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1-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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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微醺半醉的男人，一点点酒意，让他的声音透着松软温柔。恨透了酒鬼的我居然马上原谅了他，因为他下车奔过来准备营救与道歉的速度太快，快到我认定他绝对是个不闪避、能扛下责任的正人君子。

　　可以想象的，就是他没有任何迟疑地带我离开现场，送我回家，知悉我并无大碍后，留了一张名片。

　　小事一桩啦！人平安就好，那车早该功成身退了，不用太心疼。

　　第二天，天一放晴，我忘却昨夜的倒霉，心情像阳光般准备把文案漂亮地写出来。上了楼梯，一眼瞧见我桌上那盆鲜花。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而该庆祝的任何好事在近半年内不曾发生过一件。

　　署名是……哦，原来是那个撞我车的冒失鬼。其实，那真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小到我不想费一丝力气去处理它，就算这辈子未曾有男人送过花，我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藉由“交通意外”来完成这一次。

　　冒失鬼显然想要经由我俩进一步的深交来表达歉意，并获得宽恕。松花之后一个星期五，他执意来“约”我。我的妈呀！穿条破牛仔裤上车被载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的我，放眼一看，共有五男五女盛装端着香槟等我。那冒失鬼也没有特别介绍我是谁，只在坐定后跟我说，五男五女都是知己好友，他邀我来是因为：“想听一听意外中能保持镇定，意外后又保持善意的特别的女人说话。”

　　他告诉我，出入上流社会俱乐部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眼前所见的女子哪一个不是名门闺秀？可是，那个雨夜的意外相识，竟令他分秒无法忘怀：“你实在非常特别。”

　　一个三十八岁、毫无姿色的女子获得他如此真心且日复一日、益发热烈的赞美，只因我未违本性地不在乎？或是不拘小节地我行我素？

　　那以后的半年，我随他参加了无数令我内心冲击、生命丰富、无关风月的聚会，根本不必去深究他已婚或未婚，彼此只是用心去抓紧两个人如磁铁般互吸的那点由衷的相惜。

　　他甚至还带我回家见他父母，简单地介绍：“这辈子庆幸遇见的知己。”

　　相处相约的那一年，我深记他对我“特别”的慧眼赏识，以至于往后的每一个日子，即使他后来奉派外调，两人已完全没有联络，我都没忘记发扬他口中的“特别女孩”的特别，而让自己增添了无可言喻的自信及只有自己才能觉察出的前所未有的魅力。

　　凭着这股自信与魅力，我一年后遇见且捡到最后捡到的“大石头”老公。

　　冒失鬼，谢谢你那句特别的赞美，促成我特别的后半生。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43


　　　

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
●梁培宽　口述　○李菁　整理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要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　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进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兄弟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情”；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与入世


　　父亲从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到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　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方面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恼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在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　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人手。　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　，因此必须由农村人手。所以父亲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1927年父亲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爆竹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1年，韩复摆脱离了冯玉祥，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研究，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无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在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　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有两次竟通宵达旦。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的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　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　以下简称“民盟”）　。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不久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　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　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记者蜂拥而来，父亲长叹一声：“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广为流传。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　所以总是失败。”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但在现实政治面前，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的几个学生。

　　“反右”的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材”，在政协大会小会上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l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于札，统统收到院里　付之一炬。抄家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　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l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旋涡。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话。可是“不表态”就是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恃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　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1974年1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

　　1974年2月，父亲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　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他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

　　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押！”

　　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昧”作为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勇气，而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果。

　　
生活中的父亲


　　在那些年月里，应该承认，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父亲的为人如何，是否“一贯反动”，我们心中明白，但精神压力还是有的。

　　父亲自如他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的母亲黄埔贤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亲在外谋生养家，母亲在家带着我们生活。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山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我们中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弟弟还是要住校。但我们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没感觉很苦。

　　虽然我们和父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从未疏远过。他给我们的感觉从来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师。他关心我们，但给我们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点。有人问我，父亲是否很严肃？不，他从来都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我们交快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　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考试成绩。有一次放假，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补考。我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没有一句责备话，他认为不需要说什么。

　　母亲去世后，父亲本来决心不结婚。l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认为他这样的生前非民久之计，劝他再组织个家庭，父亲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菜女士再婚。

　　父亲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