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7-牛津--历史和文化-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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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他的基督教堂学院里寻找文艺复兴的主题只能是徒劳。基督教堂学院固守着哥特式的风格，而且是那么顽固，它早在1640年左右就在食堂的楼梯间搭建了一座哥特式扇形拱顶，一座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大建筑。沃德姆学院和奥里尔学院（1620~1622年）的门楼里也有这种扇形拱顶，布雷齐诺斯学院的礼拜堂里甚至有1665年左右修建的这种拱顶。窗户是哥特式的，埃克塞特学院、沃德姆学院和奥里尔学院的食堂采用的是哥特式支撑梁顶，总之全是哥特式的。这是幸存于世的哥特式，后哥特式建筑还是特意地哥特式风格的复兴呢？
建筑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写道，“这一奇怪的现象”在牛津比在英国的其他地方更常见，而在英国，新哥特式的风格总的来说分布得要比欧洲大陆上广泛：“这是复古的一种象征，但也象征着对急剧变革的反感。”通过回归中世纪的建筑，各学院显示了其机构的连续性。这是牛津的强项，比风格创新更重要，但同时又是它的弱点，是向单纯的传统主义的倒退。
博德利图书馆的正面看起来像一本打开的中世纪画册，建于1612年，采用后哥特式假拱，突出垂直线条。牛津大学的第一座非哥特式的古典风格小教堂是三一礼拜堂，建于1691年，内有吉本斯的别具一格的木雕。后来学院里只是偶尔出现过文艺复兴的主题，最漂亮的是在圣约翰学院的坎特伯雷方庭里，很不协调地同哥特式和巴洛克式格调混在一起（1631~1636年）。佩夫斯纳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拒绝态度“令人困惑，因为牛津在15世纪末期的英国人文主义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牛津大学大型的庆典活动在谢德尼剧院举行。谢德尼剧院是1663年由一位31岁的天文学教授克利斯托弗·雷恩设计的，他的朋友约翰·伊夫林叫他“那位奇异的青年”。谢德尼剧院是除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礼拜堂之外他承担的第一项公共任务，这两项工程是这位天才业余爱好者的两部经典作品。英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实际上不是建筑师，而是自然科学家。雷恩早在沃德姆学院就读时就设计出了有社会意义的发明，如机械的天气绘图仪和聋哑人字母表。谢德尼剧院屋顶的垂直结构使他对解决技术性建筑问题的兴趣首次得到了发挥，这个垂直结构成了牛津大学古典式建筑的代表。于此同时，雷恩被聘请参加圣保罗大教堂维修委员会，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后来，在被封为贵族并且服务于王室的时候，他还参与了牛津各学院的建筑项目；1681~1982年，他完成了基督教堂学院的都铎院，修建了一座雄伟的门楼，汤姆钟塔。我最喜欢雷恩的一部早期作品是众灵学院的日晷，设计于1659年。学院的图书馆是巴洛克式风格，富丽堂皇，日晷就安装在图书馆的南墙上：“时间匆匆而逝但不能被忘记”。
英国是一个日晷的国度。牛津大学将古老的日晷艺术保护得尤其好，好像人们在学院围墙的阴凉里不仅要计算太阳的行踪，还要以大胆想像的纹饰、天文学的智慧、拉丁文的魔诫召唤太阳似的。基督圣体学院入口处的大院里的鹈鹕柱上就绘集了27只不同的日晷，鹈鹕柱是基督教天文术的一根象征胜利的图腾柱，建于1579年。在默顿学院、布雷齐诺斯学院、基督教堂学院的墙上，在学院庭院和花园里，日晷到处可见，在大学学院的一扇楼梯窗户上甚至有只玻璃日晷，除了喷水嘴，它便是牛津最受欢迎的建筑艺术了。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9节 建筑在牛津（2）
