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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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特务机关命令到重庆进行活动时，被戴笠发觉，将他扣押起来。这时李的老婆刘
青芳便到处活动，想见见戴笠，没有见到，却先见到了毛人凤。毛看刘青芳非常风
骚，便起不良之心。当她请求见见李广和的时候，毛在征得戴的同意后，便亲自陪
同她去见李。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毛便达到目的。戴笠死后，不但李被释放出来，
不久还由毛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刘青芳还想利用她和毛的关系竞选
国大代表，毛也答应支持她。她便仆仆风尘，经常来往于天津南京之间，和毛的关
系越来越不避讳。还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的老婆XXX，因常常有事请求毛人
凤帮忙，不久也落人毛的圈套。毛也答应帮助她竞选国大代表。这只是两个例子，
类似的事就不多谈了。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军统这个集罪恶之大成的特务组织，不过两三年便被
全国人民赶出了大陆。他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却和戴笠一样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
员和中国人民的鲜血。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便已于一九五六年死去。人民对
这样一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是会永远痛恨的。我过去和毛人凤的关系虽然不错，
但对他的情况了解还不够全面。为了把这样一个恶魔的罪行全部揭露出来，我这里
只是一个开端，尚有待了解情况的同志们更全面地写出来。
军统内幕
唐纵其人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郧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
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风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全国解放，蒋帮逃往台湾后，毛人风、郑介民相继死去，过去军统时期的大头子只
有唐一人尚在继续为蒋介石主持特务活动。
我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在上海工作，即与唐有往来。抗战期间在重庆，我们
相处五六年。抗战胜利后，唐主持警察总署工作，我当时也很想转入警察部门，又
加上是湖南人，与唐接近更多。这里，只是将我与唐相识十多年来所了解的一些有
关他的情况记述于下。
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
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
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
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优
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我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
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
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
常常告诉我，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每遇到有特
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戴死后，毛人风也同样经
常向他去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
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
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
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在
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的这些情况，一九四三年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戴笠谈过。那次是戴
在中美所举行招待会，请唐参加。唐到了中美所后，当时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
因为太忙没有很好的招待他，他很不高兴便走了。等到宴会开始时，戴笠看到为唐
安排的一个主人座位上空着没有人，才知道他走了。当晚宴会完毕，戴找潘其武和
我去埋怨了一顿，说他没有注意这件事，大家也不注意，使唐不愉快地走了。接着，
戴便提到唐和蒋的关系，要我们以后要注意。
唐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先是自己做
情报，以后看情报。一九三二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
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帮助戴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
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
起来。
唐任书记时，我在上海区工作，经常因公去南京找他批发旅差费和特别费。当
时他很小心，对规定以外的钱都不大肯作主。比如，由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如系
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按照规定可乘头等卧车；如送特务去则只能坐二等，回时一
律发给二等车费。有次我送上海区组长徐昭骏去，我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车。我
找他报销时，他就问我是不是得到戴的许可。后来，还是给戴管钱的出纳张衰甫说
特殊情况可通融，他才批了“照发”。从这件小事便可说明他的小心谨慎了。
唐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先通知我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
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
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集团中
的成员）谈话时，总叫我配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
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
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
会，问唐怎么办。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作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赵世瑞
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
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
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
两人，一面向蒋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
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
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非常满意。此后，戴经常说唐能识大
体，叫我们都要学他这种精神。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澧梯奉
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被任为副武官，随澧去德。当时蒋派澧梯、唐纵去的目的，
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办法。唐出国前经过上海时，
我和几个同事请他吃饭。他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
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
法，要逐步报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
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他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
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去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
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
法西斯特务那一套办法。唐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意有些什么，我并不清楚，只是去
南京时偶然听到特务处的书记长张师告诉过我一点点。张在上海区担任过书记，他
的爱人陈菊英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于这两种关系，我每去南京便去张家，闲谈中
了解到一点情况。后来戴笠推荐吴酒宪担任京沪沪杭雨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
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人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
德国法西斯特务的作法。我也亲自听到戴笠对我这样说过：“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
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你们应当很好尊重他。”
唐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
还是一样，不过官街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
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
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
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特务都说戴笠是“三顾
茅庐”，礼贤下士。后来我才知道，戴笠最初在特务处搞的那一套，曾参照苏联政
治保卫局的办法，但他感到还不能满意。自唐学习回国以后，主张采用德国的那一
套，所以戴笠想按照唐学得的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把苏联与德国两个完全不
同制度国家的东西合并起来，硬是拉唐到特务处工作。唐看到无法推辞，加上蒋介
石也要他去，他只好重回特务处。
一九三六年春夏间，我去上海江湾国搜捕正在开会的共产党时挨了一枪，在上
海广慈医院拔出弹头后去杭州休养。那时，唐正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讲演。我头
天去见戴笠时，戴便告诉我，要我次日也去听听唐的讲演。我去到警校，看到戴笠
和不少教职员都去旁听。那天唐讲了一个上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话，我很久都
没有忘记。他仔细介绍了许多德国特务如何效忠他们元首希特勒的情况，这是过去
许多留苏学生没有讲过的。当时在场的特务们对唐的讲话都感到很大兴趣，特别是
戴笠不住地点头。在唐说完一段话的时候，戴便上台作补充讲话，要求在场的人务
必学习这种“忠于领袖”的精神。
唐以后在许多集会讲演时，我又多次听到他谈过这一类的情况。他说，德国特
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
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细检查准备
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
务，而希特勒却安然无恙。
在唐的讲演中，他还介绍了德国特务网罗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助手，
从四面八方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当时使听众最感兴趣的另一些
事，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的问题，如秘密照相机，检
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
迹学、指纹学，等等。当时一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珍闻”，
莫不被其吸引，如获至宝。以后戴笠不断想法弄到这些东西，抗战前只买到几部秘
密照相机，一架紫光灯；直到抗战期间，才由中美合作所的美帝供给了一些这类设
备，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
唐每次讲完话以后，听众还问他许多有关德国特务的情况，他都很高兴地…一
回答。以后军统学习德国的那一套法西斯特务作法，唐是尽了很大力量的。
抗日战争期间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
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
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推荐唐
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后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
快就得到蒋的批准，将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再度去到蒋的左右，
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逃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
独裁统治，将待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四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
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六个组，唐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
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推荐
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生怕这个单位为CC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要求，由
他兼任这个职务，以唐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决定提升唐为组长，戴听了高兴
异常。一次，戴在军统局的局务会议上公开提出，唐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
头上司”（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故意
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要大家都尊重唐。
唐自一九三八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一九三九年调升组
长。戴为了要拉拢唐，便规定要对唐在生活上予以补助。一九四一年冬我调军统局
总务处长时，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
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
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
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
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
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直到一九四三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
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多抽出时间与美帝去合作，才手令派唐兼任军统局的帮
办。从那时起，唐才自己开口向我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要我派一辆
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
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
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风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
军统局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
特务单位。其实唐并没有按照戴的意思去做，而另有他的打算。有一次，戴为了宪
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生怕自己的
报告去迟了，蒋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戴叫我去找唐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
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我当晚去找唐，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他听到
我说明来意之后，马上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
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我一听他这样的口气，便起身要走。他
又把我留住，叮嘱我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
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
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