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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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页讲到蒋纬国结婚一事，并未说文强本人参加了婚礼，但在第223页却写道：“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这里的“在蒋纬国的婚礼上”一句话，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因为文强从未说过他参加了蒋纬国的婚礼。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载《河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一文中写道：蒋纬国的婚礼“当时未大摆宴席，只准备了一桌酒席，在王曲七分校的一座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这是戴笠事后告诉我的”。文强1992年8月8日致笔者信中也说：“蒋纬国结婚，我未参加，我只写了一首诗送去……”
第311页讲到周恩来之弟周恩寿时，说他“可惜很早就死了”，这既与史实不符，也与文强以往的回忆不符。文强曾告诉笔者，他获得特赦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曾与周恩寿在同一个政协小组学习，周恩寿身体不好，有时因病未参加学习，文强还把学习文件带去给他看。文强怎么会说周恩寿“很早就死了”呢？
第220页讲到：“1945年2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首先，中美合作训练班（或称“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本身就是中美合作所的下属部门，绝不是“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文强身为训练班负责人，不可能说出这样外行的话。其次，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是，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政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作战而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抗战胜利后就已撤销，中美合作所并不是监狱或集中营，也没有参与过国民党当局关押、审讯和屠杀政治犯的活动。所谓“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强也从来就反对那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中就写道：“中美合作所并不是像外间所传为中美两国特务机关的合作，而是中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外间误传是施行一套神秘的特务训练，实际上则完全是为对日军作殊死战斗，训练在前方或敌人后方对敌人进行破坏、狙击、活捉舌头的作战人员。”文强在《戴笠其人》（载《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77～258页）一文中更明确写道：中美合作所“一九四三年夏正式成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即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宣告结束。”“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至于以后美国顾问团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那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总崩溃的前夕，下令在原中美合作所屠杀了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一家人等。这件血案是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遗臭万年的历史罪证，但不能同中美合作所拉到一起，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第67页讲到文强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逃跑时的一段：“我出去走到墙下一看，果然有一个洞，我钻出去之后，洞外还有一堵墙，起码有三丈高……”事实上，当时文强被带去谈话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并非一般所知道的有高墙包围的监狱，而是在二十一军军部大院角落上的几间平房，位于山城重庆上半城的岩坡边上，俯临下半城，靠坡边拉着铁丝网（坡下是中央公园即今人民公园）。文强逃跑时不能往正面出口走，会被特务们看到，只能借上厕所之机往岩坡下逃。特委会内的中共内线人员把坡边的铁丝网撬了个洞（不是墙上有洞），文强从洞口钻出，面临陡然下斜的堡坎（不到三丈高），便把长衫脱下系在铁丝网木桩上吊着梭下去而逃跑成功——并非把布条系在石头上，再把石头扔过墙，再“顺着布条蹿上高墙”……这些显然都是记录者不明情况而想当然“整理”添加的（文强绝不可能那样讲）。写到文强逃出特委会后，还有一句“我拼命往重庆方向跑”，也是莫名其妙，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就在重庆，而且就在重庆老城区的中心区，文强逃出去后怎么还“往重庆跑”？他是往储奇门河街地下机关跑。
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是一项刚起步不久的事业。愿意献身于这项事业的人，正如《口述自传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应该具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这责任感，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必须对有关历史认真研究，严肃整理，仔细推敲，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口述者，更要对得起历史。绝不能让今天推出的口述历史给明天的人们留下太多需要重新考证、辨伪的东西，成为另一种缺乏可信性的历史读物。
黑白有道
黑 白 有 道
——《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序
？ 何云波
一
围棋是一种游戏。
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为精神之快乐，它便成了艺术。
黑白子，纵横十几道格子，先人们在这里演绎了无数的厮杀、争斗、悲欢离合。同时它也有着玄妙的意境，包含着宇宙之象、人生之道。围奁象天，方局法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围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犹如气功，犹如阴阳八卦。
围棋不知起源于何时。“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这当然是附会。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这就像一位穷小子，攀上了富亲家，从此有了显赫的身份。但围棋产生于原始时代，却又是大为可能的。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在地上画三五道方格，摆上几颗石子，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作圈地、攻杀的游戏，也许，这便是古老之“弈”的雏形。
围棋本为玩物，后来却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中国的儒士们，一方面慷慨激昂、壮心不已，一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另一方面，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但玩物往往容易丧志，咋办？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这种“玩物”纳入到正统的规范、体系中，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以玩得心安理得、名正言顺，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
