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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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伯伦称玛丽为“我的主人！”在给玛丽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全部生活中，我知道只有一个女人给了我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给了我成为　‘我’的机会！这个女人就是你！”他热烈地赞颂玛丽：“你是我的世界的美丽与纯真。”“我心灵的母亲……你是水，是火，是风，是露。你是我灵魂的一部分。”甚至说：“人们都有一个偶象，我有两个——上帝和你。”

　　玛丽对纪伯伦的爱更深沉。她对他的信仰是忠贞不变的。她称纪伯伦为“我的自由”，“风刮不倒的大树”，“我最爱的人”。他们达到了相互了解，正如纪伯伦所说的“我们的爱是永恒的爱，因为我心中蕴藏着她心中所蕴藏的，我感到的正是她感到的。”他们“目标相同，方向一致。”是“两颗互相拥抱的灵魂”，“一个彼此缔约的信念”。

　　纪伯伦此时也不愿结婚了，在审视了世界上许多不幸的婚姻之后，他似乎形成了某种对婚姻的成见，他认为一个没结婚的女子生机勃勃，完美鲜艳，一旦结婚，就会使她身上生命的火焰熄灭，凋蔽。“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形骸”！在他后来的作品《掘墓人》中曾有这样的话：“婚姻不过是人在延续力面前表现了奴性而已。”也许这就是纪伯伦在他一生中一直保持独身的缘故吧！

　　1911年4月，纪伯伦迁居纽约，因为他感到在波士顿没有太大进步而纽约是美国文学家艺术家荟萃的地方，对于纪伯伦来说具有更大的发展余地。纪伯伦觉得纽约是一个“巨大的很有力度的城市”，在这里“各种因素都在动，正像上帝的想象力在动。”当然，纪伯伦的离开也有求婚受阻的原因。

　　纪伯伦首先搬到瓦渥雷区164号，很快与布鲁克林与曼哈顿的阿拉伯朋友们打成一片，并再次遇到好友、侨民文学家雷哈尼。5月，玛丽来到纽约与纪伯伦见面。

　　5月16日，纪伯伦在雷哈尼住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了一间小屋，那是一个“洞穴一样”的房间，使他感到狭窄、窘迫。但他可以在雷哈尼的大房间里作画，情况有所好转。9月22日，他又搬到纽约西10街28号。这是一间很平常的屋子，他将它改装成一个画室。它有一个阳台，透入阳光和空气。他说这间小屋也挺美，比起他在巴黎住的那个房间来并不逊色。房租是20美元。他很知足。他向另一位女友描绘他的起居室的艺术收藏：“在办公室的一角，有一小批传世的珍品，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如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绘画，腓尼基的玻璃器具，波斯的瓷器、古书，意大利和法国绘画，以及沉默而会说话的乐器。”他称自己的居室兼画室为“禅房”或“茅庵”。

　　阿拉伯作家努力埃曼也曾描绘过纪伯伦的“禅房”：这间房子在一座旧建筑的最高一层——三层上。这是间长约八米，宽约五米的小房间。“在东侧的墙上，有一个占半面墙的欧洲式壁炉。在炉膛里又有一只铁火炉。……壁炉左面有一张普通的低矮的小床，……小床上有羊毛毯和形状不同颜色驳杂的几个枕头。……床边是个小柜，上面堆放着书和纸张。壁炉右边有个画架，画架后面是书架，上面也堆放着书和纸。在我座位的右边有一张圆书桌，上面同样堆着书、纸张、笔记本、墨水瓶和笔。……在北墙的中间有突出的书架，上面放着二百本左右的各种书。……在西面墙上挂着一大块旧时代的织绵，显示出被针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屋子里只有一个旧沙发，两把旧椅子，一个绘画用的木头长椅。北墙与南墙的玻璃窗上与天花板的大玻璃窗上都垂挂着黑色窗帘。这“禅房”如此简朴，它“表明了主人的贫穷、他的努力、他的节俭和苦行”。

