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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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英宗——和几名朝廷官员为之说情，使王振幸免于死。考察一下王
振建立一种新型权力结构的步骤，对研究以后的明朝历史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他建立了对皇帝的个人控制。这名宦官曾是皇帝登基前的启蒙老
师。后来，当年逾古稀的端庄的杨士奇负责新帝学习经典的工作并在讲课时
肯定向新帝讲解国家和帝国的重大事情时，这个机智的宦官作为新帝的启蒙
老师，继续施加影响对他进行控制，领这个儿童去观看更有兴趣的北京守军
的训练场地。对幼帝来说，这个宦官依然不折不扣地是他的先生。
其次，他需要盟友。这名司礼监的宦官能够争取到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
其中有兵部尚书徐晞、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以及工部侍
郎王祐。后来，他又能争取到拥有大权的兵部尚书王冀（1378—1460年），
此人在幼帝登基前与幼帝有联系，当时他接受宣德帝的命令，曾组织一支儿
童“军”，由年轻的太子指挥。由于军人在明朝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而锦
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也许又是皇帝权力中最有效最得力的
工具之一，所以不难看出，以传统方式兼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在手的
王振，是多么容易地左右一切了。
当太皇太后在世并能使他毁灭时，王振是谨慎行事的，并能听从资深大
学士的意见。但她死后，他说服年迈的大学士们不要积极参政而把起草诏令
的沉重负担转给他人，其企图是把内阁的职责集中在他自己之手。在40年代
初期，唯一积极活动的大学士是年轻的曹鼐（1402—1409年），他因其坚强
的性格而著称。他的同僚马愉（1395—1447年）虽然是一个出色的进士，却
依然是一般的官僚。在杨士奇于1444年和杨溥于1446年死后，其他三名在
40年代后期参与起草诏书的大学士为高穀 （1391—1460年）、陈循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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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年）和苗衷 （1370—1450年？）。他们都是杨士奇严格挑选的门生，
但又都是平庸的人，在帝国问题迅速发展时毫不得力地在内阁任职。他们都
不能对付这名不久将成为一个有力的独裁者的司礼太监操纵权力的巧妙的手
段。
朝廷尊敬他，听从他，奉承他，主要是因为年轻的皇帝仍敬慕和尊重自
己以前的老师。但是年长的朝廷官员一定因他是一个能干的（即使是缺乏经
验的）官员而敬重他。据说他聪明机敏，具有相当强的个人魅力。他们也一
定把他看成一个政治操纵者而害怕他。经过了一段时期，肯定是在 15世纪
40年代中期，他显然开始发展了某种妄自尊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
的），自认为是周公第二，独断地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压制批判，甚至滥
杀他的对手。
如同明代宫廷政治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一名突然发迹的宦官迟早会
把皇帝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权力来利用，即使在他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意志和喜
怒时也是如此。王振就是这类人的第一个例子：他甚至威胁恫吓最高级的官
员，把妨碍他的人投入监狱，有时还把他们处死。天子本人、他的宦官助手
和顾问们以及锦衣卫三者的联盟在明代即将成为一种典型的权力结合，而它
在这时开始形成了。
民间动乱
因此，摄政团似乎已经建立起一种可行的政府制度，它使中央的权威至
少顺利地行使到15世纪40年代以前，尽管缺乏一个成年的皇帝。但在全国，
出现了许多事态发展不妙的迹象。宣德帝以真心地关心人民的福利和有效率
的行政而著称于世。但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清未能防止自然原因引起的社会动
乱，也不能消除大大地加剧动乱的独断专行的政府政策。对15世纪20年代
数千名武装造反者与官府对抗的山东叛乱，朝廷仍记忆犹新。
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徭役制度的方式。最初南京需要大规模的徭
役劳动，因为那里许多建设仍在继续，但是特别在北京随着此城被改造成“世
界中心”，大规模的建设不断在进行。此外徭役劳动提供了政府和皇宫所需
要的大批货物和物品以及用于许多重要劳务的人力。这类劳务的履行不仅仅
难以负担；而且它们的实施非常苛刻，以致引起了一个更有效率和对人民情
绪更加敏感的政府本来可以避免的愤怒。
过分要求的结果是普遍逃避徭役。例如在1438年，几千名工匠…手工业
者要么是逃避劳役，要么是被武力围捕去履行他们的义务。在有些地区，大
批人民干脆逃离故土而成为逃亡者。1438年，山西省的繁峙有一半以上的登
记人口干脆不知去向，而同省的翼城据说已有一千多人潜逃，而任其土地荒
芜下去。1440年，据说有人看到一伙伙数以百计的流浪占地者沿路扎营，企
图以野果和树皮为生。1445年，在陕西省渭南和富平的饥荒地区，据说人民
关门闭户，四出寻找食物。这种成批的出走并不仅仅发生在西北的贫困区。
据说1441年浙江的金华已经丧失了它登记人口的40％，而在邻近的泰州的
有些地方，只有1/3的户留下。类似的情况也影响到福建，1449年此省的延
平和沿途千里的一些内地的府都被遗弃，人民躲藏，土地荒芜，税赋不收。
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使人们没有余力去度过和解决由地主或税吏的需要
