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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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露出一点一滴的情况，都成为我最有价值的好材料。比如他告诉我，卢先生决
心戒鸦片烟，我向台湾报告后，立刻引起台湾方面很大的重视。他们研究卢的这一
行动所反映的问题，认为卢可能准备出国去当寓公，怕在外国吸烟不便；更有可能
是打算投向共产党，因为解放后不能再吸。总之，至少可以说明卢对继续维持云南
这种偏安局面没有信心，也不准备将来去台湾，所以要把烟瘾戒掉。
为了加强情报活动，保防处成立了邮电检查组，以安耀礼为组长，准备对来往
邮电进行检查，对长途和市区电话进行窃听。云南邮政局局长沈松舟对这一工作也
积极帮助，特别在邮局内腾出几间房子，但直到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做这项工作。
对于航空运输的检查控制，则仿照抗战时期的办法，保防处在十月间成立了航空检
查组，由李瑞峰任组长。除检查来往旅客外，特别对飞机票进行严格控制，连航空
公司的职员搭乘飞机都要按照繁杂的手续申请。许多人为了买到一张飞机票，不能
不对航检组特务们进行贿赂，更多的是向保防处一些负责特务讲人情送厚礼。有人
虽按手续购到了票，到飞机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硬从座位上
给拉下来，而让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眷属先走。这种事情几乎天天都有，当
时真弄得天怒人怨。
云南站这时为了加强与其他反动单位的合作，即令平日相互猜忌的中统特务也
都成为好朋友。过去虽同在一个地区内干同样的工作，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很少往
来。这时为了共同商讨应付云南局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副站长胥XX与中统
在云南的几个负责人查宗藩、孙宾礼、隆曙明以及后来内政部调查局（即中统局改
组后的名称）西南方面负责人陈庆斋等，经常保持接触，交换有关情报。此外，军
统云南站和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等也时常往来，为安定云
南局势进行通力合作。
过去特务机关不注意搞宣传，自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第二处也仿照美
国的办法，设立了心理作战科，经常把一些有关心理作战的造谣诬蔑材料寄到云南
站来。这个时期云南站控制、运用的报刊，有在“九九事件”中被查封了的昆明
《现代晚报》，军统特务、代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任该报发行人，
军统特务王心宇任社长，他们除担负心理战宣传的任务外，还以报社为掩护，从事
情报活动。此外，由原来的《云南日报》改组的《平民日报》以及《朝报》、《扫
荡晚报》等报纸的负责人丁中江、王公、丁燕石，都是一向与我有工作关系的，他
们经常刊登保密局的心理战稿件，对中共进行种种诬蔑宣传。这些报纸对台湾发来
的材料，如“扭秧歌的王朝”、“古都见闻”……等，都刊登了出来。
十一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卓宣（叶青）特地从台湾匆匆赶到昆明，
云南站对这位以“反共理论家”自居的叛徒大为欢迎，并全力协助他在昆明进行诬
蔑性的宣传活动，强迫商人市民都要去听他讲演。不过，这位造谣专家虽然尽力为
国民党打气，但背地里和我私谈时，却使我大为泄气。他当时完全失去了信心，并
一再说云南迟早保不住，将来只有困守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进行
反攻收复大陆的可能。我当时听了他这番话很不痛快，除当面劝他千万不能在昆明
再说这类话以外，还一字不遗的把他对我说的这些话向台湾作了报告。
继蒋介石到昆明之后，国民党的副总统、代理总统李宗仁于十一月间也赶到昆
明来活动。这个桂系将领到这时还在打算扩充地盘，也想拉卢汉一下，妄图将桂系
势力伸向云南。在他开始对蒋介石进行“逼宫”之前，特务们早就奉蒋介石的命令
对他开始了严密监视，并一度准备在南京谋杀他。他突然来到昆明，想在这最后一
片土地上与蒋介石进行一次狗抢骨头的斗争，这又成了云南站一项临时性的紧急任
务。
我这时集中全力注意李宗仁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从一些与卢汉接近的人员方面
了解情况，当天汇报台湾。我当时很满意的是，卢表面上敷衍应付李宗仁，李也很
知趣，不敢冒昧地公开向卢商谈桂系军队进入云南的问题。李曾公开表示对蒋介石
的埋怨和不满，说自己是“代而不理”，没法行使代总统职权，主要原因是那位
（指蒋介石）“退而不休”的人还在幕后一手操纵，半点不肯放松。
一向与桂系接近的滇越铁路局长唐宇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一些情况，说李宗仁
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把桂系残余部队从广西进入云南，造成既成事实，不怕云南
地方政府不答应。我为了搜集李宗仁在昆明的活动情况，除派出大批特务跟随他外，
甚至他到石林去游览，要唐宇纵派铁路局的路警保护他的时候，我都叫特务们换上
路警的服装跟在他身边。直到把李送上飞机，才结束这项临时增加的任务。蒋介石
当时虽抽不出军队到云南来，但仍把云南看成是他的地盘，不准桂系插足。李宗仁