对围棋实施“招安”战略的始作俑者，便是东汉的大名人班固。这之前，围棋的地位一直不高。尽管孔夫子《论语》中就有教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仅仅是说，如果无所事事，还不如下棋。亚圣孟子则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似乎围棋的盛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西汉时，围棋被当作“失礼迷风”、“简慢相轻”之物。这样，围棋所具有的平等、竞争意识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决定了围棋的被贬抑。而班固，却大大突出了围棋的正面意义：“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文以载道，棋亦载道，本为“技艺”的围棋，拥有了“道”的身份，也就获得了意义，有了存在的依据。
不过，围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对派。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人们“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博弈论》，据说共获六篇，惟韦曜之作独占鳌头。韦大人也确实了得，引经据典，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义正辞严，拳拳之心天人可鉴。可惜韦大人的努力，终无济于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竟迎来了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魏晋时，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戏”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并把它纳入到“艺”的范畴。这之前，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脱功利之心。韦曜说围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班固则强调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针锋相对，实际上出发点或曰看问题的角度并无分别。
魏晋士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戏”，并确立了“戏”的价值。嵇康有诗曰：“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与人？长寄灵岳，怡智养神。”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艺”，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诗有《诗品》，画有《画品》，书有《书品》，棋则有《棋品》。沈约《棋品序》称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
在中国古代，“艺”有“技艺”与“道艺”之分。“道艺”指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甚至就指六经，都拥有显赫的身份。“技艺”则是各类“术”、“技”，如医、卜、算、书画、博弈等，执此业者则为“技艺之徒”。韦曜说围棋“考之于道艺，则非孙氏之门也”，沈约则说它“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上艺者，道艺也。沈约不仅肯定了围棋是“艺”，同时还强调此“艺”非彼“艺”，用心可谓良苦。到唐代，琴、棋、书、画并称，棋正式成为“四艺”之一。
中国围棋大致包含“技”、“戏”、“艺”、“道”四个方面。“技”即“技艺”，“戏”即“游戏”，“艺”即“艺术”，“道”即棋道，指人生、宇宙之道。中国从唐代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棋手，他们或做宫廷棋待诏，或依托于达官，或在茶楼酒肆陪人下棋，以赌彩为生。但奇怪的是，当某种“艺术”一旦成为职业，操此职业者成为“技艺之徒”，地位便急剧下降。棋史上曾有一传说，南宋棋待诏沈之才一日在宫中与人对弈，宋高宗观棋，见沈之棋有危急，谕曰：“切需仔细。”之才对曰：“念兹在兹。”上怒：“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棋待诏乃国手，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技艺之徒”，竟敢引经据典，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
“技”与“道”，往往成了区分棋品、人品高下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时，往往便要淡化他们作为棋手职业的一面，而将他们雅化、名士化。瞿世寿《〈不古编〉序》称国手吴瑞徵“视其所操之技，则弈也；察其所藏之蕴，非弈也”。而明末国手过百龄，“以相国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祸而不避，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为公卿门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尝有干请。若百龄者，仅谓之弈人乎哉？”〔1〕“比德”者尊，“执技”者下，这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道轻技的传统。
与此同时，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就像他们好在绢、纸上随意挥洒、笔走龙蛇一样，便成了一种雅尚，一种赏心乐事。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只是书、画孰好孰坏，由文人说了算。棋枰对弈，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文人往往技不如人，索性看淡胜负，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钱谦益称：“余不能棋而好观棋，又好观国手之棋。”观棋而“语”、为人作序的同时，又作了许多观棋诗。张潮作《棋论》，谓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想想，当“秋气晴美，天光照席，水波不兴”之时，扁舟一叶，棋枰一局，“江山之胜尽入局中”，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
游戏之事，或被当做饭碗，或被当做一种精神的艺术，小小黑白子，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而无论棋士还是文人，他们都愿意把围棋风雅化、玄妙化，以显示自己所执之“技”或所好之“艺”的不同凡响之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易经》，中国经籍中最玄妙的也是《易经》。于是，将“弈”与“易”并举，甚至强调“弈”本身就是“易”，便成为一种时尚。《兼山堂弈谱·序》称：“弈之为言，易也，小数之乎哉。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弈理指归》称棋乃“按五行而布局，循八卦以分门”。汪缙《弈喻》以棋为“易”、为“天技”。如此种种，几乎成了论棋者不变的“定式”。
不过，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玄妙化，成为一种“雅玩”时，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封建等级极严的专制社会，恰恰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因此，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玩物”，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而在文化观念上，中国文化重“和”忌“争”，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或被当做“害、诈、争、伪”之物被贬抑，或被纳入到“仁”、“礼”、“和”的轨道中。“彼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2〕，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便要赢，最好“赢止半子”，赢多者，嗜杀者也，非君子也〔3〕。而事实上，中国古棋大多嗜杀，棋盘上硝烟弥漫，纸上谈兵时又如此的温文尔雅，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一种有趣现象。
中国围棋，在清中叶以范西屏、施定庵“双子星座”的出现为标志，达到顶峰，此后，则开始江河日下。这固然是随着国运衰棋运亦衰，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土壤、围棋观念上的原因。二十世纪，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蜕变。
二
在中国古代，某种艺术一成为职业，执此业者便成“匠人”、“技艺之徒”。而今，在职业化、商业化的时代，注定了文体明星成了大众的宠儿、偶像，由他们负担起“为国争光”的重任，引领着时代的风尚，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