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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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
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
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
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
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
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
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下面略举数例，以概其余。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
国人民所厌恶，连反动派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
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
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
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
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
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
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
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
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
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
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
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
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
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
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
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
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一九四七年各地竞选
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
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
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
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
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新、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
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伅、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
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
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
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XX，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反动派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
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指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
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
的事，以后再说吧。”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四名
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
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
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
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却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
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
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
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对本
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四十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
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
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风苞、
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三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
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
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
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
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
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
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
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
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
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
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
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
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
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
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一九四六年五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
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
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
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
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
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人，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
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
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
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这只船上
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
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
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
沦。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
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
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
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植盖打开，看到
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
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
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
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
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五千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
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
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
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一千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
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
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
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
五十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五十三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
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
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
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
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
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六千五
百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五百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
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一九四七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
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
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
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
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
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
清。一九四七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
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
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
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
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
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
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
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
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
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一九六零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
（一九八四年六月改写）
军统内幕
后记
这书行将付印，借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
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
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
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
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
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
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
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
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惟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
及到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悔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
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
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
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
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
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
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
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
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
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
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
竟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
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
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