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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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发表时评《中大学潮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蒋介石得到报告后，龙颜震怒，当下抓起红蜡芯铅笔写下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经过疏通，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龢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三十五天后，蒋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改变《申报》的信念。这年12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二十八岁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的大量评论、杂文。特别是鲁迅于短短一年多时间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百四十三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对中国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几乎都作了报道。《新闻报》记者陆诒《我所接触的史量才》一文满怀敬意地回忆起1932年12月29日作者第一次见到史量才的情景：“我看到他身穿长袍，态度安详地同我们坐在一起，随便交谈，平易近人。”〔16〕那是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尤其忘不了史量才慷慨激昂的即席发言：“宣称《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政府当局非法捕人。接着他又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三十五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此后，在好几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我又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7〕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8〕
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
六
陆诒称史量才是个“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这是知人之论。在革新《申报》的同时，史量才聘请了无党无派的著名报人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后改为《申报周刊》）。在自述办刊初衷时他说：“我惨淡经营《申报》多年，非为私而是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权威之历史言论机关，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之天职。可是专横独裁的政治使民众内心积怨太深，日报不能充分反映，月刊是开辟这种言路的阵地，希望俞办好它。”
他聘请谨慎细心的张梓生编撰《申报年鉴》，不仅补日报之不足，也补月刊之不足，成为一部编年史，这也是他“以史为鉴”的办报思想的具体实现。
他出版《申报丛书》，邀请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编绘了《中国分省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等，代表了当时地图出版的最高水准。此外，他不仅办起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支持李公仆创办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后来，为了纪念史量才，三校一馆改名为量才新闻函授学校、量才职工业余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和量才流通图书馆。曾在流通图书馆工作过的夏征农说：“不能把史量才只局限在‘一代报王’上面，他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都是。”
“九·一八”以后，《申报》发行量已突破十五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迎来了它最后、也是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经营报业的同时，早在1921年史量才就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了中南银行。同年，他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事业拓展到金融界、实业界。“一·二八”抗战期间，他倾力支持抗战，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一·二八”之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令独裁者望而生畏。作为《申报》老板，他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独立的舆论力量更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的。
那一刻，史量才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横飞的子弹。
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段无法证实的“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终年五十四岁。14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遗像，《新闻报》、《东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评论、悼文、唁电及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面对史量才的惨死，人们不禁发出了这样悲怆的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16日，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出电令，要求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并慰唁家属。
在1934年那个冬天，史量才的死让全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12月8日，《申报》举行追悼会；9日，广州新闻界举行追悼会；10日，申报三校一馆举行追悼会；23日，上海八十一个团体举行追悼会；26日北京新闻界举行追悼会。
幕后主使人蒋介石为遮掩真相，借口未能限期破案，将已经查出些蛛丝马迹的鲁涤平调离浙江，将海宁县长撤职，该县各级公安人员都受到记过处分。1935年3月15日，传出了鲁涤平跳楼身亡的消息，自杀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而章太炎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却直言“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并称其为“伟丈夫”。
一曲《广陵散》随风而去，史量才英年被狙，“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他在杭州秋水山庄留下的诗句不料成了他最后的绝笔。知音已逝，琴弦崩断，悲痛欲绝、万念俱灰的沈秋水将心爱的七弦琴投入了熊熊烈火……1936年，史量才的遗体下葬在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麓。一位学生说：“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杀的意义，他的死是伟大的死，是千万人的悲愤，他的事业已深深在社会的根底打下了深固的基础。史先生播下种子，这种子将发芽、成长、开花、结实，在未来新世界中放射出灿烂光辉。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人们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20〕黄炎培称《申报》是史量才“一生心血之所凝结”。一位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的学生的祭文说：“史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可见，这是史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21〕仿佛谶语一般，最后史量才先生以鲜血染红了《申报》，用他的生命捍卫了报格和人格。
