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2-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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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取代七十多年前的毛泽东。我们能有幸读到的，只是他留下的这些或凄切动人，或莫名其妙的句子。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谁都想像得出，此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但毛杨两人，却已经结婚四年，生有两个孩子了。至于这四年中他们夫妇的聚合分离，由于毛泽东为革命奔波，居无定所，已是十分寻常之事。查《年谱》，从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他们或长或短的分离，就有十四次。可以断言，无论是献身革命的毛泽东，还是知书识礼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杨开慧，对于他（她）们的革命生涯和家庭生活，都已经非常适应。何况“二三年底”毛的上海之行，正是他迈向政治生活的一个高峰。假如开慧真为毛泽东送行，她怎么会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那种少女般的娇羞之态呢？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重诉”，着一“重”字，是“诉”过一遍或多遍的了。还有一句“知误会前番书语。”（彭按：原稿作“翻”这个“番”字，是赵朴初先生改的）。不管是“前翻”，还是“前番”，联系到前面的“苦情重诉”，看来事情蛮严重的。夫妻间的事，属于隐私，旁人不得而知。但似乎这“苦情重诉”，与那个“前翻（番）书语”有些干系。似乎是一封“书信”之类的什么事物，介入过他（她）们的生活，引起过一场“误会”。但是，以现在渲染的毛泽东对开慧深深的爱恋，真诚，和他的善辩，他向妻子解释并使之冰化雪消，并非难事。而以杨开慧的修养和性格，以她对丈夫的尊重、热爱和信任，还会在这样的离别时“苦情重诉”么？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对开慧说的话。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作者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而那句“人有病，天知否”，则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至于词中其它一些“离谱得很”的句子，比如对着老婆讲“重比翼”的无端感慨：明知离别不久便可将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却又要发什么“恁割断愁思恨缕”的无奈闲愁；以及什么“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之类的无理狂言……都不要去说了吧！
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去解读，去研究，这首《贺新郎·别友》，都不会是赠给杨开慧的。非但不是赠她，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怎见得呢？有事实为证：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那里面描写的是诗人自己，格调也不高。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写的却是两人别离时的情状，词中对两情缱绻的情景、意境的描绘，以及通过这些手法烘托出来的格调，都高出那首《虞美人》远矣！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的杨开慧，不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样铭心刻骨的旧事，这样缠绵绯恻的浓情，这样凄清婉丽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杨开慧生死难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见过开慧提及这首《贺新郎·别友》的片言只语。因此可知，毛泽东从未将这首词向杨开慧展示过。开慧生前没有见过这阕绝妙好词，真可谓是她的终身憾事。
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
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先说那个“虚”的答案。笔者曾经有幸在八十年代见过易礼容老先生。易老是当年在长沙和毛泽东一起，搞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的重要人物，对昔年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易老说到毛主席诗才横溢时提起了它。除了由于年代久远因而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外，确实就是这首《贺新郎》。易老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这首《贺新郎》词，究竟是这个时候，还是稍前的“半淞园集会”抑或是稍后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的厚赠，就无从考查了。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笔者曾经走遍从长沙到湘潭的党史办和史志办，查遍了周南中学和第一师范（一说陶在南京女大进修结业返长后，曾在一师任学生指导员）的所有资料，所得仅如上述。至于易礼容等当年的旧友是怎么知道这首《贺新郎》的故实的，当然也无从查考了。好在知道这个“孤证”的，还有一位老友。他因为工作关系，也曾拜访过易老。易老也给他讲过这首《贺新郎》的事，与和我讲的完全一致。
至于那个“实”的答案，则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学生，当年就是毛的崇拜者。丁玲在周南读书时就是很有名的激进女生，曾经带着一帮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女同学，冲进省政府面对面地向省长争要女权。毛当年就认识这个小女生的。她从白区奔赴延安时，毛在专为她举办的欢迎会上，写过一首《江城子》赠她。这首词也已收入《毛泽东诗词集》，谁都可以看得到。“纤笔一支谁得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样高度的评价，除了女作家丁玲，还没有发现谁有这种殊荣。在延安时期，毛非常欣赏丁玲的胆识才华，她对毛自然也是非常崇敬的。他们之间往来较为亲密，交谈也比与别人随便得多。后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毛又将他的旧作《贺新郎》重新写下来赠给她，却就无从考证了。要说保存了这段佳话的功劳，还得记在五十年反胡风的“肃反运动”头上。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丁玲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个珍贵的墨宝交给了胡风。胡风历劫时，这张纸也就连同他的所有文稿一起，进了公安部的档案库。直至这段历史冤案昭雪之后，公安部退还了当年没收的所有物件，这件墨宝才被胡风先生翻出来，物归原主。
题外的话，多余又不多余
“题外的话”，并不是“多余的话”。
