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8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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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的葵花
■　紫　薪
　　葵花是苇花镇上公认的美人。
　　葵花是那种越看越经看的美人，仔细去端详，都会让人生出许多惊讶，一点找不出错来。
　　葵花爱穿红，红袄，红衫，红裤，红鞋子。远远望去像一团燃烧的火团。葵花爱笑，一笑一狐眉，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尤其是眉心那颗红色的美人痣，像熟透了的小樱桃，鲜艳像要滴出水来。
　　葵花还爱唱戏，一口字正腔圆的越剧，不亚于戏班唱戏的花旦。葵花还有一手刺绣的绝活，苇花镇上无人能及。葵花令镇上多少男人痴迷，皆因她而多梦，因她而失眠。
　　葵花的美貌，让镇里的男人都酸酸地藏着醋意。想娶她，想霸占她，想偷她，想掐死她的人都有。在苇花镇人的心中，以葵花的美貌，就应该被大户人家娶了去，当少奶奶或是姨太大，一辈子风风光光吃香喝辣。不然，真是对不起她这张脸，枉然来了这个世界。然而漂亮的葵花却没有吃香喝辣，这个世界的事情本来就不够公平。谁也说不清楚，葵花最后却嫁给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
　　这个奇丑无比的男人叫大奎。
　　大奎是苇花镇戏班里的一个艺人，五短身材，酒糟鼻，老鼠眼睛，一张马脸，还跛了一条腿。可是大奎吹拉弹奏样样精通，人家用嘴吹唢呐，他用鼻孔也能吹唢呐，尤其善吹“先锋”，（一种大唢呐，黄铜打制，有一米五长），声音悲怆高亢而又呜咽。
　　葵花最爱听大奎吹“先锋”，大奎悲凉高亢的“先锋”声令葵花听了动容，最后竟然嫁给了他。
　　苇花镇上的人都为葵花如此草率地嫁给大奎而感到遗憾。甚至暗地里有些愤愤不平，他妈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甚至有人认为她红颜薄命。
　　葵花果然是红颜命薄。葵花和大奎结婚三年了，却没能生下一个孩子。葵花竟然不会生孩子，镇上的人不说葵花不行，都说大奎没本事，肯定是那裆下的东西不行，占着茅坑不拉屎。镇上很多男人对葵花不怀好意，可都是剃头担子一头热，葵花自从嫁给大奎，从未闹出红杏出墙的事儿来。
　　没有小孩，大奎起先有些无奈，后来也就认命了，反而心怀敞亮，落落大方。此时的葵花，已经不像婚前那样水嫩了。然而比较起来，葵花的眉眼，面容，身材在苇花镇的女人里，还是拔了尖的俊俏。这时的葵花走在苇花镇的大街上，虽然没了当初耀眼的红润，但风韵依然，还是那么惹男人心跳。
　　日本鬼子说来就来了。
　　苇花镇上的人起先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后来听说他们无恶不作，强奸妇女，杀人放火，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比土匪还要坏还要凶残。
　　没多久，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县城。苇花镇距县城十里路，已经人心惶惶风声鹤唳了。
　　日本鬼子占领县城的时候，大奎和他的戏班正好在县城里给人唱戏。大奎被困在县城里，音信全无，葵花挂记着大奎终日提心吊胆。就在县城沦陷后的第七天，从县城传来消息说，大奎被日本人杀害了。葵花听了以后，昏了过去。事后才知道，原来大奎的戏班被日本鬼子带去唱戏，鬼子小队长佐佐木被唱花旦的花红艳的美貌迷住了。淫心大发，竟然闯上戏台，抱住花红艳就要轻薄。众目睽睽之下敢怒却不敢言，竟无人出声出手相援，眼看花红艳就要被佐佐木强暴了。大奎大吼一声，冲上戏台，抡起“大先锋”朝佐佐木劈头砸去。佐佐木一转身，一脚踢倒大奎，佐佐木恼羞成怒，命令鬼子将大奎五花大绑，塞进麻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
　　苇花镇上的人听说后一阵骚动。想不到平时本分老实，相貌丑陋，软弱可欺的大奎，竟然有这样一股血性，镇人自愧不如，对大奎的壮举肃然起敬。
