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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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这些棋迷，他们又是真正纯正的游戏者。做各种“迷”，无论书迷、乐迷，还是球迷、棋迷，大凡都是亏本的买卖，“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但他们仍旧沉迷其中，乐而忘返，“忘寝与食”，惟一所求的，便是一份精神的快乐。他们可以在工余，在田间，甚至在围棋被当做封、资、修禁止的时代，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一枰忘万事”，空虚的心灵有了寄托，枯燥平淡的生活有了一丝色彩。他们的水平可以不高，棋具可以非常简陋，用纸画的棋盘，用泥巴、石子、纽扣、马赛克做的棋子，对弈之地可以在地上，在公园石凳、长椅，在床头，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围棋的魅力，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示。
古人曾把围棋比作“木野狐”，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狐者，美女妖妇也，“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4〕。这黑白世界的精灵，永远有着挡不住的魅力，诱惑着你。走近她，与她相厮相守，而无须任何的理由。“如果你定要爱我，请别问为了什么……只请你为了爱情而爱我”，这是一度瘫痪的勃朗宁夫人写给她所爱的人的诗。而棋迷，对围棋的爱，大约也是如此。因为爱而有所感、有所悟，于是有了一篇篇让人心动的文字。
王华的《黑白》写一个村庄从祖辈开始，一代一代倾心于一种叫“黑白”的游戏。作为外来者的“我”问，为何把围棋称作“黑白”。一位种田状元答曰：“俺这儿的人常说，天上的云是白的，地下的泥是黑的，所以这黑白才变化无穷，没有止境啊！”天上的云，地上的泥，“黑白”也就拥有了一股清香的泥土气息，一种素朴之美。
确实，围棋是什么？每个人心目中，也许都有自己的答案。正像《感悟围棋》中所说：在不谙世事的孩子眼里，围棋是“一群乌鸦与一群喜鹊在林中自由地飞翔”；饱经风霜的老人则把围棋当做“一部承载往事的书籍，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浪漫的诗人说，围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蓝天”；恋爱中的男女回答又有不同：“黑白子是一对相亲相知的生死恋人。”在这里，“黑白”就是生命的感悟，就是一种人生。
而当好棋的文人们也纷纷坐而论道时，围棋又具有了一种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天圆地方，人居其中。”金克木先生从中国哲学与艺术的角度纵论围棋之道。在老人的心目中，棋乃思想、文化、技术的总和，棋之道，有时往往处在“语言意识之外”，如同佛禅，需要你去慢慢领悟。书法家、易学研究家章秋农先生自称不懂棋，却在《周易》、筷子、围棋、烹调、书法中找到了围棋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相通之处。王干、陆建德谈围棋、巴尔特、对话、阅读……围棋作为“手谈”被当做一种对话的艺术，棋谱成了一种“可读”乃至“可写”的文本。于是，围棋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与西方当代结构主义大师，又遥相对话，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无可无不可，是棋也，非棋也？围棋，也就在这种是是非非中变得丰富起来。
职业棋手、文化人、普通棋迷，他们似乎都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读解围棋。写过《黑白之道》、《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等著作的胡廷楣先生，有一次曾跟我谈到，称有职业棋手看过章秋农先生谈围棋的文章，认为他根本不懂棋。而反过来言，一些文化人也常感叹，一些职业棋手下了一辈子棋，却并不一定能悟得围棋之道。也许，他们心目中的围棋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东西，有竞技之棋，有文化、艺术之棋，立场、视角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两者的隔膜，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正是棋内棋外之人，从各自角度对围棋的阅读，围棋才可能变得完整、走向深刻。
何云波选编：《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裘毓麟：《过百龄传》。
〔2〕沈约：《弈棋序》。
〔3〕汪缙：《弈喻》。
〔4〕白居易：《古冢狐》。
师爷和他们写的书
？ 李 乔
从明朝中晚期开始，历经清朝一代，降至民初，在大约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官府衙门中，活跃着一批被人们称为“师爷”的人物。
“师爷”是一种俗称，正规些的叫法应是“幕客”、“幕宾”；但师爷一称最为广泛，也最为今人所熟悉。由于绍兴人当师爷的极多，且遍布全国，名声极大，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称谓——“绍兴师爷”。“织兴师爷
”一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几近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清代有句谚语，叫作“无幕不成衙”，意思是：一个衙门，若是没有幕客，即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了。也就是说，有衙门必定有师爷。这句谚语，反映了师爷在当时社会中极为兴盛的实况。
