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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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恶魔借他（约翰）的舌头说话”，“我们需要什么，头头们更清楚些，不应该怀疑他们”，而另一部分人“受到了震动，认为约翰说的都是实话”。这是一种觉醒。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是个人试图反抗整个社会和教会。虽然这种反抗失败了，但主人公并没有失望，并且期待着黎明。

　　纪伯伦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是《叛逆的灵魂》，于1908年出版。顾名思义就可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胆地宣扬叛逆和反抗仍是小说集的主线，也是这部书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纪伯伦被土耳其当局吊销了“国籍”，被教会开除了教籍。

　　该书共有四篇各具特色的作品。《瓦丽黛·哈妮》，歌颂了一个敢于藐视传统和法律，敢于同没有爱情的婚姻决裂的阿拉伯女性。主人公瓦丽黛和玛尔塔不同，玛尔塔是时代的牺牲品，是弱者；瓦丽黛则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是强者。玛尔塔的形象意义在于对社会提出控诉，瓦丽黛的形象意义则在于反抗社会。像瓦丽黛女士这样的文学典型，在阿拉伯近代文学作品中是并不多见的。她大胆地冲破人们早已习惯、服从并维护的腐朽传统，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并认为只有这样的结合，在上帝眼中才是神圣的。这在当时是与人们，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世俗观念完全相悖的，难怪会在阿拉伯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纪伯伦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他借瓦丽黛·哈妮之口说：“人家会说，瓦丽黛·哈妮是一个忠实的忘恩负义的女子，她水性杨花，……是一个淫荡的女子，她那污浊的手拆毁了宗教编织的神圣的婚姻花冠，却带上了一个用地狱的荆棘盘成的肮脏的草圈。……因为他们祖先的幽灵依然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犹如空谷里的洞穴，只能为别人的声音发出回响，却不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懂上帝对万物的律法，……只是用鼠目寸光的眼睛看事物的表象。……他们无知地加以判决，盲目地予以定罪。……这样来进行判决和定罪的人是多么该死啊！”

　　纪伯伦指出，人类的传统习俗是人类“为自己身心制定的一个残酷的法律，为自己的爱好感情筑起的一个狭隘、可怕的牢狱，为自己的心灵、理智挖掘的一个深深的、幽暗的墓穴！”而一旦有人要起来“摆脱这些清规戒律，他们便会说：这是个罪恶的叛逆者，必须予以放逐；这是个下贱的堕落者，罪该万死……”纪伯伦点明：“这个社会机构，对敢于起来反叛它教规习惯的人要进行迫害的，却不会去询问他们之所以要反叛的原因。”

　　瓦丽黛·哈妮这个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是一个清醒的反叛者，抗争者。她不是盲目的行动，不是为了追求肉欲或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在理性基础上对幸福、对爱情的追求。如果说玛尔塔还是自卑的，而瓦丽黛则是充满自豪与自信的。正如她所说的：“她的感情挣脱了腐朽的人间教规的桎梏，以便按照崇高的爱情法则来生活。”而她的爱情是永恒的。

　　纪伯伦将世俗婚姻比作“一个用女子的血泪书写的痛苦悲剧。”而瓦丽黛与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从出现女子可欺、男子强暴的现象”就开始了的，并且“这场斗争是不会结束的。”因为“这也是一场腐朽的教义和心灵崇高的感情之间的激烈斗争。”毕竟瓦丽黛“站起来了，摆脱了女子的懦弱，挣开了逆来顺受的束缚，展开双翅，飞上了爱情和自由的高空。”

　　瓦丽黛的谈话既像一位被告站在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又像声讨社会传统恶习的战斗檄文，矛头直指“黑暗的世代所树立的偶像”——教规教律。她揭露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质是“以肉体交换食物”，从而揭示了反抗这种婚姻的必然性。

　　《叛逆的灵魂》中的第三篇小说是《新婚的床》。它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纪伯伦称这是一个发生在黎巴嫩北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女主人公莱伊拉容貌出众，性格倔强。她真诚而热烈地爱着青年萨里姆，但受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作出了不理智的决定——答应嫁给一个她根本不爱的有钱人。在豪华的婚礼进行时，她约萨里姆在花园相会，表达了自己的愧悔，并提出与青年立即私奔。萨里姆受传统偏见的束缚，不敢作出果断决定，于是佯称爱上了别人。姑娘在情急盛怒之下，用随身带的匕首刺向爱人的胸膛，青年临死前才说出自己深藏心里的爱。莱伊拉召唤宾客来看“真正的婚礼”，她高声宣布，这倒在血泊中的青年才是她的“新郎”。她控诉道：“我们曾经到处寻找，但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找不到适合我俩憩息的床榻。这个世界已被你们的愚昧无知搅和得一团漆黑，被你们的污浊气息搞得臭气熏天。我们宁愿到天上去。”在长长的控诉和斥责之后，姑娘也用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纪伯伦极力渲染这个悲惨而壮烈的场面，为的是与神甫的冷酷与残暴作出强烈的对比。新娘以死来抗挣，使参加婚礼的人们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们“惶恐不安”，“好象这死的庄严已攫去了他们的生气和活力”。这时，神甫站出来，痛斥这“叛逆”的行为，“诅咒向这两具沾满了罪恶和羞耻的躯体伸出的手！诅咒为这两个灵魂被恶魔送到地狱的毁灭者落泪的眼！”毫无怜悯之心的神甫面对这殉情者，竟吐出这样恶毒的话：“让野狗撕碎他们的尸体！让狂风吹散他们的骨架！”他威胁人们，命令他们散去，否则将使他们成为“被弃绝，被鄙视的人”！，“不能走进虔诚信徒做礼拜的教堂，也不能参加基督教徒举行的祈祷”。懦弱而没有主见的人们很快地服从，并又恢复原来的心安理得，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似乎是为了给读者或是给自己以安慰，纪伯伦在故事的结尾安排了姑娘的一位女友，不怕冷酷无情的神父的威胁恐吓，决心守护着这对“爱的烈士”，直到黎明来临。

