，每年有50，000美元。他们已与王治郅签了份类似的每年50，000美元的合约。由于姚明在上海大鲨鱼队的年薪是20，000美元，耐克中国区的员工就开玩笑说，姚明在耐克做全职、在球队做兼职，因为耐克付给他的报酬是球队付的两倍。

　　终于回到上海，许多记者等在机场的出口。出去两个月，我没理过一次发，头发很长。

　　虽然我在圣地亚哥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还是很瘦。长头发加上皮包骨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我想，“这真是我吗？”

　　被水上摩托拖在后面，是我落后刘炜的仅有几次之一。说到篮球，我通常领先一步。入选上海青年队我比他早几个月，进大鲨鱼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一去就首发上场，而他坐了一阵板凳（我总是首发但打不了太久）。只有进国家青年队他比我早一年，因为青年队已经有了王治郅打中锋。王治郅升入国家队后，我才进了青年队。我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就升入国家队。我进入国家队三年后，他才入选，因为国家队已有了很多后卫。

　　在哪个队打球或者是否在一起打球，对我俩来说都没关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看美国片《兄弟连》的时候，就想到跟刘炜一起一级级晋升的历程。许多人一起开始，但一个走了，又一个，再一个，最后，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越少，就越特别。

　　我激励他，帮他升到我这一级球队。我会给他看我的球衣。他先进国家青年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激励我的，对我刺激很大，因为那是我们中的一个第一次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球衣。

　　“看到了吧？”他说，一边给我展示国家青年队的球衣，“感觉好极了。”

　　1998年秋天，也就是在美国一起度过的那个之后的夏天两个月，我们一块在国家青年队打球，但这之间，我跟国家队一起训练，他们出发去打亚运会的最后一天，把我裁掉了。

　　在那以前刘炜和我一起打球已经很久了，我们常一起谈论篮球。1997年我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在和是炜一起打球的岁月里，我们总共只吵过一次架。那是在97…98赛季，我们输掉了一场跟江苏龙队的比赛。我跟他说他，本来该怎么怎么打，他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重归于好，这件事最终还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国家青年队的教练是马连保，他先是执教一支军队球队，后又执教八一火箭队。他是个很好的人，做起事来我行我素。其中一件事就是，在训练营里他不让我和刘炜一起上场。

　　那时我还不是中国最好的中锋，只是CBA第二年的球员。国家青年队的球员水平都不相上下，你不知道哪5个球员会首发。队里有三四个控球后卫，而我是唯一真正的中锋，你会觉得我肯定会在首发阵容中，在国家青年队中只有我和刘炜打过CBA。

　　马连保教练知道我跟刘炜是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默契，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把我们分开。作为中国的球员，永远不会问教练这样的问题。我的猜测呢？他想保证对队里的控制。

　　也许他并不是觉得受到威胁，但他是军官，控制对他的重要性超过一切。如果两个球员是朋友，也许他觉得我们会获得某种超出他控制的力量。我想，他这么做并不是想故意损害球队，而是他相信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也许他觉得刘炜和我会把太多传球给对方，对对方的信任超过其他队友。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我们，你要是看我们打球，也不会看到那样的证据。

　　当正式比赛开始，我们俩都首发上场。我们拿到了亚洲青年男子篮球锦标赛冠军，所以说，教练的那种做法并没什么影响的。就像我说的，我喜欢那个教练，只是不赞成他的这种想法，我总是忘不了这一幕。

　　马连保教练曾教给我的一课，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篮球智力高于你的篮球能力，”他说道，“篮球智力高，你能发现投篮或传球的机会。即使你的能力不够，不能够传好这个球、投好这个篮，你仍然可以努力去改进。但如果你有这种能力，没这种智力的话，你也不能传好球、投好篮。这样，你的能力就等于零。”我一直很努力地打球，因为我感到有责任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样今后就能在国家队里为中国赢得荣誉。直到学会如何传球，如何与队友全力配合后，我才真正享受到了篮球的乐趣。
这种变化，并不是通过别人示范或告诉我才取得的。只因为大鲨鱼队开始派不同的队员与我上场，我必须利用好他们。

　　我刚进大鲨鱼队打比赛时，对方总是走马灯地的更换中锋，这样他们就总有精力充沛的队员来防守我。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前一个赛季，大鲨鱼招了两名很棒的美国球员。一名是投篮防守麦克尔·琼斯，他速度不快，但在17英尺距离投篮很准，在无人防守时投篮从未失　　
误。另一名是大前锋蒙特利尔·道宾斯，他擅长篮板球，身体强壮，但投篮很糟，罚球和跳投都进不了，只在3英尺或者更近的地方能进。他只有2米02左右，但CBA水平与NBA是有差距的。那时中国球员里真正强壮的不多。只有巴特尔和王治郅很强壮。当我们对抗北京鸭队时，道宾斯防守巴特尔，把他挡出罚球圈———他就有那么强壮。防守上，道宾斯也很善于闪避。

　　我在罚球弧的周围，道宾斯在底线，这样的组合是很好。当道宾斯站好点，我就传球给他，他那么强壮，能逼近篮筐。我将对方的中锋引出，把球传给离篮下只有2英尺的道宾斯，这样对手就很难把我拖得筋疲力尽了。

　　这样的配合听起来很简单，但对我却是新东西。从前，我只会试图自己得分。2000年奥运会之后，队里来了两个更好的美国球员替代琼斯和道宾斯。他们是乔治·阿克尔斯，他1991年在第二轮中被迈阿密热浪选中；还有达蒙·斯特林格，他曾在俄亥俄和克里夫兰打球。达蒙大学毕业不过一两年，非常非常快，打球像厄尔·伯金斯———控球后卫的身材，但其实是打得分后卫。达蒙身材不像伯金斯那样小，但很快，而且能投篮。（第一次跟伯金斯打球时，看到他只有1米65，我还以为是哪个球迷冲下看台抢我的球呢）。控球后卫比得分后卫高出5英寸的球队并不太多，但那个赛季我们队就是———达蒙是得分后卫，刘炜是控球后卫。

