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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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当时也在场，听了后感到很为惊异。只有毛人凤表示了一下，认为搞特务工
作的应当以不兼或少兼公职为最妥，其他的人都没有作声，因为大都希望多兼些公
职。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的时候，毛人民经常和我在闲谈
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
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完全能了解。有时许多外勤负责的大特务
们在谈到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
民总是问得很详细。我开始以为毛人民准备给戴笠写什么传记一类东西来纪念戴笠，
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
往上爬作借鉴。
毛人凤能够自己提笔写东西，许多重要报告，总是仿照戴笠亲笔书写送给蒋介
石。他有一个保密的习惯，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
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
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有天下午，我因有一件急于要他批示的公文，上午送给他以后，一直没有看到
他批下来便去找他。当我走进他办公室时，恰好他刚离开，我见桌上有一个卷宗摆
着，便不等他进来先去翻一下，看他批了没有。当我翻开卷宗一看，真使我大吃一
惊，原来是他用上等宣纸笺，恭恭敬敬地在向蒋介石写报告。由于他的字一向写得
很大，我为好奇心驱使，便匆匆地看了一页，实在出我意外，他竟在对戴笠过去的
作法加以攻击。原文我已记不清楚，但还记得他的措词很婉转，只是说明今后军统
的工作应当“专业化”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
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作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我
不便再看下去，虽然我一向对他比对戴笠随便得多，但如果他发现我在偷看他的这
些东西，也会和我翻脸的。不过我以后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不同
的看法。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
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
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
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挑派首都警察厅厅
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
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
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风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
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我自从看到毛人风那几句话以后，便一直注意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当时是
一百个不满意他那种作法，认为他太对不起死去了的戴笠，有点忘恩负义，为了自
己升官便不择手段。大约过了一星期，有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
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我也在座。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
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
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
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
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人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
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循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我当时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那个报告中
还有我没有看到的问题，也通过他那次谈话露了出来。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
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
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
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风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
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
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
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
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
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
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
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雳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
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那
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风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
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
一命令。毛人凤曾几次动员我首先作出榜样，把在长沙经营的生意停下来，并准我
一个月的假回去料理。我到了长沙，不但没有照他的做，而且还与湖南站长黄康永、
长沙警察局长李肖白等集资做了更多的生意。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都如此。他知道
了也只要求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让人向蒋介石那里去检举，也就不再过问了。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
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
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元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
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
他们也会毫不掩饰的坦自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
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对权贵的拉拢和运用
毛人民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
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
少。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的关系不深，在反动
政权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死后，他更想趁
机打击。毛人风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那么强，也特别
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期间，毛人风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
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要理不理的看
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
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
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
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
外，更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
公开的责骂，但以后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和毛竟然往还得很亲密，这中间有
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
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
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
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
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
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
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
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民照例
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
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
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
做一下，马上叫毛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的发展，大家都慢慢
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
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
动计划。戴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
使戴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
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
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
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
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叫他的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
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
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当天下午军统司法科科长毛惕
园（又叫毛第元），向我要汽车到中美所，我正有事要下乡，便和我同车前往。一
路上他向我谈了有关案情，我也很希望能把这个组织的阴谋弄清楚，把指使的陈诚
弄下台，好为军统显示一点力量。可是隔了几天毛惕园再向我要车时，我问他进行
得怎样，他摇了摇头说：戴亲自问过两次一直没有结果，现在交给他去办，还能有
什么办法。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
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得到陈诚的指示，
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
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风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
度去巴结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
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
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
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风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向陈
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这种卑躬屈膝去求人，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
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
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
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在上海时，毛人凤
还对我说过，要不是他设法把与陈诚的关系改变过来，保密局那么多的人和物资迁
去台湾真不知要遭到多少困难呢。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
钦，除了把美帝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还多方面找机
会去拉何的关系。我于一九四八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我要多与何的侄儿
（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
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我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
情况，即写信向毛报告。他回信给我叫我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
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
可是也同样支持何。我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
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首府秘书长，什么人当
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也要我联合他一同暗中倒
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还劝我应多与
卢联系，不要参加到何卢两人的斗争中去。我据实告诉了毛以后，当云南警务处扩
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同意了
这一意见，而发表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
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风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过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
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
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风去询问这一情况。毛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
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把处理情况
向何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
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
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
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
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信任的
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
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
俞对毛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会巴结，又是浙江同
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
向把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