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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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所迷惑，要他与辽、代、宁、谷诸王 （分别以广宁、大同、大宁和宣府
④
为基地）一起，协同守备，形成首尾相救的环形防御。 另一道于4月29日
发出的给燕王的敕令指出了一件明显的事实：在朱棣的哥哥们朱樉和朱㭎死
去以后，只有他是现存诸王子中最年长和最聪明的人。皇帝在这道诏敕中要
朱棣负起指挥北方军事之责，并守卫帝国。他写道：“攘外安内，非汝而谁？”
② 《祖训》＇385＇，第1636 页。
③ 《祖训录》＇386＇，第157 页；《祖训》＇385＇，第1658 页。
④ 《祖训录》＇386＇，第1718 页；《祖训》＇385＇，第16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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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皇帝在5月24日再度犯病，6月22日病势加剧。他在1398年6月24
日驾崩于西宫。他死后发布的遗诏中，命令诸藩王各留本藩，不得来京奔丧。
同时他还指示，全帝国都应该拥戴朱允炆为合法的嗣皇。他又命令，所有护
卫兵部队均应严格听从诸藩王的节制。①
鉴于洪武帝痛恨蒙古人败坏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令人不解的是皇帝的40
个妃子中竟有38人殉节，这显然是学蒙古人的那一套，即国君死时他的众多
妻妾均应随之而死。
朱允炆在1398年6月30日登极，对全国发布大赦令。他宣布，随着阴
历新年的开始 （1399年2月6日），他将以建文为年号。
⑤ 黄章健的 《论〈皇明祖训录〉颁行年代》＇240＇，第43 页说它的日期是10 月14 日，但据《明实录·太祖
实录》＇380＇，第3236 页则为本文内所说的日期。
① 出自上述1392 年10 月16 日的敕令；黄章健未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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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
引言
1399年到1436年经历了开国皇帝之后四代人的统治。短命的建文之治
（1399—1402年）因篡夺而急遽地中断；其后是永乐之治（1403—1425年），
这是帝国一个加强和扩张的时期；再就是为时仅九个月的洪熙之治 （1425—
1426年）；最后是稳定和紧缩时期的宣德之治（1426—1436年）。因此，两
个短暂的间歇时期把明初三个主要皇帝的统治期分隔了开来。
尽管1399—1402年的内战带来了一些混乱，可是，和过去的联系却多于
这37年中所发生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发展的中断的情况。这
就是说，这四位明代皇帝时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主要是开国皇帝的设想和靠
他实现这种设想的政策形成的。早期也曾在政策和制度上做过一些改变，特
别是在永乐帝的时候进行了改变；但是在他的后继者时期，某些内容被省略
了或放弃了，而凡是的确发生的进一步的改变，大部分都是在原有的制度和
传统的框架内所进行的适度的调整。这种政府的工作作风奠定了明代初年朝
廷的保守主义传统；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王朝的安定，并且完整无损地保留
了开国皇帝所遗留下来的土地和精神面貌。
永乐帝把帝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依然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制度
上的变化。虽然洪熙皇帝曾想把朝廷搬回南京，但北京在下一个皇帝统治时
期再次成为帝国首都，而且自此以后它就一直是明帝国的京师。另一个大变
动是大学士官职的设立：它填补了皇帝和帝国官僚体制之间的空白——这个
空白是开国皇帝在1380年废除中书省以后所形成的；大学士开始在政策问题
上备皇帝顾问。这些措施都没有背离明太祖建国的任何基本制度上的设想；
相反地，它们倒是弥补了现存制度的缺陷，使之适应了新的政治现实。但是，
它们在发挥新出现的皇帝的内廷助手内阁的职能时制度化了。它变成了后来
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新机构。
在永乐皇帝时期，明太祖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在他采取保障帝国北部边境
安全和扩大它的政治霸权的措施中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它表现在反对蒙古游
牧部落的几次大战役中，表现在重建长城防御线中，表现在恢复与日本和朝
鲜的朝贡关系和并吞安南的事件中，也表现在郑和通过南洋和印度洋而到达
非洲与波斯湾的多次远征中。永乐帝进行的这些活动中，有的事实上表明他
已和明太祖定下的对外姿态和政策分了手。除此之外，这些活动的规模给帝
国的财政资源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因此，他的更加扩张的行动在他继任的几
个皇帝手中大大地被削减了，而在往后的明朝统治者时代更是如此。但是，
以遏制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利用朝贡关系维持帝国对海外的影响为目的的政
策，仍在继续付诸实施。
明朝开国者的最初几位继任者还继续实施太祖的社会和经济的政策——
这些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广大的农业经济的和平与安定的秩序。在文、武的
两大分类下，全国人民都按职业归了口。在广大的民籍户口——农民、工匠
和商人——方面各有具体的义务，即他们都适当地履行各自的纳税和服徭役
的义务；同时，至少在名义上说，军事义务是某些被选定的户的固定的和世
袭的义务。实行土地登记和户籍制度及征税和征用劳役的制度，利用军事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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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使军队自给自足，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以及禁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
——所有这一切都仍旧是帝国的国策。
为了减轻明初几位统治者因采取扩张政策而引起的财政负担，明王朝采
取了某些措施，因为这些政策引起了物价上涨和增加了军政开支。这些措施
包括扩大帝国总的纳税耕地面积，给贫困民众减税或免税，在粮食失收和自
然灾害时期采用各种不同的救济措施和福利计划。这些新措施都不外乎是在
既成的财政结构内做些调整工作，有时也做出一些改进工作；所有这一切都
和原来的办法及过去的政策是相一致的。
这些皇帝们在私生活中虽然都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崇拜佛教和道教，但
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是有意识地提倡正统的新儒学 （理学）传统。例如，它表
现为在永乐皇帝主持下编纂和出版了某些新儒学综合性著作（几种“大全”）
和选集，在科举考试中必须按规定用标准的程颐和朱熹的经义注疏，同时普
遍推行这些教义作为道德价值和伦理行为的基础。他们认为促进新儒学的教
义会获得某些好处，因为它强调社会的和谐而反对社会的各行其是，它主张
敬重皇帝的权威甚于敬重所有其他的权威。
皇帝大力倡导注意面狭窄的新儒学学识，这不仅形成了明王朝的政治意
识形态，而且影响了所有那些通过这种倡导对教育和科举的影响而取得高等
文化教养的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同时还酝酿成了一个对某些明代知识分
子中潜在批评的衡量尺寸。直到15世纪末以前，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学派向这
个正统学说挑战。人们坚持在学术上与正统注疏合拍，在诗歌和散文上向古
典模式看齐；作家们和教师们虽然不完全缺乏新意和创见，但也没有在他们
的思想和作品中显示出任何令人瞩目的非正统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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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统治时期
建文帝的即位
明代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时代的洪武
十年。这个年幼的皇孙被描述为早慧、孝顺和正直，据说他的祖父很钟爱他。
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变，他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地下去。1368年2月，
洪武帝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在名
义上，也许事实上是他的嫡妻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
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
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但不很
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
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他恰当的继任人选。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