我们再回到众灵学院，克利斯托弗·雷恩曾经作为院士在那里计算过天体运行并掌管学院财务。他的助手尼古拉斯·霍克斯摩尔是伦敦人，设计了众灵学院的双子钟塔（1716~1736年），这真是哥特式风格的神奇的回应。霍克斯摩尔梦想着将整座城市改造成伟大的罗马巴洛克式风格，但他不像雷恩在伦敦那样得到热情的帮助，而且他的牛津大学委托人也不觉得这个喜剧丑角很了不起。他们只让他建造了克拉伦登楼和众灵学院的几部分建筑。霍克斯摩尔最大胆的设计—一座新图书馆的圆顶，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合作者苏格兰人詹姆斯·吉布斯完成。吉布斯曾经在罗马研习过圆形的拉德克利夫阅览室（1737~1748年）及其雄壮的圆顶—英国最完美的图书陵园，是雷恩的巴洛克式和罗马古典式的美妙结合。詹姆斯·吉布斯，这位天主教徒和雅各布二世的支持者，他在牛津大学只留下了这惟一的一部杰作。
为18世纪早期牛津大学的建筑繁荣做出贡献的还有两位业余建筑师。亨利·奥尔德里奇，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他为他的学院增建了一个住宅区，即佩克华特方庭（1705~1714年），其配楼像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宫殿的门面一样围着内院。南厢是科林斯柱式图书馆，由乔治·克拉克设计于1717年，他是众灵学院的院士，又是一名业余建筑师。奥尔德里奇大长老，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和花花公子，城市教堂众圣教堂（1706~1708年）也是他的功劳，它如今被用做学院图书馆。亨利·基恩是洛可可…哥特式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受大学委托设计了拉德克利夫天文台，1794年由詹姆斯·怀亚特建成一座古典式风向塔—当时欧洲最奇特的天文台。
19世纪著名的英国建筑师几乎都在牛津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博物馆、别墅、教堂、板球馆，从希腊复兴式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到吉勒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的城市路灯，整个是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汇萃。如果有人嫌威廉·巴特菲尔德的基布尔学院过于高大威严，我会推荐他去参观伍斯特学院的礼拜堂：威廉·伯吉斯（1864~1866年）的室内布置造诣精深，当属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的作品，是艺术史和创造史的集锦，包括椅子上雕刻的渡渡鸟在内。渡渡鸟是牛津大学真正的徽章动物，他们还为它另造了一只漂亮的笼子，一座由铸铁和玻璃建成的真正的大教堂：大学博物馆（1855~1860年）。该展览厅的设计标志着牛津大学由哥特派向工业时代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
在19世纪，对于哈代小说中的主人公裘德这些石匠来说，这座破败钟塔的城市里有足够的活儿可干。几个世纪的煤烟严重损害了学院的墙壁，因而大规模的翻修工程势在必行。当地的石料，尤其是黑丁顿出产的石料，其耐蚀性能远远比不上珊瑚石。那是一种壳灰岩，我们在牛津的一些最古老的建筑里还能发现这种壳灰岩，存留在残垣断壁或在圣迈克尔的钟塔里。1825年前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院维修开始了，先是采用蜜色的巴特山岩石，后来使用林肯郡出产的乳白色的克里舍姆山石灰石。对建筑门面的这些维修如此粗劣，就拿耶稣学院为例，威廉·莫里斯称其结果是“被造假破坏了”。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便宜的法国产石灰石（纯粹派艺术家们认为这种做法更糟糕）。
