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伊甸园中的一枝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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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风浪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也在悄悄地开放。从1847年开始，他已有零星的诗作在报刊上发表。1848年十一月，《酒商回声报》登出一则广告，称波德莱尔的《边缘》将于次年2月24日出版。一位同时代人对此评论道：“这无疑是些社会主义的诗，因此是些坏诗。”这2月24日正是1848年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1850年6月，《家庭杂志》再次预告《边缘》，并说这本书“意在表现现代青年的骚乱和忧郁。” 1851年4月9日，《议会信使》又预告了《边缘》，指出这本书“意在再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骚乱的历史”，并且在《边缘》这一总题下发表了11首诗。“边缘”这个词，除了传统的基督教的含义外，在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含义：傅利叶把“社会开端和工业灾难的时代”称为“边缘地带”，其后紧接着普遍和谐的社会。波德莱尔当时正受到傅利叶派的乐观主义吸引，人们有理由把他的诗和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累斯博斯女人》到《边缘》，波德莱尔的诗的题材已经进入一个更高、更广、更具现实性的领域，或者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公众展示他的诗的这一侧面了。
1852年至1856年间，波德莱尔经常出入萨巴蒂埃夫人的沙龙。萨巴蒂埃夫人是一个银行家的情妇，常在她的沙龙中接待文化界的名流，雨果、戈蒂耶、邦维尔等都是她的座上客。波德莱尔把她当作自己的诗神、保护神和庇护所。她是他梦寐以求的“远方的公主”，他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偷偷地寄给她匿名的情诗，当收信人终于发现了诗的作者，并表示以身相许、分享他的感情时，他却在一夜的亲热之后不无失望地退却了，因为有了肉体的关系，他理想中的天使不过如普通女人一样罢了。原以为是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终究还是毁于情欲的引诱，只是留下了几首充满了逃避丑恶现实、追求美的理想的强烈愿望的美丽诗章。对波德莱尔影响最大的女人是前面提到的让娜·杜瓦尔。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黑维纳斯”几乎是波德莱尔的终生伴侣。虽然在近二十年共同生活中，波德莱尔几次因不堪其粗俗、贪婪和欺骗而要离开她，终于还是散而复聚，相守在一起，并在她病中百般照料，充当着父亲的角色。让娜·杜瓦尔启发他写出许多交织着灵与肉的冲突、混杂着痛苦与欢乐的诗篇。1861年以后，这个女人不知所终。
1852年以后，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五年间，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首诗、十余篇评论以及大量的译作。1857年4月，欧比克去世，波德莱尔可以公开地去看望他一直热爱着的母亲了，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像情人幽会一样地偷偷见面，因为波德莱尔不愿意再见包括继父在内的资产阶级贵人们。1857年6月25日，经过精心的准备，《恶之花》终于在书店里出售了。诗集包括一百首诗，分为五个部分：《忧郁和理想》、《恶之花》、《反抗》、《酒》、《死亡》。据说，《恶之花》这题目出自波德莱尔的记者朋友希波里特·巴布的建议。波德莱尔说过：“我喜欢神秘的或爆炸性的题目。”先前的《累斯博斯女人》表明了同性恋的主题，作为题目颇具爆炸性，《边缘》透露了一个朦胧的世界，有神秘性，而《恶之花》则是两者兼有，尤其以其爆炸性引起着人们的好奇。不过，对一本书发生兴趣的不单是读书人。果然，《恶之花》很快就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而第二帝国恰恰是视文学为万恶之源，它的法庭刚刚因《包法利夫人》而审讯了福楼拜，《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欧仁·苏因突然去世才侥幸免遭起诉，现在它的卫道士们又把阴险恶毒的目光投向了波德莱尔。《费加罗报》首先发难，于7月5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居斯达夫·布尔丹的文章，指控波德莱尔亵渎宗教、伤风败俗，说什么 《恶之花》中“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并且敦请司法当局注意《圣·彼埃尔的背弃》、《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等诗。果不其然，《恶之花》很快受到法律的追究，罪名有二：“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在司法部门的内部报告中，被指为亵渎宗教的有 《唱给撒旦的连褥文》、 《醉酒的杀人犯》、《圣·彼埃尔的背弃》，被指为伤风败俗的有
