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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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后也决不可能对他适合当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
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迫接受大学士们的主张，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
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
1524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
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
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
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
—1532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
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
人。
皇帝因杨的专横而苦恼，但他的手是被捆着的。1521年6月殿试时他再
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出了一道追荣本生父母以何为宜的文章题目，目的是要
①
诱导出对他的立场的某种支持。但是，没有一个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驳大学士
们的主张。在此后几个月中，礼部三次呈递它有关大礼的建议，皇帝每次都
反对。
在相持了三个月之后，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提建议
的张璁（后来名叫张孚敬，1475—1539年）来北京参加会试，他在七次失败
之后于46岁时才考中。大学士们发表他们的主张之后不久，张告诉他在礼部
的一个朋友，挑选的先例不适用于当今皇帝的情况，他建议他的朋友在他的
同僚中传播这种主张。张的朋友紧接着调任南京的一个职位，而张决定不声
张。但是，当他看到皇帝继续驳回大学士们的主张时，他渐渐改变了主意。
1521年8月张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
子，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并没有提供据以
作为先例的历史的相同之点，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
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疏转给大学士杨廷和，杨送还奏疏，加上
①
这样的评论：“书生晓得什么大体？”但是，皇帝看出了在这场争论中达到
他的目的的办法。他继续迫使大学士们接受他的意见，他们也继续封还他关
于这件事的诏令。这时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朝廷上争论的一个题目。其他的几
个官员发表意见支持张的主张，到了10月，情况迫使大学士们缓和了下来。
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护送
他的母亲从安陆来北京。1521年10月4日，当她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
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被当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儿子正
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拒绝进入京城，并威胁要即刻返回安陆。皇帝听到此
事时，他告诉太后，他想避位，和他母亲一道返回安陆。这种威胁迫使大学
士们采取礼部尚书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协立场。盖有太后印玺
的一道懿旨给予皇帝的父亲、母亲和祖母以帝、后的称号。此外，朝廷被迫
接受了皇帝为迎接他的母亲而提出的礼仪，这种礼仪给予她最高的尊荣。这
时她才同意进入京城。
但是，张太后仍旧把皇帝的母亲当作一般的王妃看待，用适用于皇妃的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所写的阿黑马、哈只阿里和满速儿的传记，分别载于《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 — 2、
479—481 和1037—1038 页，及《辞典》所引的书目。
① 《明史》＇41＇，90，第2222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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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接待她，尽管她的称号是皇后。她的态度激怒了皇帝的母亲，也同样激
怒了皇帝；从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方法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以及她的亲属。
1522年2月，在皇帝祭天的那天，皇帝母亲居住的宫殿院落中发生了一
场起因不明的火灾。大学士杨廷和把这一事件看作皇帝祖先不满于祭祀的安
排，尤其是不满于这些新的称号的明显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礼仪事务的自
然力。他逼迫皇帝至少暂时撤消他双亲的帝、后称号。
就杨来说，大礼问题终归是次要事情。本朝的开头几年，他主持帝国的
行政，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制度和人事的改革。其中，他试图恢复那些在前
一个皇帝统治时被占作皇庄的地产的税收登记；遣散几千名多余的锦衣卫成
员；禁止帝国教育机构中的异端学说；以及限制太监的权力和势力，太监们
妄自霸占了许多民政职务。
但是，大礼的争议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只能激起皇帝对杨和他一
伙人的怨恨。当皇帝的祖母于1522年12月去世时，杨建议她的丧期只用一
天，对她的葬礼的细节进行争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使自己和皇帝更加疏远了。
所有对杨的态度专横傲慢的批评就这样被皇帝自身的感受证实了。
1523年6月30日，皇帝命令大学士们到他跟前非正式地觐见他。他亲
自指示他们给他的家庭成员的称号加上帝、后的尊称，大学士们当他的面不
能拒绝他。他们一退出就立即声明反对这一敕令，拒绝奉行，结尾还问道：
①
陛下何能仍避而不顾正理以任一己之私情？在杨的指挥下，大学士们实际上
像丞相那样行事，向皇帝口授方针。
1524年1月，皇帝开始得到对他的立场的更广泛的支持。南京的一个次
要官员桂萼（死于1530年）收集了几份支持皇帝立场的奏疏上呈皇帝。其中
一份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席书（1461—1527年）写的，那时他惧不敢上呈。他
在奏疏中非难大学士们，批评朝臣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指令，同时完全支
持皇帝关于大礼的立场。席书长期以来是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守仁 （1472—
1529年）的一个奖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的学说。席的奖掖者杨一
清 （1454—1530年）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深政治家，在1521年已经非公开地
反对大学士们；由于这份奏疏，变成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杨廷和了。大学士杨
廷和不能实现他的方针或影响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随后的五个月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双方都激烈
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设下阴谋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他的反对者
的职务。到了1524年8月，反对皇帝的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已被迫去职，由可
望支持皇帝及其方针的人接任。朝臣们以种种理由有力地反对这些任命，但
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
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
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在职的大学士阻挠他
的愿望。毛纪（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以后，8月14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期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
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
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
离开。当诏书随要随有时，他们仍然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
① 《明通鉴》＇210＇，34，第1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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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
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
决。五天以后，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17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
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①
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
的权力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
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
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力。就
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
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
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
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
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
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
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 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
（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年）
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
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
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
于整个帝国，到17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
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
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作法。大学士毛纪在 1524年8
月提出他的辞呈的时候，批评皇帝的统治作风说：
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
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延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①
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年正德皇帝曾经责打100多名官员，因为他们反对他
南巡的计划，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学士们商讨任何事情。毛纪的话适用于嘉靖
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时的一般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
适用于更早的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高级文官有某种程
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专横的作风进行统治。为了达到他
的欲求，他蔑视所有的忠告和惯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对他本人和
① 朱厚照或以其年号称为正德皇帝，或以其谥号称为武宗 （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号出
于《书经》《大禹谟》（关于传说中的圣王禹＇公元前2205— 公元前2197 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
段话：“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唯和……’”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 （1870 年；第2 版，牛津，1893 年；重印，香港，1960 年；
重印，台北，1969 年），Ⅲ，第55—56 页。
① 关于盐政，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 年），第189—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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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策的批评。他的臣子们在毫不怀疑地实现他的愿望时，保有他们的职
位，而当他们没有或不能实现他的愿望时，便很快丢掉职位。
1524年的大同叛乱
从16世纪初期起，对边境戍军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当骚乱发生时，朝
廷实行一种姑息的政策，暂时使士兵平静下来，但纪律渐渐变得松弛，军队
更加不服从命令。1510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忿懑不平的军队杀害，1521年甘
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
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
——他们可以放手屠杀。②
1524年8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
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2500人的军
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30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
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
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
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
次事件上报到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
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
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
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
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
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与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
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
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与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
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
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
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
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
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 3000
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
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
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
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
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1525年4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
② 王士贞：《中官考》＇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