注释：
〔1〕〔8〕〔1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1、13页。
〔2〕〔3〕〔6〕〔9〕〔11〕〔12〕〔13〕〔14〕〔20〕〔21〕转引自庞荣棣：《史量才》，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5、436、106、143、144、114、153、154、162、232～233、233页。
〔4〕转引自李文绚：《报章血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5〕《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0页。
〔7〕转引自《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
〔10〕转引自胡憨珠：《史量才与上海申报》，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第119页。
〔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16〕〔17〕《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0页。
〔18〕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另类人生（二）
？ 魏得胜
叔孙通与杰弗逊
刘邦打江山那阵子，儒家学派中有个叫叔孙通的博士前来献策，结果被刘邦羞辱一顿后给赶了出去。刘邦乃流氓出身，和他一同打江山的那些高级将领，自然也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哥儿们，这样一个流氓集团，蔑视知识当不在话下。后来，刘邦当上了皇帝，他的那些哥儿们一如过去在刘邦家里那样，在皇宫内海吃海喝，醉了就淫声荡调，甚至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刘邦是流氓，但不是白痴，他知道皇宫内乱糟糟的局面，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想改又无计可施。这时，叔孙通又来了，说自己设计个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保证能帮老人家改变这个混乱的局面。刘邦欣然接受。
叔孙通领命后，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朝仪”规章，并照章彩排晋见皇帝的各个细节。一个月后，又集合大臣将军们彩排。我们常说人生如戏，大概就从叔孙通这里论起。“朝仪”彩排后期，专门为“朝仪”兴建的气势磅礴的长乐宫刚好落成，叔孙通就跑去告诉刘邦，说万事俱备，只等朝仪。刘邦满不在乎地说，那就选个日子赶快把事办了吧，于是中国就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也是相沿了两千多年的“朝仪”！以下是这次“朝仪”的分镜头：
第一幕：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的引导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群；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两班在两厢坐下（当然是坐在自己跪着的双腿上，直到纪元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和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
第二幕：一连串的官员由远至近，用清亮亮的嗓音传报：“皇帝驾到。”
第三幕：国家元首刘邦坐着专车（人拉“辇车”），适时缓缓而现，主角登场。刘皇帝落座，整个宫殿沉静肃穆。这阵势，这气氛，除了皇帝，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恐，包括设计这一仪式的叔孙通在内。
第四幕：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员的大小顺序，向国家领导人刘邦献上他们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颂词，不外乎伟大、英明、正确之类。
第五幕：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趴到地下，仰颈上望。这真“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猥琐的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1〕。宴会中，再顺序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柏杨语）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
第六幕：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御史（监察官）出现，把动作不合规范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或指控他们犯了“失仪”罪，或提出弹劾，或要求罚款（明万历年间的御史似乎更加苛刻，他们甚至记下“朝仪”过程中咳嗽和步履不稳等官员的名字，予以参劾）。皇帝老儿往往借此良机，将他所不喜欢的官员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再敢喧哗吵闹。“朝仪”大出刘邦所料，难怪他在“朝仪”后兴奋地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于是立即提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亦一一升官发财（叔孙通成为门徒眼里的“真圣人”）。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儒家的这种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独裁专制遂走进一条万劫不复的死巷。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难找出和叔孙通的设计“近似”但结果却正相反的例子来，找来找去，以为只有托马斯·杰弗逊（他曾代表新生的美国与英国在巴黎签订独立条约）为华盛顿设计的退职仪式相对接近，即二者都有为初期政府做行为设计的“共性”。杰弗逊为华盛顿设计的这个退职仪式很短，前后只有几分钟。步骤如下：
第一步：1783年12月20日中午12点整，华盛顿将军走进大陆会议厅，在议员们的对面就座，那个位置是专为他设立的。
第二步：议长作简短介绍，华盛顿起立，向议员们鞠躬，以示尊敬。而议员们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
第三步：华盛顿发表简短演说，口头辞去他执掌了八年的军职（大陆军总司令）。议长也以简短讲话方式，口头表示接受。
狄马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了议员“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的深刻含意。他认为这恰恰“是整个仪式里最核心的动作，它象征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也就是从那一鞠躬开始，美国的军队便严格地置放在了国家之下……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人就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国家是不能靠武力来管理的。这样，一个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政权建立以后，就将枪杆子悄然退去”〔2〕。其实早在1776年，华盛顿在军队中的声望达到最高峰时，他就有过这样的庄重承诺，在给大陆会议的一封信中说：“承蒙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给我，不胜荣幸之至。我决不认为，由于大陆会议这样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一切公民义务，相反，我要时刻牢记：由于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权利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我们的自由权利牢牢确立，首先丢在一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