一到昆明，我就每天把他的活动搜集起来当晚报出去，而台湾方面仍不断指示我要
密切注意。
自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举进军以后，卢汉的态度也随着有了越来越明显的转变。
这时，蒋介石已将由贵州进到云南边境的八十九军刘伯龙的部队从沾益、曲靖等地
调回贵州，妄图螳臂挡车在贵州山区险要地带阻止解放军前进。蒋介石认为卢汉会
忠于他，所以云南站虽然不断将一切有关情报随时飞报台湾，希望早做处理，但蒋
介石仍听信张群意见，不准备撤换卢汉。直到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卢汉突然宣布经
李宗仁代总统批准，将“九九事件”被捕人员全部无保释放，台湾方面大为震惊，
弄得手忙脚乱起来。可是这时解放军已击溃了国民党逃人贵州的仅有的刘嘉树兵团
和刚组成的何绍周兵团，并越过娄山关、乌江等层层天险直趋四川，一路势如破竹。
眼看西南的中心重庆马上即将解放，再也无法对云南采用武力控制了。
在毛人风尚在昆明时，卢汉即已看出蒋介石叫毛人凤逼他分担血债的罪恶阴谋，
所以他对“九九事件”中被捕人员的处理一再拖延，连一个人也不肯杀。最后毛人
凤不得不迁就他的意见，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人和云南绥署人员进行会审，再作
处理的决定。十月下旬，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科长陆坚如、法官雷某，与云南绥署
军法处长杨振兴、保防处长沈醉四人组织进行的会审工作刚开始，毛人风又加派保
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赶来，想参加这项工作。卢对徐钟奇的到来置之不理。毛人凤
连续急电质问我为什么不让徐参加，我均以未得卢的同意答复他。
卢的这一办法很成功，由于没有让徐参加会审，才使被捕的人，没有一个丧生。
在会审期中，杨振兴接受卢的指示，对毛人风一再坚决不愿释放的人，也分批交保
释放了一些，对一些糊里糊涂被抓去的人则当庭开释。有些工人、学生只唱过进步
歌曲或跳过秧歌舞便被指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在会审中也都陆续释放。对一些平日
思想言行比较进步，以及或多或少有一些所谓证据的人，则暂时仍旧羁押。
当我每天把会审情况向台湾报告时，毛人凤仍以为多少总可以杀几个，一再叫
我坚持这一原则，不管多少，只要有几个人头落地，便算达到了目的。他叫我在数
量上不要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理完毕时一起杀。但
卢仍不同意，要等最后会审完毕再决定。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十一月二十日左右，
会审工作还在进行，卢突然命令全部开释，三百多人一下都放了出来。
毛人凤接到我的报告，立刻派看守过杨虎城将军并参加杀杨的特务队长张鹄为
保密局云南看守所长，要我马上准备房屋，调几名特务，限三天内协助张鸽把这个
看守所成立起来。毛人民指定要把被卢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民革方面几名
负责人和进步参议员杨青田、陈复光、朱健飞、李群杰等几十人，再度逮捕起来送
交张鸽看守，听候命令处理。我当时对这一命令的确不愿意去认真执行，因为怕和
卢汉发生正面冲突，而成为这一冲突中的牺牲者。
我再三考虑，认为卢汉既奉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公开释放这批人，蒋介石当天便
已知道，却没有半点表示，而毛人凤暗中却又叫我去逮捕一些回来，卢知道后必然
会追究，甚至会向蒋介石提出要挟，要求惩办我。在那种情况下，蒋必迁就卢，同
时为了表示对卢的支持，牺牲个把特务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当张鹌拿着毛人风的
电报和亲笔信催促我的时候，我总借口房子找不到来拖延。直到云南和平解放，保
密局云南看守所名义上虽已成立，人员也已派定，但所址却没有找妥，张鹤和几个
看守人员一直住在保防处内，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十月底，保密局命令云南站拟具切实可行的“应变计划”，并决定扩充云南站
组织。另外，国防部命令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由我兼司令，原来的云南站
人员均编人游击司令部，滇越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兼副司令。苏子鹤一再催我把这
一名义公开出来，我认为会影响社会秩序，推说云南不会被解放，不到必要时不能
用这个名义。因为保防处处长不能统一指挥保密局在云南的公开单位，按照过去军
统的习惯，只有秘密单位，即各省的省站才有权统一领导各省的军统附属单位所掌
握运用的公开单位。我当时如果不是云南站长兼保防处长，也不能领导其他在云南
的公开特务组织，而且不能以保防处长名义对这些公开单位行文，所以一贯是用云
南站的化名和站长化名指挥领导所有在云南的公开特务组织。
当时云南站的化名为常念农，站长化名为吴崇雨。这两个化名是我从一九四八
年五月任云南站长以后才改用的。至于云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是用我本名出
面还是仍用吴崇雨的名义，当时尚未正式决定，因此每次召集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
开会，一直还是用吴崇雨名义通知。
从十一月初开始，在昆明各有关单位负责的特务们，为了商谈应变计划和成立