　　一对爱侣以这种方式双双殉情，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取，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挑战——向法律、教权、传统发出的挑战。这是一篇以情节奇险，结局壮烈为特色的小说。

　　《墓地的呼声》描写了被法官老爷判处死刑的三个无辜者——一个是保护未婚妻贞操不被侵犯的青年，一个是留恋着自己被剥夺了的爱情的少女，一个是为自己正在挨饿的五个孩子寻找食物的父亲。

　　纪伯伦在小说中采取了倒叙的手法。先描写的是法官审讯的过程，这审讯在人们对法官公正判决的交口称赞中结束。紧接着描绘了“我”在城外荒野刑场上看到三个人的尸体，并听到真正当事人的申诉。在这篇作品中，纪伯伦揭露了贪官酷吏的为所欲为。收税官倚仗所谓的“法律”，任意抬高税额，以达到霸占民女的目的。姑娘的未婚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军官，招来大祸。纪伯伦再次抨击婚姻制度。描写被迫嫁给自己所厌恶的人的那位姑娘，被爱心驱赶偷偷与前来探望她的爱人默默相会，彼此洁身自爱，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但不巧被凶狠的丈夫碰到，不由分说将女子交到粗暴的士兵手中。在此，纪伯伦还提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借青年的嘴说出：“是非不分的教规与腐朽的戒律只是惩处失足的女子，对男人是不予治罪的……”。纪伯伦对宗教教士的虚伪与残酷再次给以无情的暴露与批判。一位善良的农夫为修道院辛苦了一辈子，饱受欺凌，到了年老力衰，便被修道院一脚踢出。为了能使五个孩子吃上一口饭，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修道院去偷取一些粮食，不幸被修士发现，押进了临狱，而那些粮食正是他辛勤耕耘出的。

　　纪伯伦通过对审讯过程的描绘，进一步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野蛮残忍。法官老爷是惨无人道的政权和虚伪的法律的象征。他既不审讯“犯人”，也不查询证人，只追究他所见到的“杀人”、“通奸”、“盗窃”的所谓“事实”，却不考虑隐藏在这些现象之后的原因，便随心所俗地剥夺了这些善良者生存的权利，和爱的权利。三个无辜者都被判了死刑：偷食物者被吊死，自卫者被砍头，会情人的女子被乱石击毙。

　　纪伯伦怀着极大的义愤指出，教规是“以更大的罪恶去惩治罪恶”，“公道”是“用更大的罪行去制服罪行”，而“律法”是“用更大的腐化去消灭腐化”。在纪伯伦的心中，充满了对被害者的怜悯与同情，对借法施暴者的愤怒与仇恨。

　　《叛教徒哈利勒》，分为八段，也可视为中篇小说。纪伯伦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在这一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主人公哈利勒原是一位正直的青年修道士。他是一个孤儿，从小给修道院放牛干活，有机会看到修士们怎样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榨干了穷苦人的最后一滴血。残酷的现实促使他觉醒了，他起来揭露与反抗。他在强暴面前毫不畏惧。别人的嘲笑，院长的酷刑、族长的屠刀，都未能使他放弃反抗。在他的启发与号召下，被压迫、被欺骗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他们不再服从族长的命令，而跟着一个“叛教徒”造反了。故事的结尾是浪漫主义的：农民胜利了，耕者有其田，过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

　　这篇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叛逆者”哈利勒对自由的呼唤：“从尼罗河的源头到幼发拉底的入海口，从阿拉伯半岛的边陲到黎马嫩的山麓，从海湾的沿岸到撒哈拉的深处，人们眼里充满内心发出的痛苦，仰望着你，——自由啊，顾视一下我们吧！自由啊，请听我们诉说！……”这令人回肠荡气的话语，正是从苦难深重的阿拉伯民族，也是整个东方民族心田发出来的。

　　纪伯伦不仅看到了社会上种种不义与弊端，而且透过地方官吏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行为，看到了反动政权的本质。当农民提出到埃米尔和教长那里去告族长与神甫时，纪伯伦让哈利勒说出：“不要到埃米尔那里去。在谢赫问题上，他是不会对你们主持公道的，因为猛禽是不会彼此撕咬的。也不要到神甫的头子那里去控告神甫，因为当头的知道，一个家室自我分裂，就会毁掉。”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政权与教权有着残酷剥削人民的相同本质，它们的代理人才敢如此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政权与教权紧密勾结在一起，通过层层机构，共同压迫劳动人民。