其实，毛泽东将他的一首词送给谁都无关紧要。即便是送给情人，只要是留下了一首佳作，又能损害作者什么呢？正如毛一生有四次婚姻〔毛自己不承认早年在韶山的那次婚姻。但罗氏是“明媒正娶”来到毛家，且载入了《毛氏族谱》的。一九五○年毛岸英回韶山时，还曾特地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送了人民币五百万（旧币）元〕。这些事虽然有点瓜瓜葛葛，但这是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何况这早期的一首小词呢？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就像阿Q一样，你说他祖上很阔，比赵太爷还阔，他很得意。你如果说他祖上某某也要过饭，偷过南瓜，或嫖过妓，或有过婚外恋，他就会青筋暴突地和你大吵一场，甚或打上一架。其实，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如此。他应该是一个诗人，写过一些好诗。但他首先是一个“人”。要重新造出一个“诗神”是不可能的。他的诗词，“史诗”也罢，“不须放屁”也罢，都将放在历史的桌面上，任由人们评说。
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共产党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补记：《贺新郎》原词还有几处修改的差异，兹录于后：
“苦情重诉”，原作“惨然无绪”；
“人有病，天知否”，原作“曾不记，倚楼处？”；
“要似昆仑……”句，有多次修改。一是“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二是再改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小儿女”。三是将最后一句改为“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倦眼朦胧集》自序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倦眼朦胧集》自序
？ 陈漱渝
我做过当作家的梦，但没有做过当学者的梦。
然而，我现在似乎的确厕身于学界了，而且头上“纸糊的假冠”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仅各类人名词典给我加的头衔就不下十几种，诸如“世界名人”“中华精英”“兴国英才”“创业精英”“杰出人物”“中华魂”……吓得妻子瞠目结舌：“哇，像你这样的人就叫做学者？！”
妻子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她最清楚我的学术根柢：小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渡过的。母亲当时在湘西难童学校任教。四岁的我因为无人看管而混进了小学，留下的记忆是头上长过虱子，上课尿过裤子。小学毕业前夕目睹了国民党抓兵拉，国统区通货膨胀，真正感受到腐朽到那种程度的政权如不土崩瓦解，实在是天理难容。解放初期一边上学，一边养猪卖菜；准确地说，是早上卖完小菜再上学。一身二任，学习成绩自然一蹋糊涂，唯一的优点是“热爱劳动”。中学六年倒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度过的。不过因为穷困不堪，在风华正茂的同学群中是属于“丑小鸭”一类人物。仅仅因为数学几乎年年补考，学文便成了我毕业后的唯一出路。升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当时又偏偏因为冤假错案而被开除了公职，在湖南长沙郊区的马路边锤石头谋生。如果写出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我升学的美梦肯定会成为泡影。幸而我当时发挥了最佳竞技状态，鬼使神差般地编造了一篇革命故事，把我的母亲虚构成了一位因替八路军隐藏枪枝弹药而被日寇活活烧死的巾帼英烈。这篇文章肯定感动和教育了判高考作文的老师，我的语文成绩出乎意料地得了高分，因而十七岁的我顺利进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
大学五年是连续读下来的，没有跳班，也没留级。但与其说是“读”，毋宁说是“混”。因为一九五七年赶上了反右派，五八年赶上了大跃进，五九年赶上了反右倾。这几年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也曾被派赴天津第二造纸厂搞技术革新。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承蒙组织信任，我成了河北省委工作组的成员，又被派赴邯郸地区的落后社队（那时称“三类队”）去抓集体食堂，以保证贫下中农每天能吃到仅有的四两口粮。直到跟贫下中农一起都饿得眼丝充血、浑身浮肿的时候，我也就告别了大学生涯。用知识的秕谷当然不能养成知识的巨人。因为大学期间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我的古典文学知识当然非常敷浅；又由于先反美、后反修，先后学得的一点点外语也都成了随风而逝的“洋屁”。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中西知识两茫然”。又加上大学毕业前体质虚弱，还有一门课程不及格，这就是体育。老师出于恻隐之心，让我单独做了一套体操，记得那时叫做劳卫操，算是补考过关，这才混到了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不过在大革文化命的红色风暴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了消毁“反动”物证，这张文凭被我亲手撕成了碎片。
由于血缘带来的海外关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执教，算是落实了对“可教育子女”的“给出路”政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鼠崽子”得以进京，那真是齐天的洪福。这一晃又是十四年。不过其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所以我在中学执教的时间实际上不足四年。这四年的粉笔生涯对我的提高，是初步学会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减少了文章中的若干废话和病句，同时养成了提笔忘字之时勤翻《新华字典》的习惯。所以我现在的文章虽然没有象新派学者那样实现“话语转换”，但却比较清通畅晓，跟我的为人一样，像是一泓小溪，虽浅显但透明，绝不会给人以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如果说我也有什么学术生涯的话，那“生涯”是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因为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的千钧棒抡得晕头转向，文革中期又在广阔天地脱胎换骨炼红心，哪里还会有心思和精力搞什么学术？再说，在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岁月中，除开“上纲术”“整人术”“卖友术”“卖身术”……真正的学术无一例外都属于禁区。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作为“五七战士”战天斗地的那些日子。我跟“五七战友”们从北京古老的德胜门拆下城砖，装上大车，靠人架辕，一直拉到昌平县沙河镇一带去垒猪圈。当大车的胶皮轱辘陷入泥沼时，战友们就会齐声高诵副统帅的语录鼓舞士气：“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除了养猪，还要种菜。“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那时掏粪似乎跟今天入洋行当白领一样，是一种令人艳羡的工作。因为干校在郊区，休假无定期，只有进城掏粪，才能多争取一点时间跟家人小聚，不致因革命而“东飞伯劳西飞燕”。于是，在北京的红霞公寓，人艺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