　　大奎死后，葵花就不再穿红了，一身素裹。一身素装的葵花依旧为镇人所注视，注视着葵花这一朵白葵花，看她会不会枯萎下去。
　　日本鬼子常来苇花镇扫荡，烧、杀、抢无恶不作。葵花和镇上的人一样，鬼子来扫荡了，带了干粮就往山上跑；等鬼子回县城了，再回来。许多人都是在回来时发现，猪羊不见了，房子没有了，亲人被杀害了。一时哭声一片，哭声回荡在苇花镇上空久久不散。
　　真是祸不单行，葵花在逃避日本人的路上撞上了土匪。土匪头子穿山豹看上了葵花，这可真是有些要命了。
　　土匪头子穿山豹对葵花的忍耐和温和让所有苇花镇上的人惊讶，也令葵花感到吃惊。他不像其他土匪一样看上了就抢，他一点也不逼葵花，简直就不像一个土匪。
　　在一个满天红云的傍晚，穿山豹一行走进了苇花镇，直奔葵花的家。进了门对葵花说，葵花，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我要娶你做压寨夫人，你可愿意？葵花吓得不知所云。穿山豹接着又说，我眼下虽然做着土匪的勾当，但从不逼迫良家妇女就范，也不坑害无辜百姓，我只是劫富济贫。我穿山豹也是人，且是有感情的人，懂得强扭的瓜不甜，我等着你，直到你同意为止。说完土匪头子穿山豹扭头就走，没有一点匪气，没有，简直就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君子。那时，葵花看着满天的红云，显得有些瞠目。
　　苇花镇的男人自从见到土匪头子穿山豹迈进过葵花的门槛，便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沾葵花的一点边儿。葵花没有答应嫁给土匪头子穿山豹，她想不到一个土匪会如此讲究情感，做得尽情尽理。
　　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土匪头子穿山豹一个人悄悄地来到葵花的家。葵花正在做饭，灶堂里发出淡薄而清脆噼噼啪啪的柴火声，看到穿山豹突然出现在眼前，葵花突然怔在那里。穿山豹一把抱住她，双手急不可待地在她身上乱摸。
　　葵花吓了一跳，心里突突地跳个不停，觉得事情真是鬼怪突然，一时间她有些反应不过来。穿山豹的手摸向她的下身时，葵花更加慌乱起来。
　　你不是说过，不会强迫吗？！葵花几乎尖叫着说了这句话，嗓音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惊乍。
　　那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穿山豹问。
　　葵花沉默不言，泪流满面。
　　穿山豹还是走了。
　　回到山寨的穿山豹一筹莫展，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三天三夜。
　　日本人时时来苇花镇扫荡，又有多少百姓惨遭杀害。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土匪头子穿山豹手提日本鬼子小队长佐佐木的人头踢开了葵花的门。你仇家的人头我都给你提来了，这回你总该答应我了吧。穿山豹说完，把人头丢在地上。看着仇人的人头，葵花不知说什么，葵花只觉得悲喜交加。
　　葵花换上了红衫，红裤，红鞋子，又点起了红蜡烛。她给穿山豹做了酒菜，酒饱饭后，她把穿山豹领进了卧房，她解开衣衫，脱下裤子，裸露出她丰满的胸乳和洁白的身子。接着葵花主动躺上床，张开她迷人的双腿。土匪头子穿山豹看得眼睛都发直了，便一头扑了上去。这一夜，土匪头子穿山豹睡得很香很甜，他甚至梦见葵花被娶上山寨，做了压寨夫人。
　　天亮的时候，穿山豹醒来后发现葵花不见了。桌子上留着一块白绢，上面刺绣着一朵鲜红的葵花。
　　从此，苇花镇上，再也没人见过葵花。几年后，有人在桐庐的戏班里见过她的身影。土匪头子穿山豹后来不做土匪了，有人在抗日的战场上看到过他。
　　


我的父亲和母亲
■　韦启文
　　父亲
　　
　　南方夏初的一个上午。
　　福弟和才弟都上学去了。母亲和往常一样，用碾碎的米专门给父亲熬了粥，还有一小碗剁成细末的瘦肉汤。父亲躺在床上，已不能自理。昌弟扶起父亲，吃了几口他说不想吃了。但看上去神志还算可以。
　　父亲已经病了3年，在县医院做过手术，1973年夏天还由三叔护送到武汉进行过检查。我带父亲到当时的武汉军区总医院，那是全武汉市一个水平很高、很有名的大医院。拍了片子，几位有经验的医生说，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和三叔只好又护送父亲回良才村。