　　尽管努埃曼感到这个屋子十分简陋，但对于纪伯伦，这间屋子却是“广阔的森林”——在这里“生命与生命彼此呼唤着”；是“浩瀚的沙漠”——在这里他看不到别的，只看到“沙子的海洋与以太的海洋”。难怪纪伯伦说这个“禅房”是“我的神殿，我的朋友，我的博物馆，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

　　纪伯伦在纽约的这个居所里度过了他在后半生——整整二十年。除了有时去波士顿看望妹妹玛尔雅和玛丽，或去外地疗养外，他再没去过别的地方。

　　然而，他并不是个自囚者，他的灵魂在这间屋子里自由飞翔。他说他的房子是“无顶的”，他的工作室连接着外部世界。很多同胞、朋友来拜访他，有的时候，房间显得分外拥脐，他恨不得用力将墙壁四下推开，让生活的空间大一点，更大一点。

　　到纽约后的几年内，他越发勤奋地工作起来了。他感到，在纽约没有安适，他提醒自己说：“可我来到这个大城市是为了寻求安适的么？”他仍有许多知识要学。他说：“我用一千只眼睛看着，用一千只耳朵听着”。他应邀给人画像，和朋友们交流阿拉伯世界的消息，去看画展，和专家、艺术家鉴赏家讨论出售画的价钱，上博物馆，做礼尚往来的应酬，与挑拔离间的土耳其外交官员们周旋，读自己购得的和玛丽寄来的书，有时累病了又须和疾病作斗争。让他迷恋、激动和疲惫的事有多少啊！他脑子里盘旋着“一千零一个计划”。他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值得去做的事。问题接着问题，梦想连着梦想”，他说：“我的心中有一团火，我的手上也有一团火”，他感到自己“正在焚燃”，正在从让自己戴上手铐脚镣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有什么快乐能超过“火的快乐”。

　　他从前一段围绕婚姻的感情纠葛中解脱出来了，他更爱生活了。1911年11月26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最伟大的力量是生命。为了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应当正视生命，看真正生命的闪光。”

　　他“白昼充满燃烧的见解，夜晚沉浸于梦幻的海洋”。带着“一颗盈溢着的心”和“一个饥饿的灵魂”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搜寻着，发掘着生命的意义。他对玛丽的爱更深沉了，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更自信了。他说：“我现在感到，将来也会感到，‘我’是不灭的，它不会沉入我们称之为‘上帝’的那个大海中去的”有一阵他病了，病得很厉害，玛丽对他十分担心，他却乐观地安慰女友，说：“不！不！我在结束我对生命的使命之前，决不会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在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前，我是不会结束这一使命的。”

　　有时，他的确也感到压力，感到烦恼，感到痛苦。他的解释说，“我被创造出来时，箭就插有我的心里，我若将它拔出，痛苦是剧烈的；我若让它留在心中，痛苦更甚！”

　　他的痛苦是孕育的痛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珍珠贝”：“我像蚌那样蜷曲着！我是一只想从自己心中生成一粒珍珠的贝”。然而人们并不理解这孕育“珍珠”、产生价值的痛苦。“我可以撕裂自己的胸膛，将心捧在手上，让人们了解它的一切。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揭示的愿望。我们所有人都想摆脱我们心中的秘密。第一位诗人，当洞穴的居民嘲笑他的谵言妄语时，……当他准备为他的集体探索阳光在他灵魂中创造的欢悦时，毫不奇怪他遭受过痛苦”，而正是这痛苦“孕育了艺术和艺术家”。他认为艺术是崇高的，但更崇高的是“让盲人睁开眼睛，投入将使我们的白昼和夜晚变得丰富的无声的犯欢”，所谓“无声狂欢”，大概是指发现真理时，那种内心的激动与狂喜。