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年前死去。
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一系的次孙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
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被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
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
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
横加干预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实上没有考虑把他的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几天，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
21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
③
年死）——为皇太后。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
可信材料，因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记录都被窜改或销毁殆尽。建文帝时
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幸存的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
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他们
谴责建文帝和他的顾问们行为放荡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为不孝、奸恶
和邪淫的人，指责他玩忽职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这位被废黜皇帝的
学者们关于建文之治则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谀词，说这位皇帝又是孝
子，又是仁君，称之为遵循儒士劝告和缓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无缺
④
的人物。他们谴责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弑罪行。这些残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
材料要求人们必须进行最细心的审查。建文时期许多方面的事实真相将始终
弄不清楚了。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
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
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
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
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
② 《祖训》＇385＇，第1633—1634 页。
③ 《祖训》＇385＇，第1615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6 页，以及下面第6 章有关宦官的叙述所引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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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
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把三位儒家师傅引为心腹，他们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几
位老者对建文帝关于君之为君的概念起了强有力的作用。黄子澄（1402年
死）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他在1385年举进士第一名。他在明太祖
时代担任过很多官职，现在被建文帝任命为翰林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齐
泰 （1402年死）也是1385年的进士，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
精于礼和兵法。他在洪武帝弥留之际受顾命，以护卫皇太孙和嗣君，被新皇
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参与国政。方孝孺（1357—1404年）早在四十来岁的初
年就已经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未中过举，在他
很晚的岁月才开始进入仕宦生涯。建文帝即位以后被召为翰林侍讲。①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皇帝。黄子澄和齐泰变成了皇帝的
心腹，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教育他。他们负责研究一些新政策并付诸实施，
目的在改组帝国的行政和加强皇帝的权威。方孝孺是《周礼》——一部关于
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专家，他发觉他所见到的是个人专制统治的缺
点，因此他建议皇帝应该根据古代经典所提出的理想和形式来实行仁政。所
有这三个人都勇敢、正直和满怀着理想。但是，他们都是书呆子，缺乏实践
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限
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②
政治的发展和制度的革新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对这几位儒家师傅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
制度上的改革，看来其意图是大大背离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
裁撤中书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机关被取消，它们在现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复；
制度被修改，以加强文职行政功能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提升为行政负责官
员。1380年裁掉中书省以后，明太祖曾经决定，国家一切事务都必须由他一
人作为行政首脑来裁决。因此之故，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
政府中执行命令之权。当新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这种局
面就结束了。如果这些重建活动或多或少地不是虚构的话，这些皇帝的顾问
们就不是只领干薪了，而是实际地在管理政府。这样做就大大地离开了第一
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为皇帝的顾问们现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
位。他们现在又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
所为；他们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
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还做了一些改革，对帝国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
己能实施他的新政策。这些发展变化的确切性质至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
多数改革的记载已被销毁。但是，例如《皇明典礼》这种关于建文时代典章
制度的书（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编订的几种书至今仍可见到，它们可以
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个时期政府中已实行和计划要实行的革新的梗概，并
① 《国榷》＇498＇，10，第765 页。
② 《明纪》＇53＇，6，第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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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评价。 ③
1398年末，新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
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
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
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数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员的设置上，也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