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1-第1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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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笔〉谝桓龌翊耸馊俚耐夤恕Ｋ衷谑俏浜豪砉ご笱Ч芾硌г汗ど坦芾硐档囊幻粞粗泄丫�4年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从外貌上看，很难想象这个年纪轻轻的外国小伙子在中国已经救了3个人的命。为此，加力布就读的武汉理工大学给他颁了一个″突出表现奖″，并奖励了1000元奖金。就在颁奖现场，加力布把全部奖金都捐给了武汉协和医院″病房学校″的白血病患儿。
在医院做义工时，加力布认了一位″中国弟弟″焦立夫，他是湖北省巴东县的一个初中生。住院期间，加力布总是鼓励“弟弟”，要树立信心战胜病魔，并向“弟弟”许诺说：“等你病好了，哥哥就带你到公园打球。”焦立夫的父母为了给他治病，已经负债累累，实在无力承担住院的费用，只好出院。加力布得知此事后，便利用休息时间到处奔走求援，希望好心人能助其一臂之力。“我的能力实在有限，可我想，只要每人捐10元钱，我‘弟弟’的命就有救了。”人们被这个心地善良的外国小伙子感动了，焦立夫治病的钱很快就凑够了。
加力布的父亲是孟加拉国农业部的一名高官，尽管是**，加力布的父亲给他更多的是平民化教育。“选择来中国留学，爸爸对我非常支持，他说中国发展很快，学会中文将来是个重要的技能。爸爸希望我能做一名孟中友好交流的使者。”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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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者们
●曾经读过一篇小文章，让我很感动。说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出外旅行，为了节省开支，吃住一切从简。晚上，妻子看着简陋的帐篷，感慨道：“好想我们的家啊！”丈夫笑着搂住她说：“傻瓜，有你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啊！”家，不是房屋，也不是豪宅，而是爱人所在之处。只要爱人在身边，天地随处都可为家。（《守一个人，守一个家》） —— 广东／李秋贞
●我们常用自己的眼睛去衡量别人的生活，却不知顽石有顽石的理想，激流有激流的道路，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土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即使是最艰难的生活，也会有小小的满足和幸福来装点。简单的心一旦复杂起来，欢乐和幸福就会越来越远。（《快乐是生命开出的一朵花》） —— 江西／延小舒
●联想到一些国人的豪华墓地。其实，纪念树也好，纪念椅也罢，方寸之地，留下一片绿荫、一处小憩之所，让人感动之余，总会引起对死者的怀念之情。墓修得再奢侈，也只是座坟茔，未必能让人产生敬重，或许只有鄙夷。（《另一种纪念的方式》） —— 河北／籍兵山
●当“为社会谋幸福”的人生价值观碰到生活的柴米油盐时总有些理屈词穷，全力争辩还不能求得片刻安宁。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最后却要用爱情的回光返照来化解家庭危机，这多少有些嘲讽的意味。尽管作者用了无关痛痒甚至调侃的语言，但透过文字，我们读出真情的同时还是难免有些心酸和悲哀。（《我最爱的那个傻子》） —— 湖北／付 鹏
●一个花季女孩，正是多梦痴情的年龄，本应拥有一颗柔软又多愁善感的心。可是，她的理智、冷静与现实不禁让我震惊，不去感知生活的悲苦，又怎能体味生命的欣喜？坚强不等于麻木，我们依然需要感动。（《谁是最可怕的人》） —— 河北／王莉红
●让我们从软弱中走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愿心灵受到伤害，是无法忍受不公的对待，是不能再次遭受践踏。一切缘于不能受到屈辱，一人人要活得有尊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把曾经的屈辱化做动力，相信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屈辱是一种力量》） —— 河北／雪 子