师爷是地方官府中主要官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员，他们从主官（幕主）那儿拿薪水，只对主官个人负责。师爷“佐治”的内容，包括帮助主官判案、摧收钱粮、书写信札文告等等，因之师爷又有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书启师爷等名目。清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所著的小说《文明小史》第三十回写道：“什么叫作‘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所谓“作幕”，就是佐治当师爷；刑名、钱谷老夫子是师爷中最重要的两种。
师爷是官府衙门中极为活跃、极其重要的人物。清代，不谙文治，只会马上功夫的八旗子弟占据了地方衙门的众多官位，他们对地方行政极为陌生，面对繁杂的刑钱文书，往往一筹莫展，而那些科甲出身，素来只习八股，脑袋里除了“起承转合”就是“子曰诗云”的汉族地方官，也对刑钱等事务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般。因之，非得有具有“专业知识”的师爷帮衬乃至替这些满汉地方官当家不可。这样，师爷便被幕主“倚为左右手”，成为不可或离的人物。师爷本身虽然不是官，却“操三寸管，臆揣官事”，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他们名义上虽是“佐官以治”，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代官出治”。他们是一群没有官位、官品的实权人物。师爷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府县两级的师爷是低级师爷，所办的事务主要是刑名、钱谷等基层政务。他们的刑钱专业知识多在亲属之间传承，俨然是一门独家手艺。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他们所办的多是军政大事，所写的文字常常与朝廷大政有关。这些高级师爷多有功名，其中许多人有真才实学，甚至是有名的文人学者。
师爷的存在，给明清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后世而言，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就说“屡败屡战”这个有名的掌故吧。清朝某将领作战总是失败，给皇帝上奏时便如实写上“屡战屡败”几个字，他的师爷看到了，提笔将这四个字改为“屡败屡战”。这一改，意思全变了，“检讨书”成了自我表扬信。而“屡败屡战”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掌故，它是清朝“师爷笔法”的一个典型。清朝师爷，善于舞文弄墨，写滑头文字，类似“屡败屡战”的点睛之笔极多。有个叫黄慎之的师爷，替主将代拟招降告示时，写了这样的话：“本大臣于三战三北（败）之余，自有七擒七纵之计。”这不是“屡败屡战”的另一个版本吗？某大臣犯罪，内阁初拟的文件中有“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一语，意在开脱其罪，但被一权臣改成了“情有可原，法无可恕”，结果，犯罪的大臣被杀。这一改，语意全变，开脱之语成了索命之词。改动这话的人虽然不是师爷，但用的却是地道的师爷笔法。由此看来，“屡败屡战”已成为清朝师爷笔法的一种“型”——“屡败屡战型”，也就是随心所欲地颠倒文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师爷的滑头文字，类型极多，若用于害人，便为利器。在清代，涉讼者都怕师爷，重要的原因就是师爷善以滑头文字害人。“文革”时期，“整人狂”们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师爷笔法，把整人害人之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曾说到，他在牛棚里写思想汇报时，不论怎样苦思苦想，细心推敲，总是要被专案人员挑出毛病。因此，季先生发感慨说：中国真不愧是个“刀笔师爷之国”。季先生的感慨，可谓一下子掐住了“文革”整人术的一条历史血脉。
清代许多著名人物和民国以来的许多名人的先世或亲戚，都当过师爷。这是师爷曾经广泛存在的鲜明的历史印记。例如，清代著名思想家李恕谷当过桐乡县令郭子坚的师爷，名幕兼学者汪龙庄当过十六位幕主的师爷，著名学者孙星衍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聊斋志异》的著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江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袁世凯和《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都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秋瑾之父秋桐豫当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师爷，辛亥革命志士朱执信的先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先世、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父亲，都当过师爷。鲁迅先生家族中也有十多人当过师爷。例如，其表兄阮和荪长期在河北、山西等地当师爷，辛亥革命后在北京谋事，《鲁迅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就有七十余处之多。鲁迅的表弟阮久荪也在山西当过师爷，后患精神病来到北京，鲁迅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很有些阮久荪患病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位当过师爷的阮久荪就是“狂人”的原型。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和外祖父万青选也都当过师爷。