　　纪伯伦正在孕育着什么样的珍珠呢？

　　折断的翅膀

　　1911年末，纪伯伦出版了一部引起广泛反响的作品，这就是脍灸人口的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实际上纪伯伦在1908年赴巴黎之前已拟出了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他认真构思这本书是在巴黎，然后他在巴黎完成了初稿。在夏天，他又重新写过，对　《折断的翅膀》一书“施以火的洗礼”，“为它剪出一件新衣”。在出版前他又几易其稿。可见纪伯伦的写作态度是认真、严肃而又负责的。纪伯伦曾向女友梅娅讲述过这部小说名字的由来，那与他的母亲有关：

　　我还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的话，当时我20岁：

　　‘假如我当初进了修道院，那对我和对别的人都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对她说：’你要是进了修道院，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了。”

　　她答着：　‘孩子，你是命中注定的！’

　　我说：‘是的，不过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早已选定你做我的母亲了！”

　　她于是说：“要是不来，你不就还是一个天使。’

　　我说：　‘我仍是一个天使！’

　　她笑了，问道：“你的翅膀呢？’

　　我把她的又臂拾在我的肩上，说道：　‘在这儿！’

　　母亲说：　‘是折断了的！’

　　在这次谈话九个月之后，我的母亲走出了蓝色的地平线。但　‘折断的’一词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由这个词我编织出一篇故事——《折断的翅膀》。”

　　很多人都认为这部作品是纪伯伦根据自己青年时代最初的那次不成功的恋爱所写成的，带有自传的性质，但纪伯伦本人却加以否认。他曾对玛丽说：

　　我没有经历这本书的任何事情，没有体验过其中任何一页或任何一句话所涉及的生活。……人物和事件都是出自我的编造——因为我相信这本书应包括某种新东西，应往生活里补充一些新东西——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本书涉及的是一个青年的觉醒和他对生活、对爱情的关注。是他，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者，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折断的翅膀》是纪伯伦所写的最成功的爱情小说。他在作品的首页写下了“Ｍ·Ｅ·Ｈ”三个字母，即玛丽名字的缩写，而玛丽正是他当时生活的爱情女神。纪伯伦将这本书献给玛丽。在《折断的翅膀》的首页，他写道：“谨将此书献给不眨眼睛盯着太阳看，用不颤抖的手捕捉火，从盲者的喧哗和呼喊中倾听　‘绝对’精神之歌的人。

　　献给M·E·H

　　此书一出版，纪伯伦就立刻给玛丽寄去，因为这是“吉祥的1911年的忠实代表。”虽然这部小说是用阿拉伯文发表的，但玛丽也为了这本书与纪伯伦反复推敲，“在其中付出了全部心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纪伯伦将玛丽当成“这本小说的母亲”。

　　《折断的翅膀》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悲剧。十八岁的青年“我”结识了贝鲁特富家女萨勒玛·克拉玛。他们心心相印，倾心相爱。然而就在他们互吐衷肠，刚刚品尝到爱情的甜美的那个晚上，萨勒玛的老父，善良富有的法里斯·萨勒玛应约拜访主教归来，带回大主教替侄子曼苏尔求婚的消息，软弱的法里斯虽然知道曼苏尔是个仗势欺人的纨裤子弟，他娶萨勒玛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她的财产，但法里斯不敢违抗宗教领袖的意旨，只好屈从了，父命难违，萨勒玛被迫出嫁。

　　萨勒玛嫁给曼苏尔不久，父亲便去世了，曼苏尔获得了他想要的财产，很快更将萨勒玛抛在一边，重新到处去寻花问柳。萨勒玛与“我”在一座小小的神殿每月相会一次。在这里他们的心灵交谈着，这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了。但不久，大主教便有所察觉。“我”提出一起逃跑，但为了爱人的安全与前途，萨勒玛退缩了，他们最终被分开了。