　　父亲知道自己患了不好治的病，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但言谈中丝毫没有流露出来。他很乐观，凡是医生说的办法，凡是民间流传的偏方，他都试过。但一年来病情未见好转，而且更加严重了。
　　我从小就没听父亲说过自己经历过的的苦和难，父亲历来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至于他的苦和难，父亲只埋在心里。这几年，父亲就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了。
　　大约8点，父亲说，该打针了。刚好赤脚医生小廖来了。她与往日一样，给父亲静脉注射葡萄糖。连父亲都知道，就是补充一些能量而已，不是治病的药。忙乎了一阵，小廖说葡萄糖推不进去。过一会她又对昌弟说今天算了，就走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硬汉子。平时种田是一把好手，耕、耙、栽、割样样在行，风风雨雨从来没歇过。家乡盛产竹子，家里用的筐子、篮子、竹箕，还有鸡笼、鱼篓等等，都是父亲编的。父亲削篾片很有功夫，一次可以同时削两片甚至三片。他操着锋利的篾刀，灵巧得近乎神奇。有时一边削还一边唱当时流行的“洋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全国人民大团结/打倒了蒋匪帮……”
　　有时候又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后来父亲买来一套木工工具，无师自通，又干起了木工活。从此，家里的桌椅板凳，以及窗户门板，都是父亲自己做。房屋和农具的小修小补，也都是父亲自己包揽了。后来我考上大学，用一个小木箱装衣服到学校，那是父亲在水利工地上利用休息时间，弄几块木板敲敲打打做成的。这个小木箱跟随我从良才村到大城市武汉，从武汉到农村搞斗批改，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又回到武汉。经过几十年，多次搬家，多次折腾，我始终把它保留着，那是父亲留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纪念了。
　　在农闲的时候，父亲有时还要到柳州等地跑肩挑的活儿。他到柳州买了旧废钢铁，挑回良才村，卖给打铁铺打农具，攒一点血汗钱。一百多斤的担子，近二百里山路，一般是五天一个往返。去来路上花四天，在柳州进货一天。
　　每次父亲从柳州回来，除了满担的货物，还有一包糖和满肚子的新鲜故事，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了。父亲给我们讲在柳州见到汽车、火车，讲城里有很多高楼等等。有一次还带回了一张相片，相片里父亲坐在飞机上。那张相片装在镜框里，挂在厅堂的墙上。这可能是良才村最早的一张相片了，远近的人看了都知道父亲坐了飞机。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是站在飞机模型后面照的相片，并没有真正坐过飞机。
　　从小我们就从父亲那里知道，走出良才村，外面还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哩。在我们的童年，这可是最好的启蒙教育。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期望，无形中是好好学习的一种原始而相当凑效的动力。
　　算起来那时父亲三十多岁吧，身上总有一种豪气。父亲喝酒不多，但可以大碗吃饭，大块吃肉。说话高音调，笑声高分贝，极富感染力的。父亲解放初期当过乡长，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又当过大队长，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农村里有过脸面的人了。
