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产业百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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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年代初，信和地产已颇具规模。1981年3月，黄廷芳将信和地产部分物业，信和置业有限公司分拆在香港上市，以作为集团地产发展的主力。该年底，信和地产市值达33。81亿元，已超过恒隆、合和、大昌等而成为香港第九大地产上市公司。
另一家颇具实力的地产集团是鹰君，创办人罗鹰石，原籍广东潮州，1913年出生，早年曾随父亲远赴泰国谋生，1938年移居香港，当时筹得18万元，买入吉地4 000方尺，向银行按揭贷款，建成4幢住宅楼宇，赚得不菲利润。50年代中后期，罗鹰石眼见大量中国移民涌入，地产市道日渐兴旺，遂于1963年创办鹰君。鹰君一名，取自罗鹰石的“鹰”及其妻杜莉君的“君”，英文译作大鹰（Great Eagle），寓意振翅高飞，鹏程万里。
1972年10月，鹰君在香港上市，以每股2。25元价格公开发售1 375万股新股，集资约3 000万元。当时，鹰君仅属一家中小型地产公司。1972/1973年度获得纯利仅1 200万元，1975/1976年度还跌至397。5万元。
鹰君崛起的关键，是7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发展市场急需的工业楼宇。1975年，鹰君看准时机，将自身资金约1 500万元及向银行举债大量购入工业用地，1976年后香港经济复苏，对工厂的需求大增，鹰君把握良机全力推出厂厦楼花，仅1977年就售出工业楼宇280万方尺，价值4亿元。1978年，大量内地移民涌入香港，对住宅楼宇需求增加，鹰君适值大量资金回笼，正好用作购买住宅用地。该年，鹰君购入地盘多达11个，其中包括机场附近一幅兴建酒店用地及尖东富豪酒店地段，后来地价、楼价急升，鹰君的资产大增。
1980年10月，鹰君为应付兴建机场富豪酒店和尖东富豪酒店的庞大建筑费用，将两幅酒店用地加上多幅土地，组成富豪酒店在香港上市，以每股1。9元价格公开发售1。6亿股新股，集资逾3亿元。稍后，鹰君又透过富豪酒店以1。06亿元收购小型上市公司永昌盛61。68％股权，并易名百利保投资。这时，鹰君一系所控上市公司已增至3家，市值达33。5亿元。其中，鹰君的市值在1981年底达9。63亿元，成为香港第二十大地产上市公司。
4 80年代初地产市道的崩溃
香港地产市场自70年代中后期起大幅攀升，到1981年中达巅峰状态，地价、楼价、租金相继创历史纪录，投机炽热。
这时，地产业的种种利淡及不稳定因素实际已相继浮现： 世界经济衰退已令香港经济不景气，利率持续高企，港元不断贬值，内部消费萎缩，公司利润下降，其后更爆发银行危机，而香港前途问题亦已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冲击下，徘徊不前的楼市终于掉头下跌，酿成80年代初期的地产崩溃。
4。1 地产市道崩溃的基本原因
80年代初，香港地产市道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地价、楼价大幅上升迅速，投机炽热。自1978年起，香港的地产市道已开始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如火箭般上升。以尖沙咀东部为例，地价在3年内上升了六七倍，楼价亦上升了3倍。地价、楼价的攀升，刺激了大量热钱的涌入，南洋资金更是大举入市。当时，香港“卖楼花”制度大行其道，只要缴付5％至10％的订金，便可购得楼花，进行投机，而炒家对政府限制楼花的种种建议，诸如对楼花转让加重抽税等，并不理会，投机炒楼风空前炽热。
70年代末80年代初，炒楼风最炽热时，炒家索性整幢大厦炒卖，形成“炒大厦”、“炒酒店”热潮。当时中环、湾仔、尖东等各繁华商业区频频传出整幢商业大厦以高价易手的消息，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金钟的金门大厦，中环的联邦、国际两幢大厦的炒卖。金门大厦在1978年12月至1980年9月期间3次转手，售价从7。15亿元增加到16。8亿元，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升幅高达135％。联邦、国际两幢大厦在1980年8月至1981年1月期间两次转手，售价从10。89亿元升至22。35亿元，短短半年间升幅逾1倍。
炽热的炒楼风进一步推动地价、楼价上升，已远远脱离当时香港市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据统计，1975年香港中小型住宅楼宇每方尺约230元，一个400方尺住宅单位售价约9。2万元。当时，香港市民家庭平均月入1 300元，购买一小型住宅单位的款项相当于市民70。8个月（即约6年）工资。然而，1981年地产高峰时，小型住宅单位每方尺售价已升至约1 000元，一个400方尺住宅单位售价增加到约30万元，而市民家庭平均月入约3 000元，即购买一小型住宅单位的款项已相当于市民101。5个月（即约8年半）工资。
当时，香港的楼价并非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市民的支付能力上，当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远远追不上楼价升幅时，楼价下跌便势所难免。1981年，香港地产市道已转趋呆滞，空置单位大增，1980年新建住宅楼宅中，空置率已高达41。3％，大量单位滞留在大小炒家手中。地产市道的下调，只是迟早的问题。