●医改十年，政策出台无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百姓看病依然难。如果医院收支两条线，医院只负责看病，药品的采购、药价的制定以及病人费用的收取均由政府部门负责，这样会不会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呢？（《药价新政与“十年之歾”》） —— 四川／艾 东
●我曾经乘车西行，一探千里冰封的雪原。然而真正触动我心的，是雪原上一片片挺拔的白桦林。在酷寒中，它们骄傲地站立，伸向苍穹的秃枝仿佛在诉说、在舞蹈。寂寥天地中，我躁动的心慢慢平静，白桦以其独有的沉静向我默默传递这样一种信息：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本来姿态——喧嚣，终会归于沉寂。（《美丽的白桦林》） —— 福建／詹静娴
●记得小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机，却拥有一群小伙伴。我们在夕阳下跳皮筋，在月光里捉迷藏。和我相比，儿子的童年显得多了几分沉重和忧郁，个中原因大概是：现在的人都在拿无形的快乐兑换着实用的金银，简单的快乐就这样被无止境地消耗着。（《廉价的愉悦》） —— 上海／曹 敏
●朴素，单纯而善良的李玉树，为贫困的家和优秀的孩子，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卑微的社会地位掩盖不了她对生活的渴望和憧憬，更磨不掉她倔强的自尊。在生活的重压下，她像一朵暴风雨中的百合，给喧嚣的都市带来缕缕清香，让我们感受人性的温暖。（《城市贫民李玉树》） —— 山东／高莉莉
●通过旅游者来传递爱心、传达信息给大山里的孩子实在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想对旅游者来说，饱览了美景的同时又做了件好事，也得到了与纯真孩子相处的乐趣，这样的旅游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了。让我们大家都争做“微尘”吧。（《安猪：人人多背一公斤》） —— 浙江／杨 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2期P64
第三个副官
●＇苏＇康。西蒙诺夫 ○李辉凡 译
政委坚决相信，在战场上勇敢的人比懦夫死得少。他喜欢重复这一点，而且，如果有人同他争辩的话，他就要生气。
来到师里的第一个星期，他的两个副官便都被打死了。
第一个是由于胆怯，从战壕里走出来，要往后爬，他被机枪扫倒了。
晚上，政委从司令部回来时，冷漠地在副官的尸体旁边走过，甚至连头也没有朝死者方向转一下。
第二个副官在冲锋时受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胸部。他在被摧毁了的战壕里仰面躺着，张开大口吸气，要求喝水。可是没有水。在前面，胸墙后面躺着德国人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旁边横放着一个军用水壶。
政委取出望远镜，望了很长时间，好像竭力要辨别清楚：这个军用水壶到底是空的还是有水的。
然后，他挪动他那已经不年轻的笨重的身躯，艰难地越过胸墙，像平常一样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地里走去。
当他接近军用水壶时，他们开始射击了。他拾起水壶，摇晃一下，夹在腋下，转身就走。
敌人在他背后开枪，军用水壶中了两弹，他用手指堵住弹孔，继续往前走，用伸直的手拿着水壶。
为了不让水漏掉，他小心翼翼地跳进战壕里，把军用水壶交给了一个战士。
过了十五分钟，政委突然对营长大声吆喝。
“喂，把他送卫生营去没有？”
“不行，政委同志，必须等到天黑才行。”
“到天黑他就死了。”说完，政委转过脸去，认为谈话结束了。
五分钟后，两个红军战士冒着枪弹，弯着腰，抬着副官的不会动弹的身体，沿着土墩密布的田野往回走。
政委冷静地望着他们行动。他同样地估量自己的和别人的危险性。人们在死亡——这就是战争。但是，勇敢的人死得少一些。
夜里，在回司令部的路上，政委顺路来到卫生营。
“喂，怎么样，有好转吗？脱离危险了吗？”他问外科医生。
在他看来，战争中的一切事情，如获取情报、冲锋、医治伤员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得同样迅速。
“您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吗？”他抓住外科医生的武装带并把医生拉过来小声说道：“人们冒着炮火抬了他两俄里，就是为了要他活着，而您却说他死了。把他抬来是为了什么呢？”
关于自己如何冒着炮火去取水的事却没有说。外科医生耸耸肩膀。
“等一等，”当政委发现了医生的这个动作时，又补充说，“要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他应当活着，是的，是的，应当活着。”他生气地重复道，“你们的工作太差劲了。”