　　记得1958年冬天，作为大队长的父亲，扛着一面红旗，领一帮人去修水利，几个月没有回家。一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假，我便步行近20里路到工地上去看父亲。在一个用竹席搭成的工棚里，父亲正在生病。一个土医生在给他治疗，头上插满了针灸。父亲历来乐观刚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倒下。他无力地问了几句学校的情况，就叫我到几里以外的外婆家去住。他还特别交待，不要告诉外婆。他不希望儿子看到他无助的样子，这是父亲的性格。
　　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听母亲说，祖母生三叔时，家里正揭不开锅，连稀饭都吃不上。那时祖父在外面给人家锯板子，好久没有回家。伯母婶婶们劝祖母把三叔送人算了，免得刚出生就饿死了。父亲是大哥，才十多岁，他坚决不依。他到地里掰来正在灌浆的嫩玉米棒，剥下嫩粒，煮熟了给祖母吃，磨出玉米浆喂三叔。就这样度过了春荒，三叔也终于没有送人。
　　后来祖母病逝比较早，三叔只有七八岁，又是父亲一手把三叔抚养成人，还送他上学校读书，后来当了老师。
　　有一年村里廖大叔一条腿突然红肿，不能走路。大家把大叔抬到医院，指望吃点药打几针就可以回家。治疗了一段时间，医生却说要截肢，不然会危及性命。父亲听说后，带几个人赶到医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廖大叔一抬就走。回到村里，又与乡亲们一起，到处寻医问药，硬是把大叔的腿给治好了。后来大叔当了国家干部，如果没有一双能走能跑的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父亲当乡长的那几年里，全乡父老乡亲谁家缺粮，谁家缺穿，谁家有难，他都清清楚楚。我亲眼看到他给瞎眼石大叔家里送过救济粮，还给孤儿阿诺送过救济棉衣。
　　赤脚医生走后，我一直没有离开父亲的房间。父亲好像睡了一会儿，醒来就说，再来打针吧。显然他还记得刚才没有打进去。昌弟从厅堂进来说，小廖已经走了，明天再打吧。父亲听了，又睡着了。
　　在我从小的印象中，父亲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不管什么事他都喜欢试一试。
　　解放初期，听说外地开始兴修水利，身为乡长的父亲从县里请来技术员，在村子附近的几条山沟转了一圈，选定了两条沟，作为兴修水利的坝址。技术员走后，他便带领乡亲们利用两个冬闲，靠肩挑背扛，修了两条水坝，建成了两个水库。至今，这两个水库仍然是良才村抗旱保丰收的保障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1954年试种第一块早稻。那时家乡一带方圆几十里都种一季稻，俗称中稻。听说外地有种两季稻的，同一块田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但谁都不敢试。种早稻得三月份育秧，四月份插秧，万一秧苗冻死了，一年的口粮怎么办？一家人吃什么？父亲却敢一试。从三月育秧，到四月插秧，父亲每天都往田里跑几趟。经过精心打理，到6月份，父亲的两分水田稻穗饱满，开始泛黄，乡亲们啧啧不已。那时家乡不种油菜，也不种小麦，满垌的中稻还没抽穗，真可以说是万绿丛中一点黄。父亲的两分早稻田自然引来成群麻雀的好奇与欢欣，这些小家伙根本不把稻草人放在眼里，父亲和三叔只好天天在田埂上赶麻雀。看似有几分难堪，实际上父亲心里充满了喜悦。父亲的试验成功了，第二年大家都种起了早稻。小鸟们欢欣雀跃的范围自然也更加广阔，也就不再集中到父亲的田里来了。
　　良才村的山上原来长满了松树，但材质不好。又是父亲第一个从邻近的宾阳县引进杉木苗，在村子对面山坡上自己家的地里种了一小块。在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的环境里，加上父亲的汗水，只两三年时间，那些小杉木便已蓬勃成林。后来，种植杉木就这样在村里推开了。如今家乡的杉木一片连一片，一坡连一坡，不仅解决了本地用材，还有外卖的。
　　这三件事至今在故乡仍然传为佳话。
　　我和昌弟坐在父亲身边，谁也不说话。窗外阳光明媚，但我们心里都很压抑，充满了无奈。大姐已经出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