　　萨勒玛结婚五年后，终于怀孕了，她一直盼望着这个孩子来减轻她的忧愁，但孩子刚生下来便夭折了。悲痛欲绝地萨勒玛感到孩子是来迎接她的灵魂，于是她微笑着把孩子的尸体放在自己身旁，平静地离开了这个冷酷的世界。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纪伯伦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它包括了纪伯伦前半生思想的精华。在作品中，纪伯伦谈到了祖国故乡，谈到少年的忧愁，老人的智慧，人类的灵感。他还谈到美，说美是“只有我们的灵魂才能理解的秘密。”“真正的美是发自内心的最神圣处，照亮人体的光芒”。美是一种“不朽的语言”，是一种“生命力和理解力。”

　　爱情，是这篇文章的灵魂与主线。纪伯伦热烈地赞颂“爱情”，说它是“男女在刹那间达成的充分的理解”而“产生出的高于一切情感的爱慕。”是“世界上唯一的自由”。这是一种“比天更高，比海更深，比生死和光阴更有力”的东西，纪伯伦在小说里说出了“有限爱情要求占有对方，而无限的爱情则只要求爱的本身”这样的经典名句。

　　纪伯伦没有仅仅停留于讲述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他有意引导读者把这篇爱情小说当成政治小说来读，他是把东方妇女的爱情悲剧当成东方民族的社会悲剧来写的。他反问道“那个弱女子不正是受凌辱的民族的象征吗？那个苦苦追求爱情，身体却被牢牢禁锢住的女子，不正像那个受尽统治者和祭司们的折磨的民族吗？……那个女子在一个民族中，如同一盏灯放出的一线光亮，如果灯油充足，灯上的光芒难道会昏暗吗？”

　　纪伯伦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几个东方的典型形象。

　　首先是贪得无厌道貌岸然的大主教，这是东方宗教领袖的代表人物。他诡计多端，并向教徒们宣扬“他自己并不遵守的戒律”，忙于搞“国内政治”和“从孤儿寡妇和黎民百姓身上榨取血汗”。这些宗教领袖们就像“海中的巨蟒，伸出无数爪子攫取猎物，张开许多大嘴，吮吸它们的鲜血”。他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自身获得的荣誉和权力，……还竭力使自己的子嗣出人头地，成为奴役人民的、榨取人民资财的人上人”。纪伯伦轻视这些“在夜幕掩盖下行动的小偷”，他对这些人的控诉是辛辣的，他对这些压迫剥削人民的“人上人”的痛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主教的侄子曼苏尔·加利卜贝克。这是一个淫荡、邪恶、粗暴、贪婪而又品德低劣的人。他寻花问柳，纵情酒色，从不懂得珍惜高贵的灵魂，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只有仗势欺人，敲榨勒索，尽多地聚敛钱财。纪伯伦痛斥了这类“光天化日之下昂首阔步的恶棍”。

　　另外三个主人公是法里斯、“我”和萨勒玛。这是“三个清白的弱者”。

　　法里斯·克拉玛是位“德高望重、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一心顾念他爱女的幸福，但他没想到他的钱财给女儿带来了灾难。法里斯“意志薄弱，在人们的虚伪面前，他像个盲人；在人们的贪婪面前，他像个哑巴”。面对着大主教的淫威，考虑到反抗的痛苦，他唯有在沉默与流泪中屈服，从而葬送了女儿的幸福。

　　女主人公萨勒玛美丽、纯洁，她的心中充满柔情和智慧。纪伯伦努力将她塑造成一个理想中的爱情女神。纪伯伦非常喜欢这个人物，在他创作的时候，他几乎感到她变成了真实的人。但萨勒玛总是“瞻前顾后”，“恭顺地服从她父亲软弱的意志。”在得知父亲已同意曼苏尔的求婚时，她痛苦、憔悴。控拆命运的不公，但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表示，最终违心地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后来，当她与“我”见面这最后一点幸福也被剥夺时，“我”提出一同逃走来改变这种命运，但萨勒玛没有响应，这种牺牲是向传统道德祭坛献祭，的确是一种软弱。萨勒玛就像一只想冲破樊笼展翅高飞的小鸟，但她终于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终于“折断了翅膀”。她的死是一种控拆，是值得同情的，但也与自身的软弱与屈从有关，而这也正是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