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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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
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
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
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
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
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
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
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
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
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
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
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
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
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
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
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一九四二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
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
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
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二百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
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一百人
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
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
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
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
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
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
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
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
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三百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
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
重庆市警案局侦缉大队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一九四一年十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
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
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
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
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
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
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澧，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
度，澧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
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
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
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
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去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
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
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板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
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板便成为他们
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
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
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
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
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
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
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
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
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
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
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
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
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
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
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
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
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
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
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倭，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
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
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酉，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
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
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XX，你怎么又失风了？！”
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
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
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
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
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
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
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
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
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
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
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
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
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
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便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
成立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以李樵逸为队长。李当时是重庆大袍哥石
孝先的兄弟伙。石所组织领导的袍哥帮会“兰社”，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民社党、
青年党的成员，另有些金融界、商人、律师、医生等。李是“兰社”的管事，社会
关系复杂。其他一些队员如张克东等，有的与新闻界有联系，有的与大专学校师生
有往来，有的在文化界有朋友。这些人经我在几天内进行了个别谈话后，大致摸清
了他们的情况，所以决定把这批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再去管
理小偷扒手案件，专心从事于军统所需要的党政方面情报搜集的活动。我很清楚，
搞这项工作，比其他队员油水要少一些，便在生活待遇上稍许提高一些，并向他们
说明做出成绩，可以得到特别奖金或升级，而大队今后分摊奖金等也将特别照顾他
们。
我将侦缉队下面的分队一律升为中队，小组升为小队，这样一来，使得各单位
的负责人皆大欢喜。为了不使工作脱节，原有的队长基本上不变动，所管辖的地区
也不动它。第一中队仍以何玉昆为中队长，负责城区工作。第三队仍以黄俊良为中
队长，负责南岸。第四队仍以江如山为中队长，负责江北地区。第五队仍以李文远
为中队长，负责化龙桥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工作。其中只有第二中队改以临训班
学生陶思清为中队长，负责下城区。因为在这个区里，除了军统局局本部外，戴笠
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在上清寺，还有中共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是当时的重点区，
所以要以最亲信的学生去负责。这个地区不但不能出事，还得进一步去做监视中共
办事处的工作。第五队当时也是重点区，因有军统磁器口丝厂办事处，以及小龙坎
管区的红岩村，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一计划亲自写好，直接送与戴笠批示。他看过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
赞“很好，很好”。他对我请求成立一个专搞党政情报的直属队最为满意。他当时
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长唐毅，要他照我的计划去办。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
他又关照我要先去军统局办一下手续，免得局里不接头。我便索性把他的亲笔信和
我的计划一起送给毛人凤，免得我直接去找唐毅。不出三天，一切都照办了。我又
跟着拟了一套规章制度，并在大队部门口设立一个告密箱，准许老百姓检举队员在
外的不法行为，每天由我亲自去开启。
我自接任以后，便搬到了大队部，因忙于了解工作和人事情况，对进门就看到
的一座可容百人的看守所挤满了的犯人，却没有来得及去过问。有天睡到半夜，突
然听到一阵哭声和打骂声，我连忙起来一看，原来是看守所内的“老犯人”正在打
骂一个很年轻的“小犯人”。这时，看守的队员也赶来向我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小
犯人不听老犯人的安排才被打骂。他劝我去休息，让他来处理这一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临时性的看守所中还有什么“老犯人”，因为按照
当时的法规，一般刑事犯和违警犯都有一定期限要处理，不应当长期拘留在看守所。
我决定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总算弄得有点头绪。原来这
个看守所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高兴把人关多久就关多久。所谓老犯人者，都是些
长期关押的犯人，后来成了看守所的大小牢头。其中一个最老的，竟在里面“住”
了两年多，慢慢形成了他的“地位”，成为看守所的头目。他手下还有三个一年左
右的小头目，帮他欺压新来的犯人，谁敢不听，便立刻实行打骂或不准吃饭睡觉。
犯人人看守所照例是经过检查，把一切财物搜出来，由队部代为“保管”。有些没
有被搜走的东西，这个头目便攫为己有，还不准犯人声张。至于新来犯人家里送来
的吃穿等物，照例先得“孝敬”他一半。因此，他住在这里，比当时一般公务员的
收入还要高。老犯人得到这个美差并不简单，所以也不打算出去，还百般巴结队里
的人员不处理他。他究竟是什么案子被捕，连看守的那个队员也弄不清楚。我叫管
档案的人员查案，也无案可稽。我检查这个“老犯人”的行李时，发现他不但有三
四条很好的被子，还有一个小皮箱，打开一看，连我都吃惊。他箱子里面不但有一
叠叠的现钞，还有美钞、小块黄金和几只手表，七八支金笔，都是从别的犯人那里
刮来的。这个老犯人的“家当”，还只是他“孝敬”过看守队员之后留下的东西，
因为两年多来进出的犯人有几千，他把犯人的财物搜得干干净净，还能代替看守人
员管理犯人。因此，谁也不想把他送走，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乐园，可以为所欲
为地在这个小天地中横行无忌。
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
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
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
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
《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
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
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
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
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
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
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
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
军统局对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