（2） 利率持续攀升，银行和财务公司信贷收缩。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开始过热，通货膨胀率已达到15％以上，但1978年香港的优惠利率平均只有6。68％，而楼宇按揭利率平均为10。62％，形成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有增无减。期间，港元汇率因外贸赤字增加（地产狂潮中，香港建筑材料进口大增，亦令贸赤增加）而偏软，刺激利率上升。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打击通胀，更推动香港利率大幅急升。1981年10月7日，香港最优惠利率升至20％的历史高水平，楼宇按揭利率更升至21％，对置业者产生巨大的阻吓力。（见表3。5）这时期，港府又修订卖地政策，取消“分期付款买地”，令发展商购买土地的成本（利息）更形沉重。
随着利率的持续高企，银行和财务公司的信贷亦收缩。1981年，银行和财务公司贷款买楼的增长率相当惊人，分期付款买楼的贷款达155。56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30％。然而，到了该年第四季，银行在分期付款方面的贷款已经几乎没有增加，银行对地产贷款已转趋审慎，有的借出贷款时，除了要看所按揭楼宇是否物有所值之外，还要看贷款人的偿还能力。有的银行还订出新的楼宇估值办法，即楼宇面积不再按建筑面积计算，而是以实用面积计算，按揭成数亦压低至6成。1981年7月，港府实行金融三级制，加强对财务公司管制，结果令财务公司的短期存款大减，加速信贷收缩。1982年11月，大来信贷财务公司突然宣布属下财务公司无法还款，被迫清盘，后来导致恒隆银行被挤提，并触发80年代初中期持续不断的银行危机，包括恒隆、海外信托等8家银行先后被接管或收购，进一步对地产市场造成冲击。
（3） 世界经济衰退令香港经济不景气。70年代末，以西方先进工业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因第二次中东石油危机的爆发而再次出现衰退，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当时，香港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而尚未受到明显的打击，但1981年后，世界经济衰退加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香港的出口面临日益困难的市场环境。在这种形势下，香港内部经济急速放缓、整体消费下降，到1982年全年经济增长仅2。9％，比1981年的9。4％大幅放缓。经济的不景气，令投资者、消费者裹足不前，地产市道无可避免地大幅滑落。
（4） 香港前途问题表面化。香港前途问题其实早在70年代后期已经浮现。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乘福克兰群岛一役大胜之势访问北京，正式提出了香港前途问题。她向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以主权换治权，遭到拒绝，结果在人民大会堂前阶梯历史性地跌了一跤。稍后，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将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中英两国展开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多达22轮艰苦谈判。这一系列消息传到香港，早已疲惫不堪的股市、地产应声下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地产低潮。（图3。1）
4。2 80年代初的地产大崩溃（1）
其实，是次地产市道大调整，甫踏入80年代已初露端倪。1980年第四季，地产市道已呈现呆滞，1981年初工业用地已经下跌，但商业用地价格仍维持上升，及至1981年7月以后，地产市道便全面转入调整。1981年8月，港府的两宗土地交易已传出了市道调整的清晰信号： 第一宗是港府宣布与发展商巍城公司达成协议，以22。58亿元价格，收回面积达488公顷的元朗天水围土地。一个星期后，港府再宣布与中国银行洽商，以10亿元价格售出中区美利道停车场，即新中银大厦现址地盘。消息传出，市场大吃一惊，真实的土地价格显示地产调整已无可避免。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后，地价、楼价跌势加剧，地产市道崩溃。
1982年，是香港地产业过去七八年间最暗淡的一年，地价、楼价、租金全面大幅下跌，官地拍卖会上投资者竞投兴趣普遍低落，冷落场面迭现，很多时候拍卖官在无可奈何之下被迫将多幅官地收回。据统计，1984年港府共推出50幅官地，上半年占30幅，其中6幅因无人承价而收回，而下半年则有20幅，其中7幅收回。
地产市道崩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地价。1982年，香港地价普遍下跌40％至60％不等，跌幅最大的是工业用地和高级住宅用地。九龙湾工业用地的售价，按楼面面积计算，从1980年12月每方尺360元的最高水平，跌至1982年10月的每方尺25元，跌幅高达93％。港岛南湾道一带的高级住宅用地，亦从1980年9月每方尺1 502元的最高水平，跌至1982年5月的每方尺540元，跌幅为60％。地价大跌，导致港府财政收入大减，1982/1983年度港府财政收支即出现39。35亿元赤字；售地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亦从1980/1981年度的35％，降至1981/1982年度的29％，及1982/1983年度的15％。