第三个副官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眼睛。他刚从中学毕业，头一回上前线。
见面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和政委一起到营里去，他们走在微微上了冻的秋天的田野上，这里时而有迫击炮弹爆炸，但他一步不离地跟着政委。时刻呆在政委的身旁，这是副官的职责。此外，他觉得这个魁梧笨重、步态从容不迫的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若是跟他走在一起，那是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迫击炮打得很凶，而且很显然，他们已成了德国人炮击的目标，这时政委和副官便间或卧倒下来。不过，当他们刚刚卧倒，当附近爆炸的烟雾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政委便已经起来继续朝前走了。
副官对这个人充满了信赖，这种信赖产生于战争的一刹那间，并且一经产生就永不消失。最后的一百步他同政委并排走着，靠得很紧，胳膊碰着胳膊。他们就是这样初次相识的。
一天晚上，副官报告说，他刚从半岛回来，半岛上一切正常，只是营长波里亚科夫大尉负了伤。
“现在谁代替他？”指挥员间。
“五连的瓦西里耶夫中尉。”
“那么五连又由谁指挥呢？”
“一个中士。”
“您现在再返回去吧，”政委说道。“我不放心，您明白吗？您应当成为我在半岛上的眼睛。去吧。”
第2天早晨，政委亲自到半岛上去了。后来他不喜欢回忆这一天。昨夜登上半岛的德国人在残酷的战斗中，打死了先锋连第五连的全体人员，全连无一幸免。
在德国人的尸体中间也躺着被打死的五连红军战士。他们之中有些就躺在战壕里，是被敌人用刺刀刺死的，死者的手中还握着被折断了的步枪。另一些没有坚持住的人便散乱地倒在已结冰的草原的一片开阔地上：他们逃了出来，就在这里中了弹。政委慢慢地巡视着无声的战场，察看着死者的姿势和他们的冻僵了的脸。他在猜度着战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如何行动的。甚至死亡也不能使他容忍胆怯行为。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勇敢者和懦夫分开埋葬，让他们像生前那样，彼此有所区别。
他紧张地察看着死者的睑，寻找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是不可能逃跑也不可能当俘虏的，他应当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在牺牲者的中间。
终于，在远离战壕的后面，在战士们搏斗和牺牲的地方，政委找到了他。副官脸朝天躺着，一条胳膊折到背后，另一条胳膊向前伸出，手中死死地握着那支纳干式手枪，胸前军便服上凝结着血污。
政委久久地站在他的面前，然后，叫来一名指挥员，吩咐他把军便服撩起一点，看看是什么伤，是子弹伤还是刺刀伤。
他本想亲自撩起来看一看，但是他在冲锋时被几块榴弹片炸伤的右胳膊顺着身体垂着。
“还有呼吸，”他说道。
“呼吸？”
政委丝毫不动声色。他还不知道，该不该为这个好像还活着的人激动。副官躺在这里，离战壕很远，大概当时逃跑来着。不，不会！不可能。他是很少看错人的。
“来两个人！”他厉声命令道。“抬起来，快送到卫生救护站去。或许，他还能活下来。”
“能活还是不能活呢？”他把这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为什么会死在大家后面的地里呢——混起来了。两个问题又不由地连结成一个思想：如果一切都很好，如果他表现得很勇敢，——就意味着他能活，一定能活。
一个月以后，当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副官，仍像一个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眼睛的顽皮小孩从医院来到师指挥所时，政委什么也没有问他，只是默默地握了他的健康的左手。
“要知道，当时我还没有走到五连，还有一百步远，在渡口就陷入困境了，当时……”
“知道，”政委打断了他的话。“我全知道，您不用解释了。我知道，您是好样的，我很高兴，您活下来了。”
他羡慕地看了看这个受了致命伤后经过一个月重又活过来并且是健康的顽皮孩子。他用头指指自己包扎着的手，忧伤地说道；
“我和上校可已经不是那种年纪了。我的伤口到了第二个月还没有长好。他已经是第三个月了。这样，我们就用两只手指挥一个师：他用右手，而我用左手……”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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