20世纪，保守的因循守旧在牛津大学也占据了主流。其中很明显的例子是纳菲尔德学院，设计于1939年，竣工于1960年，类似科茨沃尔德的乡村别墅式样。30年代的国际性风格推迟了30年才在牛津大学里出现。1958~1960年，迈克尔·鲍尔斯为圣约翰学院建造了一座学生住宿楼，该楼因其六角形的房间被称为蜂巢。它的正面为多角的锯齿形，玻璃大窗、金属窗框成为伊西斯河畔现代派的最早标志。然后，20世纪的建筑才真正地到来了，而且一下子跨出一大步，整整一座圣凯瑟琳学院（1960~1964年）都由阿恩·雅各布森设计，包括家具和餐具。几年后詹姆斯·斯特林男爵又为女王学院设计了一座大学生公寓，就是查韦尔河畔的弗洛里楼（1966~1971年），这是功利主义堪称怪异的一个实例。
南公园路以北的科技区开发得相当零乱，建筑上也毫无特色，这一带建筑几乎全是自然科学楼和实验室。该区边缘惟一一座值得一提的建筑出自莱斯利·马丁男爵和科林·圣约翰·威尔逊之手：法学院的图书馆（1961~1964年），它长长的带状连窗和方形灰砖让人联想到传统的建筑。
20世纪末，牛津大学经历了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筑繁荣期。随着学生数目的剧增，各学院都急需新建住宿楼和教学楼。圣约翰学院（1993年）为理查德·麦克科马克的花园方庭投资了近3 000万马克，它是传统和现代派的成功结合。然而，大多数扩建都十分单调，要么是新乔治式风格，要么是后现代风格，总之失去了原来的韵味。最具特色的是莫德林学院（1994~1999年）的格罗夫楼，由戴米特里·波菲里奥斯设计，那是纯粹的新古典式，技艺可谓登峰造极。这些大学生公寓怀旧的外观和舒适的内部装修是为越来越重要的第二当事人预备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和商人们，他们会在几个月的长假里填满学院的钱柜。在世纪之交，作为业主，牛津大学终于建起了一批新千年建筑，有诺曼·福斯特男爵的民族经济学系大楼（在马诺尔路）、杰里米·狄克逊和爱德华·琼斯的塞德商校（在火车站旁）。
牛津城里在大学之外所建造的一切符合20世纪英国市中心丑陋的特点。在女王街一个最古老的城区一下子建起两家购物中心—西城门购物中心（1972年）和克拉伦顿中心（1984年），和其他各地的建筑风格一样，使用后现代派的装饰花纹和反光玻璃。牛津城1990年又以超市形式建起了新火车站，《观察家报》称之为“牛津最后的消亡”。威廉·莫里斯一定会被这些变化吓坏的。早在1885年，他就对拆除老房子和错误的城市规划提出过批评：“牛津文化被今天的商业化窒息了，我必须告诉你们，这座城市已经快速退化了，假如我们有一点公共意识的话，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城市及其周围最漂亮的事物当成一颗完美的珠宝对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令它美丽永驻。”
直到1968年，牛津北区的一部分建筑才被列为文物保护对象，现在保护区业已增加到了十几个。但为什么这么晚？不是早在1927年就有了牛津保护信托公司吗？这一组织最初的目的是要保护“如梦似幻的尖塔”周围的经典景色。信托公司买下了野猪山的一部分土地和其他地皮，不让它们被滥无节制地用于建筑，虽然功不可没，但受到保护的地皮太少了。几十年来，作为最大的土地所有人，各学院自己靠出卖地产带来了发展，但这一发展受到的抱怨也最响。直到1947年之后，它们才针对牛津周围乡村的土地侵蚀制定了一个坚定的绿化带政策—卡尔法克斯周围12英里内严禁建筑。这个绿色保护带外围的那些村庄发展得十分迅速，像威特尼和伍德斯托克这些老地方都成了大牛津的郊区。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威廉·特纳1800年在晚霞中用水彩描画出来的基督教堂草地和未被其他建筑挡住的景象：越过河谷草地，眺望从圣阿尔代特教堂到圣玛丽教堂的尖塔，200多年来这一美景几乎没有变化。为了缓和高街的交通拥堵，牛津城企图穿过这些学院草地修建一条公路。围绕默顿林阴路的斗争是市民和学校师生的传统纠纷在当代的继续，经过多年的公开听证、抗议、城市规划等程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宁可在月亮上修条公路也不能修一条横穿基督教堂草地的公路。约翰·斯帕罗，这位众灵学院的性情古怪的院长，由于他的同性恋倾向被人们称为“众洞看守”，他甚至建议将泰晤士河改道，引进高街，从而解决牛津严重的交通问题。