地价大跌带动楼价、租金大幅下挫。1982年，住宅楼价普遍比高峰时期下跌3成至4成，如北角住宅楼价就从1981年底每方尺1 067元跌至1982年底的每方尺664元，跌幅达38％。中区甲级写字楼月租亦从1981年中最高峰期的每方尺28元至30元，跌至1982年底的每方尺21元至24元，跌幅约20％至25％。
市道低迷，令成交萎缩，楼宇空置增加。1982年各类契约（包括楼宇及私人土地买卖）登记总数为16。5万宗，总金额为994。7亿元，分别比1981年下跌13％和21％。1982年底，香港私人住宅空置单位为3。17万个，空置率达6％，其中大型住宅单位更达9。1％；商业楼宇空置面积达586。6万方尺，空置率为10。7％，其中办公室更达17。6％；工业大厦空置面积达1 312。1万方尺，空置率达10。5％，都处于历史上最高或极高水平。据一个研究小组的调查，当时香港地产业积压的资金，可能高达500亿元。
随着地产市道的崩溃，首当其冲的是那些采取冒进投资策略的地产公司，其中包括恒隆、鹰君等新兴地产集团，以及老牌地产公司的置地，部分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令人瞩目的有嘉年地产、益大投资、佳宁置业等等。
地产危机中，首遭冲击的是地产五虎将之一的恒隆。1981年，恒隆牵头的3个财团一举夺得港岛地铁沿线9个地铁站上盖物业的发展权。可惜的是，这时香港地产已处于巅峰。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拉开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序幕，香港地产市道借势急跌，恒隆为看错地产循环周期而付出沉重代价。当时，恒隆所夺得的9个地铁站上盖物业中，中区美利道地段的红棉大厦已接近完工，正计划展开金钟二段的香山大厦。计划中新盖的香山大厦占地6。9万方尺，总楼面面积104。3万方尺，根据港府要求，需补地价18。2亿元，且限期在28日内完成。
由于地价急跌，恒隆唯有向港府建议将地价减至14亿元水平，但不获接纳。在此关键时刻，原已签约向恒隆贷出15亿元最高信贷的日资银行临时撤回承诺。到12月，恒隆向港府再次申请延期补地价不遂之后，惟有宣布“挞订”，退出金钟二段上盖发展，其余地铁站上盖工程，亦需押后进行。
这一役，恒隆为首财团不仅“如入宝山空手回”，还平白损失了4亿元订金，所遭受的打击不轻。1984年12月，中英签订联合声明，香港地产市道开始走出谷底，港府趁势再将金钟二段推出竞投，结果被信和为首财团夺得，发展为财经广场，即后来的奔达中心，赚取丰厚利润。是役，恒隆对地产循环的戒心大大增加，投资策略转趋保守，其与长实、新地、恒地等地产公司的距离亦日渐拉远。
地产危机中，受冲击较大的还有鹰君。鹰君集团于地产、股市巅峰期间急促扩张，分拆富豪酒店，又收购百利保，早已潜伏下严重危机。富豪酒店主要业务就是发展及经营机场及尖东两间酒店，该两间酒店仅建筑费就需4。6亿元，富豪旗下的百利保，亦是在地产高峰期进军地产。1982年9月后，香港地产、股市双双急跌，鹰君一系陷入困境。到1983年9月上半年度，鹰君、富豪酒店及百利保3家上市公司的亏损高达20亿元，陷入严重财政危机。当时，鹰君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将所持富豪酒店及百利保股权，售予“公司医生”韦理所控制的亚洲证券，才险度难关。是役，鹰君所受打击不言而喻，幸而地产市道渐苏，而鹰君亦成功完成债务重组，5年后转亏为盈。罗鹰石看错一次地产循环，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另一家在地产危机中受到重大冲击的是老牌英资地产公司置地。70年代，新兴地产商利用地产市道低潮大量吸纳廉价土地，再趁市道复苏、繁荣时推出楼花，在低买高卖中赚取厚利，令以租金收入为主的置地相形见绌，“唯我独尊”的地位逐渐丧失。这时，置地才意识到地产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加强地产发展业务。1976年，置地利用牛奶公司的薄扶林牧场发展大型私人屋邨置富花园，随后又与远东发展、佳宁、恒隆、长实等约30家公司合作发展超过70个地产项目，投资策略转趋冒进。
1980年，置地在痛失九龙仓控制权后，投资策略发生重大转变，明显放弃了一贯奉行的保守、稳健、持重的作风，转向冒进、急躁、投机，成为当时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大好友”。1981年初，置地与信和地产合组财团，以13。08亿元购入港岛大潭道白笔山地段，计划兴建别墅式豪华住宅。同年8月，置地再与佳宁合组财团，以28亿元购入尖沙咀旅游中心区美丽华酒店旧翼，计划发展成置地广场式的高级商厦。1982年2月，置地更以47。55亿元的高价，投得港岛海旁现交易广场“地王”。期间，置地还先后发动“破晓突击”，斥资35亿元购入香港电话及港灯集团各34。9％股权。这时，置地决策层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已严重脱离了客观现实，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1982年9月以后，香港地产市道崩溃，置地仅中区交易广场、美丽华酒店旧翼、白笔山发展计划三大投资项目，损失就超过30亿元。1983年，置地首次出现高达15。83亿元的巨额亏损，总债务急增到150。7亿元，债务比率上升到56％，成为香港最大的负债公司，被戏称为“债王”。置地的错误投资策略不仅触发集团高层的权力斗争，更因而遭到新兴地产集团的觊觎，其在地产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