　　纪伯伦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控诉，暴露为主，如《玛尔塔·巴妮娅》，《墓地的呼声》，另一部分以叛逆、反抗为主，如《疯癫的约翰》、　《瓦丽黛·哈妮》、《新婚的床》和《叛教徒哈利勒》。显然，在《叛逆的灵魂》小说集中，可以看出纪伯伦的思想更加激进。他希望能将现实中的一切黑暗横扫，粉碎所有恶势力。纪伯伦对社会上的罪恶看得很透彻，他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能敏锐地捕捉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但由于时代与思想的局限，他不能为人民指出一条通向自由的正确道路。纪伯伦小说中的“叛逆者”，大多是以一人对抗整个社会的个人英雄。而斗争的手法也多是言词上的痛斥、批判和揭露，他们是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化身。纪伯伦无法找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停留在大量的口头揭露与批判，而缺少真正的出路。他的叛逆思想是彻底的，但在行动上往往不了了之，有时只能以提问的方式收笔。唯一以斗争取得胜利为结尾的小说《叛教徒哈利勒》，那胜利原是一幅理想主义的图画，作者让主人公和他的农民朋友们生活在乌托邦式的社会中。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纪伯伦是对人类的前途是抱有希望的。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黑暗势力都是强大的，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从没有被吓倒，从没有失望。

　　这些主人公大都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不仅仅是具体的、特定的人，更是社会的缩影，是不守封建道德规范敢于向传统和习俗挑战的叛逆者。他塑造的不是孔武有力的“英雄性格”；而多是温文柔弱的“智者哲人”型的青年。这与后来受尼采影响之后写出的文章不尽相同。

　　纪伯伦的小说不以曲折丰富的情节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大段对话、独白为主。浓烈的感情倾泻，直抒胸臆，是纪伯伦小说的一大特色。这可以看作是阿拉伯演说体的传统的延续。在主人公的对话中充满哲理性的论辩，使用的是论战性的语言。但始终与优美的格调相结合，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充满激动人心的力量，像是一曲优美的咏叹调，使作品大为生色。纪伯伦注重描写人物内心的感受，去显豁而就幽深。他重视象征和意境，讲究词藻和语言的韵律，由此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

　　纪伯伦的小说一般都有“我”出现，或作为一个目击者，或作为一个当事人穿插其间，这更使小说显得真实可信。

　　纪伯伦出版这两本小说集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利益，相反，他自己耗费了一些钱去出版它们，但他的作品已开始引人注目，尤其在阿拉伯世界，反响是很大的。纪伯伦的小说反映的是阿拉伯社会现实问题，但风格上多带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小说对阿拉伯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巴黎学艺

　　整个　1908年上半年，纪伯伦都处在一种激动与亢兴之中。他计划着，设想着，将如何在那个伟大的艺术之都度过有意义的时光。他给远在叙利亚的好友写信，相约在巴黎相会：“让我们在巴黎欢聚！在巴黎，我们将尽情享受那出自众多艺术家之手的崇高之美；我们将参观先贤祠，在维克多·雨果、卢梭、夏多布里昂和勒南的墓前伫立片刻；我们将在卢浮宫的各个殿厅中徐步而行，观赏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巴尔基诺的绘画；晚上，我们将到歌剧院，聆听贝多芬、瓦格纳威尔第、罗西尼受到神启般的音乐和歌曲……”

　　纪伯伦踌躇满志，他向朋友透露：“从前，我仅满足于在有限舞台上扮演小小的角色；今天，我认识到这是一种疏懒的观念。我曾经透过泪与笑看待生活；今天，我将透过魔魅般的金色的火光看待它……这金色火光给我的灵魂注入了力量，在我心中唤起了勇气，它激发我全身的活力。我曾像被囚禁在笼中的一只小鸟，安于命运之手为它添加的食料；今天，我变成了一只容光灿灿的飞鸟，在它面前是金色的田野，绿色的草原。它将在辽阔的天空自由翱翊，它将用双翅搏击太空，为它的灵魂和想象摄取力量。”

　　纪伯伦无比振奋，他对明天充满信心，一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冲动在胸中激荡。他对朋友毫不掩饰自己的心志和抱负，他说：“我感到纪伯伦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在生活的页面上用大字书写自己的名字。这一感觉日夜伴随着我。它使我看到未来充满了光明、欢快和荣耀。我从15岁起，就不断地梦想，梦想，梦想着实现精神的意义和特性。如今，梦想已逐渐成为现实。我的巴黎之行是我从地面升到天空的第一级阶梯。”

　　在纪伯伦看来，他即将迈出自己人生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对他的未来有定向意义，用他的话说，“它将成为联结纪伯伦满含辛酸的过去和将取得成功的未来的链条中金色的一环。”根据行前的计划，他在巴黎学习一年之后，还要去意大利住上一年。“我要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