　　加入大鲨鱼时，阿克尔斯年龄已大，我记得是34岁。他投篮不太好，但可以抢篮板，阻挡对方投篮，用钩射投篮得分。那年我们还有一个三分球命中率53％的球员，名叫单卫国，“卫国”———保卫国家，但他的防御却不好，一点也不行。每次他防御的时候，我都要准备好上前帮他截住对手。

　　CBA只允许每个球队用2名外援，他们通常是球队最好的球员，但与中国球员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在我打球的这些年里，大鲨鱼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援，包括美国球员。美国球员到中国来打球的一个原因是，在美国或欧洲打，他们水平不够。尽管如此，最早和我同场打球的那几个球员仍要表现得好像他们是最棒的。他们想当明星，或自认为应该是明星。

　　在打法上出现争执，他们会说，“你们都错了，我才是对的。”我们第一个外援来自立陶宛，第二个来自俄罗斯，第三个来自美国。我不想说出这位美国外援的名字，他是个后卫，加入我们球队之前在香港联赛打球。他投篮很准，但就是不传球。他与俄罗斯球员同时在队里。李教练叫那个美国球员带球，然后外传给队友投篮，但他从不肯这么干，他总是试图自己得分。那年，媒体许多记者常来采访我，他会凑上前来跟他们谈论我或代我说话。他在我们队呆得时间不长。

　　在CBA的头两年，我不是很强，所以我们队至少用一个大个子的外国中锋在篮下帮我。他们协助防守，我就在三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进攻，等着拿球得分。即使这样，我还得很卖力地打，弄得非常疲劳。但到了1999…2000赛季，我变得足够强，球队可以引进美国突破手和投球手，因为我能够在罚球区两侧活动了。看上去我防守的任务更重了，其实不然。对方好的中锋不多，防守还更容易了，因为我不必在整个比赛中，都在篮框两侧守住位置。若我没有得分，我不必担心———我知道我队友能。

　　2000…2001赛季我真正开始享受篮球。如果对手没能及时对我实施双人盯防，我就很容易得分。如果他们双人盯防我，我知道只要把球传给队友，他们就能得分。那个赛季以前，我们还只是CBA一支较好的队而已，并没有机会赢得冠军。但那年我们成为除八一火箭队之外最好的球队，八一也只比我们好那么一点点。我觉得放松多了，只需要集中对付一支队就能实现夺冠目标。王非（前任国家队教练）：第一次看姚明打球是他在CBA第一年。他已经超过7英尺（2米13）了，但很瘦。很突出的一点是姚明对篮球的激情，打球很卖力。虽然他很瘦，技巧也不够，对篮球的理解也有限，但他的态度使他同中国许多年轻球员不同。他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不是失去控制或让其他队员尴尬的那种，而是在队友打出好球时会告诉他们。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在中国就不同寻常了。我一直想让球员那样，但很难找到那样的中国球手。

　　那不是他们的本性，这是一个文化背景问题。中国球员非常内向，几乎是被动的。我希望其他中国球员像姚明这样。这是他的个性，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他试图做出来的，他本来就那样。

　　1998年我挑他进国家队，巴特尔和王治郅已经在国家队了。姚明很崇拜他们，像对偶像和大哥哥那样。从技术和身体条件上，那时姚明跟他们俩人还无法相提并论。我带他时间很短。姚明成为优秀球员的过程是渐进的，不是说一夜之间阳光忽然照耀到他头上。在1998年，他还只是一张白纸，尤其不会篮下技术，步伐也不好。但他每年都在提高。
我仍希望去大学受教育，但我认为在CBA打球比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更能为NBA作准备。第一次见到火箭的总经理卡洛尔·道森的时候，我问他：“如果我在NCAA打过球，会比现在好多少？”他说我作为球员不会更好，只是在球场外会更自在，因为我会更适应美国的生活。

　　如果我打过NCAA，我会更加呆板、更加容易被人猜透，因为大学里的中锋只打内线，并　　
在篮下活动。也许我就不会有15英尺的跳投，面对篮框不会传球。在CBA我学会了所有东西，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必须阻挡对手投篮，然后得分，再后来，当大家开始双人盯防我的时候，我学会了怎样利用队友。为了使大鲨鱼赢得冠军，我得发展所有的技能。

　　现在我知道CBA水平低于NCAA。我也清楚CBA前几轮的季后赛没什么挑战性，而且开始的一年，CBA冠军赛阶段也只有2场球。若两队各赢1次，2场得分总分多的队获得冠军。第二年三场取胜，第四年则是五场胜。我打的决赛都是五场取胜的。

　　为赢得冠军，无论是什么联赛，压力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在美国大学打篮球，我会在威斯康星球队，不知道会不会每年都有打总决赛的机会。在CBA，我们连续3年和八一火箭队打锦标赛阶段。这种经历非常宝贵。我在火箭队的队友斯蒂夫·弗朗西斯两次打到低年级大学联赛锦标赛阶段，还带领马里兰打到NCAA的1。4决赛。但他从来没在冠军总决赛中上场或投篮，也没打过职业联赛的季后赛。在大学队里没有打总决赛的经验并不是斯蒂夫的错，我若在他的位置可能也同样没有机会。有许多东西是中国篮球所不具备、不能提供的，但它给予了我那些可能无法在其它地方得到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