师爷，不论是从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讲，还是从许多名人与他们的关系讲，都是值得史家认真注意、好好研究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都不是好人，而是一群心术不正、阴险奸滑、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的家伙。在不少小说和戏剧中，师爷也被派为反角，成为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以偏概全的误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师爷是有良莠之分的，好师爷在历史上被称为“良幕”、“上幕”，坏师爷被称为“劣幕”；师爷的良莠是有发展阶段的，从师爷的整体状况看，清朝中期以前，师爷中“良幕”居多，清朝中期以后，师爷逐渐“劣幕化”，坏师爷越来越多。但即使到了晚清，也不能说凡师爷皆坏。若是把师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就更可以看出，对师爷是不能笼统否定的。“师爷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师爷因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的周密的思维方式和干练的办事作风；刑名、钱谷、书启师爷在法律、财会和文书业务上的办事技能；许多师爷是诗文家、学者，他们写出的文章、诗词、学术著作、笔记小说，乃至尺牍、日记，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民国年间，蔡元培、胡适、陈垣、周作人等学者、文人就曾搜集过名幕汪龙庄的著作、信札。蔡元培在《汪龙庄先生致汤文端七札之记录与说明》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龙庄先生，循吏也，亦史学家也。现代史学家陈援庵先生得其手书七札，甚珍重之，为付装潢，而征跋于胡适之先生。”汪龙庄不仅是个好师爷，后来做了官，又是个循吏，在文化上他又是个出色的史学家。陈垣先生对他的信札极为重视，不但加以装潢，还请胡适为之做跋文。晚近著名史家郑天挺先生也曾说过，应当对汪龙庄的著作好好地加以整理。
师爷虽是中国的土特产，但人们真正认真地研究他们、认识他们，通过他们去认识中国社会，还只是近年的事。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可做；选编师爷著作，是其中的工作之一。我主编的这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是编选工作的一个尝试。陆放翁有诗云：“斜阳徒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这我不信。我信胡适先生的话：“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所以我尝试了一下。这尝试是否成功呢？还要请读者来评定。
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究竟是谁的局限？
——《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献疑
？ 陈漱渝
（一）
当下有这样一类商品：款式考究，包装靓丽，但拆卸开来，里面的构件和货色却是一些舶来的赝品，或陈年的积垢。当下也有这样一类文章：中外古今，旁征博引，转换话语，排铺词藻，令读者一时感到眼花目眩，但仔细读后却所获无几，甚至感到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年《书屋》杂志第1期路文彬先生的《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一文留给我的正是上述印象。应该承认，作者撰写这样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是下了一番苦功的，这从文末开列的一百一十二条注文就可以得到证实。为了达到颠覆鲁迅及其同时代启蒙者的目的，作者不仅抬出了中国的遗老，引进了西方的尊神，而且连鲁迅笔下的那些不值一嘘的人物，如“熊以谦”、“鸣春”、“洲”，也都招募进了这支征伐大军，一时给人以旌旗蔽空、兵精将勇的错觉。但对阵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仍岿然不动，而在鲁迅身上试刀的理论家却落得个锋崩刃碎的结局。
路文彬在论文的第一部分耸人听闻地说：“应该认识到，由近代开始，中国百年来的启蒙实践，一直就是单纯的批判理性实践，对于民族个性抑或文化质量，除了摧毁，几无建设。所以，在启蒙这块专属于精英们的‘飞地’里，我们能够目睹到的只是一片废墟，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恶的情感。”为了形象化地表述上述观点，他从闻一多的《死水》中援引了以下诗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路文彬概括说，这就是中国启蒙者共同的“死水”思维模式——“拯救不成，索性促其灭亡，于是认同转向怀疑，希望变成绝望，热爱蜕变成了憎恨……”
路文彬把闻一多和他的新诗《死水》作为靶子，是完全找错了对象。闻一多的诗集《死水》1928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而其中的代表作《死水》则是1926年4月15日刊于《晨报副镌·诗镌》第3号。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闻一多认为，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真正源泉，于是正式提倡“文艺的爱国主义”。在《死水》这首诗中，闻一多宣判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死刑，燃烧着的是挚爱祖国和民众的熊熊烈火。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在致臧克家信中也反驳了“《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的流行说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