《首饰》、《可是尚未满足》、《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美丽的船》、《给一个红发女乞丐》、《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诉讼是在1857年8月二十日进行的。尽管辩护人援引缪塞、贝朗瑞、戈蒂耶、拉封丹、莫里哀、伏尔泰、卢俊、孟德斯鸠、拉马丁、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以说明“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但是并没有使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审判结果是：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使波德莱尔被勒令删除六首诗（《首饰》，《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并被罚款三百法郎。审判的结果大出波德莱尔的意料，他不但认为自己会被宣告无罪，甚至还觉得该为自己昭雪，“恢复名誉”呢。然而他错了。他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他的高尚的意图被人曲解了。使他感到奇耻大辱的是：法庭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萨特指责波德莱尔没有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作品的内容进行辩护，从而表明他不接受警察和检查官的道德。这无疑是正确的，却未免失之苛刻。因为波德莱尔毕竟是资产阶级中的诗人，他的诗的力量在于揭露，在于撕破那一重用虚伪织成的帷幕，他不可能如萨特所希望的那样，把法庭的指控当作自己的道德观念来与之相抗衡。四年之后，波德莱尔亲自编定出版了《恶之花》的第二版，删除了六首诗，增加了三十五首诗，并且重新作了安排，其顺序如下： 《忧郁和理想》， 《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死亡》。
《恶之花》再版本（1861）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被看作一个诗派的首领，有人恭维他，有人嫉妒他。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牢固地竖立起来了。他先后出版了《1859年沙龙》、《人造天堂》（1860），《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等长文，发表了不少散文诗。这时的波德莱尔看上去精力充沛，往日的愁云为之一扫。阿斯里诺回忆说：“此时的波德莱尔满面春风，长长的头发虽然发白了，却仍显得年轻，精神饱满，见到他的人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岁月和人们的爱戴所具有的那种有益于健康，使人感到宽慰的作用。”
然而，这似乎只是一种假象。文学上的成功并没有改善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他仍然要躲避债主的追迫，要向公证人讨价还价，要跟母亲要钱，还要照顾病中的让娜·杜瓦尔。他自己也疾病缠身，早年不检点的生活终于向他进行报复了，实际上，他狐独、绝望，常常病得不能起床。他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他几度濒临自杀的边缘，只是想到年迈的母亲，待了的债务，计划中的写作，等待出版的著作等等，才没有付诸行动。他经历了一场巨大而尖锐的精神危机。他想得到一笔钱，好好地安排生活，恢复健康，以便完成一系列的创作计划。
文学上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金钱，却给他带来了信心，他不但相信可以靠写作挣钱，甚至还使他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果然，1861年12月11日，他提出申请作候选人。这确是惊人之举，一个曾被法庭判处有伤风化罪的诗人居然想进入庄严神圣的法兰西学土院，真与发疯无异。这虽然是一种挑战的行为，但是，应该指出，这仍然是波德莱尔建立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上的行动，他想通过此举来恢复名誉，想以此来向母亲证明，她的儿子并非一无是处，也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排除他有文学上的考虑，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在法兰西学士院里维护文学的地位。然而，想当院士，并不是递一纸申请就能如愿以偿，更主要的是要登门拜访院士，争取选票，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不朽者”，得有已经是“不朽者”的人同意才行。波德莱尔只拜访了几位，先就厌烦起来，那些人只是敷衍他，并不当真，甚至有拒而不见者。只有诗人维尼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并且善意地、明智地告诉他，他的位置不在学士院。极端守旧，被称为“赋闲的国务活动家的议会”的法兰西学士院的确不是一位反叛的诗人的去处。波德莱尔终于听从了圣伯夫的劝告，在选举前退出了。事实上，像波德莱尔这样离经叛道的诗人是进不了法兰西学士院的，“因为政府从来不允许属于反对派的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入学士院。”
贫病交加的波德莱尔把希望寄托在布鲁塞尔。他想到那里去演讲，同时出售自己的作品。1864年6月，他到了布鲁塞尔，计划中的演讲遭到冷遇，比利时的出版商拒绝了他的作品。他在布鲁塞尔过着比在巴黎更贫困、更悲惨的生活，而债主又在巴黎等他，他不能回去，他的心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恶劣，当他听说有两个名叫马拉美和魏尔伦的年轻人著文赞扬他的时候，竟不胜厌烦地说道：“这些年轻人令我害怕，我只想独自一个人。”尽管如此，波德莱尔仍笔耕不辍。他准备写作《可怜的比利时》，发泄他对比利时资产者的守旧、猥琐的假道学的憎恶和痛恨。他发表诗歌，尤其是散文诗。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大部分写于1857年后的七八年间，多发表于1862年以后。这正是波德莱尔横遭指控并且疾病缠身的时期，然而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使他缠绵病榻，却不能消蚀他的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他的散文诗发表时常冠以《巴黎的忧郁》的总题，偶尔也称作《小散文诗》，在诗人死后结集出版时称《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说，《巴黎的忧郁》“依然是《恶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他在献词中明确指出，这些散文诗是要“描绘现代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代的生活”。不是随便哪一种，而是当时巴黎这座现代大都会的生活。因此，诗人就像一个漫游者，在巴黎城中信步来去，他的见闻、感受、梦幻和沉思，就成了这些散文诗的题材。波德莱尔说 《巴黎的忧郁》“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是说他试图创造“一种诗意的散文的奇迹，它富有音乐性，却没有节奏和韵脚，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这使得《巴黎的忧郁》不单单是《恶之花》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在意境上、寓意上、细节上都有所深化，尤其是强化了诗歌所不擅长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散文诗并非自波德莱尔始，但他的确是第一个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而登上大雅之堂的人。
