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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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於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於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於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於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於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於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於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於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於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於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伪反。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应，应对之应。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疏＇“麟凤”至“终也”。○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以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书，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凤”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鲔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蟲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中，丁仲反。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队，直类反。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王，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
＇疏＇“曰然”至“将来”。○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於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於鲁隐公，不始於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於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於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於他国，言“隐”决其不始於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於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於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人”至“闻也”。○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於夏台，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滞於东都，孔子绝粮於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於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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