20世纪80年代，牛津又发生了一次骚乱。环保组织全副武装，反对扩建A40道—城北的这条环行公路。今天的M40是一条6车道的高速公路，横穿查韦尔河谷，严重破坏了传统的风景，就连著名历史学家的妻子布洛克夫人威胁说要卧在推土机前阻止这种行为也无能为力。
约翰·贝奇曼称牛津是“一种没有规划的混乱状态”。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学城，它数百年来推行着一种隔离政策，市民和学校常常只管自己，而且互相对立。今天，合作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合作排除对立，无论是在规划从1985年起就屹立在码头草地旁的科技园的时候，还是在新玛斯顿建造牛津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的时候。这个研究中心是英国最大的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由埃及人阿卜杜尔·瓦赫德·阿瓦基尔设计，体现的是典型的牛津学院式的平面结构，内院半是阿尔汉布拉宫① 风格，半是中世纪的回廊，不仅哥特式和伊斯兰式的完美结合，而且东西合璧，建有望月楼和清真寺的圆顶，这是对“如梦似幻的尖塔”最具异国情调的最后补充。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10节 音乐在牛津
牛津曾因它无所不在的音乐被人称做嘈杂的唱诗班的城市。当火车驶近时，尼古拉斯心满意足地呷着他的威士忌。
—爱德华·克里斯平，《首演前的谋杀》1971年
在莫德林草地边缘的一棵野生樱桃树下，坐着两个大学生，他们在弹小提琴，听起来是爱尔兰民歌。“只要天不下雨，我们就来这里练习。”中午，在沃德姆学院礼拜堂，在管风琴厢里，一位女生和她的女教师一道演唱了舒伯特的《万福玛丽亚》。不管在哪所学院，只要你穿过庭院走进花园，总有人在弹奏钢琴。
牛津是一座音乐城。当你到达这里时，透过交通的噪杂声，你首先听到的是钟声：莫德林学院、默顿学院和新学院的钟声，圣玛丽学院、林肯学院、基督教堂学院的钟声，除了学院的钟声还有市中心7座教区礼拜堂的钟声。钟声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清脆，有的沉闷，有的如天籁一般。当伊夫林·沃的“布赖兹海德”学生查尔斯·赖德在一学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从宽街 “穿过一个虔诚的世界”而进入他的学院时，钟声和涌向教堂的人们将他完全包围了。但现在这一虔诚早就消失了，而教堂全都保存了下来，至少存有65座英国圣公会教堂和学院礼拜堂。除了伦敦，在英国再也找不到有这么多钟集中在一起的地方了。除了信徒，钟的存在很早就导致了敲钟人这一职业的形成。宗教改革不久之后，敲钟成了年轻的绅士敲钟人（gentlemen…ringers）追求的一种时尚。剑桥大学的一位敲钟人，费边·斯特德曼，还制定了演奏规则。他在1668年的《教堂钟声》里发明了变换鸣钟的技术，这种技术流传至今，以至于亨德尔认为钟是英国的民族乐器。
变换鸣钟基于数学公式的精确计算，钟声经常长达数小时，是禅宗和板球在教堂尖塔里的结合。学院里至今都有爱好敲钟这种活动的人。1872年成立的牛津大学变换鸣钟俱乐部的敲钟人定期在圣玛丽·玛格达林教堂和圣托马斯殉难者教堂里举行表演，有时也在圣克洛兹教堂、圣埃伯教堂或在老马斯顿的教区礼拜堂里表演。那里引进了像莫德林轻敲法和纳菲尔德轻敲法这些牛津大学的特产，而且在1958年敲出了一项世界纪录—在6小时20分钟里变换敲击了12 600下。约翰·贝奇曼是学院敲钟人俱乐部的著名成员，自从他在莫德林学院就读以来，钟声就陪伴他一生，最后写进他的诗体回忆录《钟声的召唤》。
只要循着钟声走，你很容易欣赏到牛津大学最动听的音乐，而且是免费的，从威廉·伯德到本杰明·布里腾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