这一团火似乎耗尽了波德莱尔的心力，1866年3月，波德莱尔不慎跌倒，出现大脑活动障碍的征候，随即恶化，于7月2日被送回巴黎。次年8月31日，瘫痪了近一年的波德莱尔终于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参加葬礼的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些老朋友，没有一位官方人士肯来向《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作者最后告别。人们在送葬的队伍中看见一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震动诗坛的大诗人保尔·魏尔伦。
波德莱尔曾经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我渴望生活，我想有些许的安宁、光荣、对自我的满意。某种可怕的东西对我说：妄想，而另一种东西对我说：试试吧。”这希望和失望之间永无休止的交战，就是波德莱尔一生的总结，就是他的天鹅之歌的主旋律。
波德莱尔是个神秘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个曾被神秘化了的人物。围绕着这个名字，有过许多可惊可怖的传说，其中自然有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因仇慨这位反叛的诗人而恶意中伤的流言，也不乏他本人面对丑恶的现实，悲愤之余自己编造的故事。属于前者的如：波德莱尔眼看着一个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灾乐祸；波德莱尔为了开心，从五层楼上把一个花盆扔在街上一个玻璃匠身上；波德莱尔用雪茄烟烧一头狮子的鼻子，险些被咬掉手指头；波德莱尔将一只猫倒悬在一块玻璃上，听猫爪抓在又硬又滑的玻璃上发出的声响取乐；波德莱尔住在狄埃波旅店时，主人吓唬孩子说：“别哭了，再哭我叫波德莱尔先生吃了你！”……属于后者的，我们只须看他信中的一段：“我在此地（布鲁塞尔—笔者注）被视为警察（好极了！）（因为我写了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妙文），被视为同性恋者（这是我自己散布的，他们居然相信了！）我还被视为校对，从巴黎来看下流文章的清样。他们老是相信，我感到恼怒，就散布说我杀了父亲，并把他吃了；而人们允许我逃离法国，是因为我为法国警察效劳，他们居然也相信了！我在诬蔑中游泳真是如鱼得水！”因此，波德莱尔对那些奇谈怪论非但不去辩白，反而推波助澜，添枝加叶，暗中品味着一种报复的快乐。这是一个人对周围的世界感到深恶痛绝而产生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实际上，我们认真检阅他一生短短四十六年的旅程，不难看到，那平凡的一生，是被丑恶的现实扭曲了、扼杀了，那些被秩序的维护者指为伤风败俗、亵读宗教的诗句，正是一个软弱而敏感的诗人诅咒黑暗、追求光明而发出的阵阵痛苦的喊叫。波德莱尔曾经写道：“如果一位诗人向国家要几个资产者放在他的马厩里，人们一定会感到惊讶，而如果一个资产者要烤熟诗人，人们就会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对资产阶级的轻蔑溢于言表，同时也流露出他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
波德莱尔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有轻蔑和仇恨，往往表现出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绪，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的极其狭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从当时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波德莱尔始终象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一样，虽然费尽气力，痛苦万状，却终于不能离开。正如他在 《断想》中所说：“我迷失在这丑恶的世界上，被众人推搡着，像一个厌倦了的人，往后看，在辽远的岁月中，只见幻灭和苦涩，往前看，是一场毫无新鲜可言的暴风雨，既无教诲，亦无痛苦。”追求解脱而找不到出路，热爱生活而又不知何所依凭，预见到革命却看不到希望，始终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跟头，这是波德莱尔的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根源。
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剧告终。然而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剧，他将其凝聚在《恶之花》中，以生动的场景，活跃的人物，撕心裂胆的喊叫，发人深思的冥想，使万千读者惊醒和感奋。反叛不是革命，但反叛可以成为革命的开端。波德莱尔的学生、著名作家雷翁·克拉岱尔积极投身到1871年的革命中去；俄国革命家、民意党人雅库包维奇—美尔欣在流放期间偷闲来翻译《恶之花》，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而著名的巴黎公社诗人克劳维斯·于格则毫不含糊地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