游击司令部问题，往往开会到深夜方才散去。当时商定的“游击计划”是：人员分
成两批，一批由我率领保防处、刑警大队、保警大队、四区公路局和四区运输处的
交通警察大队、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加上在昆特务所控制的帮会流氓，
共约有五六千人，准备随同李弥的第八军一同向滇西撤退，到中缅边境交界处去找
根据地；另一批由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鹊率领警务处特务和铁路交通警察部队，及部
分路局员工沿铁路向中越边境撤退。
在整个“应变计划”中最阴险毒辣而为毛人凤所最赞赏的，是准备在解放军向
昆明进军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真逮捕，一网打尽昆明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
人员的阴谋计划。这一计划连当时保防处云南站一些不重要的骨干分子都不曾让他
们知道，要等执行时才分别下达命令。
我们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撤出昆明退到碧鸡关附近之后，叫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商
人、医生等出面，发起筹备欢迎解放军入城，并临时维持昆明市秩序。当时同意出
面干这一工作的人，有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西南银楼经理孙子顺、老天宝银楼经
理朱文高、吉普贸易行经理张云雷，以及医生王子翰、甘烈明、秦作民等十多人。
他们都是不准备走的，我们的阴谋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出面欢迎既已得到我的
谅解，又可表示自己进步，无论哪一方面来，对他们都有好处，岂知我却准备好一
批特务等在昆明，单等筹备会成立时，真正进步的人士以为真的是“天亮了”，而
走出来参加活动。当时估计，中共地下人员、云南工委届时也可能有少数出面活动
的。只要不是事前约好的人来参加这个组织进行活动，便可肯定是进步人士无疑。
这时特务们便可多方留意他们的行动，弄清他们的住址。当他们最后一次集会时，
埋伏在城郊的特务便在昆明再来一次有计划的大逮捕，连夜把捕到的人解往碧鸡关，
或就在昆明杀害、而后逃走。
在这项行动计划里，我们准备对昆明的一些公用建设纵火焚烧，这是因为我们
没有足够的炸药，不能进行彻底的破坏。记得我在十二月初去见卢汉时，还向他表
示，军统撤退前对昆明不打算像对其他大城市一样来一次大破坏，卢很同意。他认
为破坏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人民对国民党更不满。当时云南站力量相
当薄弱，甚至蒋介石下令要在昆明扣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没有办到，而让谷带
着大批美钞、港币安然飞往香港。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蒋介石为什么要扣留谷正伦，和国民党内部在贵州临解放
时的一场争权夺利、火并仇杀的丑剧。贵阳解放后，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
席谷正伦逃到晴隆县。谁都知道谷正伦当过多年宪兵司令，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
到这时，他只剩下一点残余的保安团队充当他的警卫。而另一个康泽特务系统中有
名的刽子手刘伯龙，正在贵州任八十九军军长，他手下还有一批残兵败将。这两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向就处得很不好，彼此都想找机会把对方杀掉。
当谷正伦逃到晴隆后，刘伯龙便趁机逼宫，要谷把贵州绥署主任一职让给他。
谷对这个后辈早就觉得很不顺眼，看到他盛气凌人，便宁愿放弃绥靖主任丢掉贵州，
也要杀掉这个人，来发泄一下心头怨气。谷正伦和他的副主任韩文焕商妥，表面上
答应让出这一职务交刘伯龙代理，约他前去接收。
当时刘伯龙身边的许多谋士都不赞成刘亲自前去，因为地名“晴隆”与“擒龙”
字音谐同，怕出事。而刘伯龙早想当绥靖主任，迫不及待，便带着两连警卫，分乘
几辆卡车赶到晴隆。当他去见谷的时候，两连警卫即被预先布置好的一个团解除武
装。当刘兴高采烈地拿着谷委托他代理的手令出来时，就在县政府大堂被韩文焕指
挥卫士们用手提机枪向之扫射，身中十余弹毙命。
谷正伦杀刘之后仍不甘心，还叫卫士们把刘的尸体抛到后面山沟内不准埋葬，
并准备搜捕他的家属。事情发生后，保密局派在八十九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立若，
立即把经过情形电告云南站转报台湾。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便叫毛人民下令云南
站，等谷逃到昆明时，务必将谷扣留解往台湾。这时国民党的宪兵先后撤退到昆明
的有六个团，谷也料到蒋介石会要追究他，便先找几个宪兵团长去见他。这些人都
是他过去的旧部，都愿保护他的安全。我在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办法去扣留他，
连一向控制在手中的飞机票也不能不给他几张。当宪兵大批出动保护着他上飞机时，
我也只好跟着一道去送行，眼巴巴看着他逃往香港。
当时云南站连枪弹都很缺乏，硬不起来。毛人风答应由重庆拨发的美式武器装
备，也因空运紧张，迟迟没有运到。最后我不得不叫五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