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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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
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
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
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他们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
少次的争夺。一九四六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
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
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人
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
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
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
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
手中。
　　　　毛人风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
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
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
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
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风为会长，另外
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
握。
　　　　一九四七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
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
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
夫、徐凤等以总会于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
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
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
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
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
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
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风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
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
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
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时到他家中去
看他，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我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
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我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
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
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我们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
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
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
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
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
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
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
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
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
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
民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
阵，最后又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他和毛人风商谈的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
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
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
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
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径
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今，叫人事处立即
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
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
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XX是傅径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
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
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
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
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
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
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
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
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一九四四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
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
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风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
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
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
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
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风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
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
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
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
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
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在长沙随
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
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
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
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
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民再三叮嘱汤尧，攻
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
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
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
他随澧梯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
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
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
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
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
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
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真假保密局的丑把戏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
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
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
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风向
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
建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
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
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
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
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九十二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
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
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
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
便没有别的事可做。
　　　　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风挤掉而
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
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风，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
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
风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
一条心，坞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趁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
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风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
蒋介石没有同意。
　　　　毛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
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
到不容易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
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
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十一月份，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
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
毛人民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
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风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
　　　　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
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军统内幕　　　　　　　　
　　　　　　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
的，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
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
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
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梧的北方人一样，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
他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
　　　　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
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
的真心实意。我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长期和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
得很有限，所以要求全面深入记述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
　　　　郑介民于一八九七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
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
名是杰夫。
　　　　一九三零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
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他。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
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
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
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
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
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
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
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
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
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
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