以及徭役制度所加剧的艰难日子和匮乏，由此引起的这类社会动乱对农村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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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稳定是一种经常的、不断出现的威胁。
但是，把所有这种苦难都归咎于政府的苛政也是很不公平的。英宗统治
初期是屡次发生自然灾害的时期。西北的山西和陕西两省在1437年以后连续
遭受严重的干旱，最后导致1444和1445年的大饥荒。大量粮食不得不从河
南的粮仓调出，以救济苦难。1448年，又一次旱灾和蝗灾打击了西北。另一
个经常容易受灾的地区是从徐州往南直至淮河流域和长江的江北。1434年这
里受饥荒的打击。1436、1437和1444年发生了严重的水灾，1447年又发生
了大范围的饥荒。
华北平原和山东在1435年遭受旱灾和蝗灾；1436和1439年黄河和大运
河决口，引起大洪水和使许多人丧生，1440年黄河又发洪水，接着在 1441
年又发生了水灾。1442年，旱灾和蝗灾打击了山东和河南，使山东的许多人
放弃其田地。另一次始于1448年的严重水灾将在下面叙述。长江中游的一个
主要产粮区湖广省在1434、1436、1441、1444、1446和1448年遭受局部的
饥荒。甚至富饶和多产的江南区和浙江也受灾：1440年严重的水灾打击了江
南的苏州及邻近的城市；1440和1441年浙江发生了饥荒。1445年，浙江发
生了严重的旱灾和一次很可能是流行的瘟疫，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446至
1447年洪水侵袭江南，在1448年旱灾又接着发生。
政府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它批准大规模地减免税赋——在1447
年饥荒中，仅江南就减免了150万担税粮。此外，特别在关心这些事情的太
皇太后死前的时期，政府常常以很高的代价迅速救济受灾者。
1448年，政府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开封东北的黄河堤坝决口，
河水往东流入今东海不远的黄海。1449年的另一次堤坝决口使部分黄河河水
流入涡水，然后进淮河再向南流入海。除了淹没大片土地并造成大面积的破
坏、高死亡率和人民流离失所外，这次洪水还严重地影响大运河在山东的一
段。沙湾堤坝连续几次决口，那里是黄河和运河在山东西部汇合之处，运河
丧失了大部分水源。
由于北京深深地依赖运河运输的货物和粮食，京师处于其南方的供应来
源被切断的危险之中。这些洪水和泛滥在15世纪50年代继续发生，需要一
项将持续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力的计划。这些将在下面详予叙述。虽然
此后多年没有关于再发生大灾害的报告，但黄河的泛滥和制服泛滥所需的经
常水土保持工作，将一直是明朝灭亡以前的一件令人关心的大事。
中国东南部的一场大起义
民众的不满、贫困、过重的税赋、沉重的徭役需求和对佃农的过度剥削，
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15世纪40年代福建山区及邻近的浙江和
江西一些地区两次独立的而又互相联系的起义。
在这两次互有关系的起义中，有一次最初是在浙江福建交界的山区劳动
的银矿矿工的动乱。对明朝政府来说，白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银矿的开采
由政府控制。控制一般由地方官员来实施，他们要求过高的生产定额，并对
偷盗银矿产品的人处以死刑。约在1444年，浙江南部处州衙门的一名前下级
官员叶宗留已经转而去偷盗官办的银矿，这时开始率领一伙日益扩大的有不
满情绪的矿工，并在福建浙江交界处非法地“采”矿。三年后，即在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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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叶宗留公开造反，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开
始按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在稍后的1448年3月，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处的佃农——原属于新
建的地方治安部队——也造反了。起事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主对佃农过度
的剥削，他们除了正式的地租外，还迫使佃农送季节性礼物。邓茂七和邓茂
八兄弟二人拒绝照办，并鼓动他们的村民伙伴们拒付这些额外的花费。与地
方民兵冲突的结果是造反者轻易地取胜，因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
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库。
在1448年下半年和1449年初期，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
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叶宗留自封为其造反的追随者之王，而邓茂七则自
称闽王。据说左道旁门的经卷已在流传，两个集团的造反者则歃血为盟——
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大起义开始阶段的典型行动。虽然这两个运动始终没有结
合，但它们有着联系，有时还协同行动。
战斗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邓茂七的起义始于沙县周围地区，
然后向东北扩大到延平。省的官军在寻找造反者并进行打击时有一定的困
难。起义者依靠艰险的地形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很有战术头脑，并且在初
期多次取得胜利。六个月后，当朝廷在1448年9月下令征剿时，它任命佥都
御史张楷（1398—1460年）为指挥官，此人胆小无能，事实证明是一个最不
称职的将领。在一开始，由于已经盘据在铅山矿镇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处的
