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2-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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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心的仍然是，你对老宋的死有很深的内疚，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只会从老宋的死引申出社会批判，当时是派性批判，今天是文革批判，或许它是掩藏或转移内疚的最好办法，自欺就是这么完成的。而你却敢于承担罪责。许多问题上，你和我的取向常常有这种外向内向的差别。所以你写小说，我做社会学。”
“别用损自己的办法安慰我。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的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一站起来我就感到了，我知道我是因为怕才站起来要走的。虽然也意识到带走小魏的理由。第二天去看老宋已有预感，已有愧疚，只是不承认罢了。后来老宋出了事，最后死了，内疚才一步一步变成摆脱不掉的罪责。”
“你是说，它最初就在一种直觉中，无须借什么理论反省的。”
“怕，我怕了，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不仅在场，而且出场了，这是自己无法骗自己的。要装正经也是后来的事。”
“可能你太敏感了。有的人，比如我，训练有素的意识常常会成为本能情绪的合理武装。也就是说，情绪一出场就已经是有意识的面貌，所以不那么容易察觉本能显示的怕。这也和你平素为人坦荡具有直觉的良知容易自我面对分不开。我的反省总是事后特别是遭受了挫折才开始的。要忏悔，恐怕还得先用理论解除理论，即解除我已习惯了的意识武装，就像‘文革’中的人必须剥掉‘文革’的武装一样；还不够，还得借一种眼光，才能看清自己的罪。我不知道这种眼光，单凭良知够不够？历史上最讲良知的王守仁，杀起农民军来从不眨眼的；现实中，为了革命的利益，饿死再多的人，也损害不了伟大本质的一根毫毛。本质或真理，要在曲折中前进，有时免不了牺牲，甚至无辜的牺牲，难道能因此牺牲而葬送或放弃革命的理想吗？你看，良知的小道理要服从历史必然性的大道理。许多事情，恐怕是良知直观不了的，就像康德的‘崇高’是知性直观不了的一样。所以今天才迫切需要一个任务，那就是，撕掉真理的面具。”
“结果是再换一个真理，换的总是最好的。”
“那就清算真理本身。”
“不要真理，如何知道是非好坏善恶？如何知罪改邪归正？”
“不是不要真理，只是不要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独断形式。有两难，才有另类选择。不然就会永远重复下去。”
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 彭明道
问题的由来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必得先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原词：
《贺新郎·别友》 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是已知的毛泽东最早的诗词作品。在毛逝世后出版的多种版本《毛泽东诗词》中，这首词毫无例外地排列于卷首，由此可见它在毛氏诗词中的重要地位。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曾经将这首词发表过两次。一次是毛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即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另一次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诞辰101周年纪念日）。这样的情形，在毛去世之后，（即对毛的造神运动结束之后）是罕见的。
这首词从发表到出版，有一个细微的差别，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国内的读者和学人的注意。这个差别就是：发表时词牌下无标题，而在由最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以下简称《文献》版——彭注）中，在词牌下却加上了“别友”二字，正式作为这首词的标题。出版者还郑重声明：“本词最近发现作者有一种手迹，标题为《别友》。”《文献》版并且郑重其事地将过去已经公开发表和经过毛本人“校订定稿”的作品，作为“正编”，而将虽然广泛流传，但尚未经毛亲自校定的，列为“副编”，以示区别。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毛本人对这首词是何等珍爱，在晚年还对这五十年前的旧作（虽未公开发表），慎重地进行过“校正定稿”。
然而，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
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校订”乎？“修改”乎？
毛泽东诗才横溢，是无容置疑的。他的诗词，在正式发表前，都曾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当然也包括和他的诗友（如郭沫若、臧克家、胡乔木、陈毅等）讨论切磋。大抵是修改后显得更具光彩，更显精绝。如“水拍”与“浪拍”，“杨花”与“骄杨”等皆是。
《贺新郎·别友》却是惟一的例外。词中的很多句子，在当时的情境下无法解释；另一些句子，又充满了明显的“文革风味”。一般的读者拜服于毛氏的政治权威和诗名之下，不敢仰视，是可以理解的。堂堂的研究机关和权威的出版社的“专家学者”们，要说分不出“别友”与“别妻”之间的差异，看不出这些“马脚”，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首先看看这些无法解释，或无法连贯的句子：
“人有病，天知否？”怎么能接得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呢？
“要似昆仓崩绝壁”两句，倒确像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还没有生发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遣词造句的先例。而且，这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从诗词的起承关系而言，与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是风马牛互不相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这又如何解释？
原来，这首词在七十年代修改过多次。而最后的一次修改，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词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照原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照《文献》版的注释者说法，这首词有两件手稿，不同之处即有无“别友”二字标题。事实是不是这样，外人就无从了解了。据有关人士透露：毛泽东于一九六一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叫他好好保存。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三年冬天，毛又将修改后的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两种抄件中的词句是否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一九七三年交吴抄正的内容，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却是无疑的。
一九二三到一九七三，整整五十年了。看来当时毛并无发表此词的意思。因为一九七三年是“文革”中期政局最混乱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毛泽东最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时候。了解“文革”史的人大概不会忘记接二连三发生在那几年的大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发现癌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一九七三年，江青利用公布毛在滴水洞给她的信的机会，抬高自己，大造舆论；张铁生、黄帅等造反英雄跳出来“反潮流”；毛氏自己提出“批孔”，开始批周恩来；“十大”召开，王洪文和大批造反派代表人物进入中央；江青找毛泽东要钱，气得毛泽东掉泪……