叶宗留叛乱团伙的阻挠，集结在江西东北的张楷的军队不能打击邓茂七的部
队。经过了长期的犹豫后，官军打败了叶的部队，在1448年12月把叶杀死
（有一种史料则说叶死于造反者的内讧）。但在新领导的率领下，他的造反
者退入山区，打败了追逐者，然后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据地，在 1449年8
月最后被打垮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围攻过处州。
与此同时，邓茂七的造反者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1449年1月，他们在
建阳惨败。2月，邓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乱头目出卖，遭到伏击而被捕。他
们被解往北京公开处决。但是新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伯孙——接
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窜的起义者残部。1449年5月，官军在沙县附近抓获了
这些新领袖，但是叛乱团伙继续在这些地形艰险的交界地区不时地劫掠，直
至1452年。叶宗留的造反者残部还继续活动了几年。
尽管两起叛乱在心怀不满的矿工和贫困的佃农中吸引追随者时起初取得
一些成就，它们始终未能集结大批追随者。起义者从未达到控制地盘或夺取
县城的阶段，尽管他们的领袖自封响亮的称号，他们依然是成伙的流窜盗寇。
他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
三年。由于对采矿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
死刑，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土地分配的不均
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的长期问题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各种
弊病和压力，但只要官员的贪污行为和错误的行政能够消除，政府的苛刻的
政策能够缓和，政府是不难平息这类农村动乱的。
西南边界：麓川之战
在15世纪40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
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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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
蒙古人曾在1253年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30年后入侵缅甸盆地。但他们
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
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
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
及其邻近的几个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1385
至1387年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它的统治者接
受中国人的保护。
1413年，麓川国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他逐渐扩大他
的领土，并袭击中国的领土。尽管云南几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国朝廷认为征
剿花费太大，在1436年他威胁金齿 （永昌）之前拒绝行动。1439年云南总
督沐升奉命率领征自贵州和湖广的部队向他进攻。经过了一场激烈而难分胜
负的战斗后，思任发在1440年派一纳贡使团来朝廷。但战斗继续进行，1440
年中国军队大败。
朝廷这时被迫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云南军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四川、贵
州和湖广军队的增援。1441年初期，这些军队由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亲密助
手王冀统率。1441至1442年，王冀的军队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
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1442年晚期，王冀
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
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证明失败了；1443至1444年，
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444年，朝廷威胁说，如果
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1445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
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
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1448年至
1449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
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
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
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