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
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倘非如此，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珍爱此词，为什么不用那龙飞凤舞的笔写一横幅，或是将他修改过的原稿交给秘书存档呢？
虽然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处置有些反常，有违常理，也有违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稿的规定，但在旁人，却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处？
既然《文献》版的注家肯定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那么，我们可以考证一下，此时，毛泽东究身在何处？他的妻子杨开慧，又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这对恩爱夫妻，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情绵绵的别离？
毛氏早期的行踪，暂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为准。查《年谱》中的一九二三年，有如下一些记载：
四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九月十六日，回到长沙……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十二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亲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由于《年谱》和《文献》版两书出自同一编者，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铆合得很严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年谱》未作明确交代。会上代表“中央局”作报告的人是谁？也是含糊其词。据查，此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不仅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位置仅在委员长陈独秀之后，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而且，“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毛泽东确已成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因此，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很难设想毛可以缺席。另外，这次会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其内容是“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两件事恰好都是毛泽东直接的工作成绩。“中央局”的五个成员中，陈独秀没有到过湖南；罗章龙早期参加过新民学会，但一直未涉足工运和农运；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向导》主编，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从未到湖南作过组建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之类的事。
如此看来，毛泽东当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会上作报告的最合适人选。质言之，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十二月还在长沙了。
这个事实，还有两条佐证：
一、《年谱》说，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谱》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断）可证。但遍翻所有迄今公开的资料，就是无此信原文。若无原文，则此条资料何来？这牵涉到此时毛在何处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年谱》的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12月30日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这就确实可以证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长沙。这里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开慧在板仓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泽东没在她的身边。开慧生岸英时，毛是从清水塘赶到湘雅医院找李振翩来接生的。这一回，如果毛在长沙，她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产呢？而且，长沙市离板仓八十多华里，即使坐轿，开慧也不可弄到临盆时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断，开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长之后的某一天决定的。因为毛此次回来，肩负着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无暇，无法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因此才有杨氏回家之举。岸青出生，在毛杨的家庭生活中，当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谱》中却不见毛泽东任何有关此事的行动记载；第二，尽管《年谱》从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这一段，关于毛、杨的行踪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国学者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却透露了一点天机。书中说道，“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这个喜信时，毛已经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
无论如何，《贺新郎·别友》确是出自青年诗人毛泽东之手。这首词（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作者的诗作中别具一格，确是词中上品。那么，当年站在年青的诗人面前，牵动着他缕缕诗思的那个美丽的倩影，到底是谁呢？
是诗人的妻子杨开慧吗？
丢开上述一切事实不讲，就词中描写的人物、情怀、背景进行解读，这个影子与杨开慧之间，实在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需得作一点假设。此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而这个时候，杨开慧正在板仓娘家“坐月子”呢！假如，对丈夫一往情深的开慧，在“月子里”赶到长沙为毛泽东送行，那么，我们的诗人面对着怀抱婴儿的妻子，他该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的酣畅淋漓纵横恣肆的生花妙笔，会写些什么呢？
再假如，注释者定的写作时间有误，不是“十二月底”，而是岸青出生（11月23日）以前。不错，那正是深秋时节，“半天残月”，“霜重东门”，最能牵动离人的一腔愁绪。但是，站在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怀六甲腆着大肚子的开慧。然则我们感情浓烈的诗人毛泽东，又将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再再假如，毛泽东走得很急，来不及和他的爱妻告别，就匆匆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其时赴上海必需乘船到汉口换船）。那么，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丈夫，在船上面对浩浩洞庭，心里涌动着绵绵思绪，他该会写下怎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