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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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之所以激赏王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英雄相惜，作家相轻，而懂政治的二王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胆子大得恰到好处。他能在文艺气氛最特殊的时期攒出一个《渴望》，后来又有一个《编辑部的故事》，不但平安，而且叫座，从事影视的人，有几个能有他这样的“风水”“运程”！从他对自己从事影视制作活动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他对出手火候和时机的准确拿捏，对新闻传媒的充分利用，足以让文艺批评家对他的“无知”——精明狡黠的同义语——叹为观止了。
更进一步说，王朔宣称无知者无畏，也有一点真实的表白，他当然明白自己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所以坦率承认，就可以放胆骂人而不必在知识问题上缩手缩脚。另外，声明自己无知，有预留地步的用心。就算有人出来叫阵批判，就算人家说得有理，甚至无法反驳，那也没关系，因为我早就把话撂那儿了，我本无知，你跟我较哪门子劲？有了这个预留地步，王朔就可以坦然面对任何批评而面不改色心不跳。以无知作为无畏的理由和借口而且自鸣得意，这和以贫穷为光荣、以大老粗为自豪、以交白卷为英雄、以“阳谋”为正义的诸多现象一脉相承，都是当代中国轻薄文明，仇视知识，否弃道德的反智主义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
北京号称文化古都，文化中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以流氓自居而且招很多人喜爱的家伙？这实在是值得探讨的一件趣事。流氓也好，无知也好，既然是文化意义上的，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话语暴力。王朔的作品和言论，就是这种话语暴力的典范。他这种话语暴力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我下面想要探讨的问题。
王朔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都有生动的表现。王朔的童年不但处在暴力充斥的文革期间，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军队的大院里长大的，当时这个院子里的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血腥洗礼。王朔童年时期的社会、单位（也许还有家庭）这从大到小的多重环境，与此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对他的心理影响自然非常巨大。
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暴力运动。这场运动，从当时看，不但触及了“走资派”的灵魂，也触及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灵魂，比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样的触及——准确说是心理创伤，在文革结束后，经过反思清算，实际上已经基本痊愈。但另外一种创伤，即思维的语言的创伤，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治疗，这在王朔的小说电视特别是他的批评语言中，在柯云路（切记他就是北京人）的伪科学也是新迷信学的著作中，在北京那些追新逐后的批评家的文章中，都有很强烈的表现。这种语言暴力并不表现为作者使用了多少文革时期的语汇，而表现在他们那种带有强制性、攻击性、绝对化的思维言谈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思维言谈方式称为柯云路综合症，其具体表现有：自命不凡，对抗意识，混淆是非，实用主义，言行不一等等。但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讨论当代这种精神病症与文革的关系。人们在批判王朔时从道德和艺术上着眼的多，对他的语言暴力倾向似乎注意不够。而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军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即使文职单位、文职人员，也不能免除暴力的影响。在心理上有暴力倾向的作家，常常容易和军人军队发生共鸣。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在六十年代就有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倾向，他是在军营里切腹自杀的，他认为日本军人已经丧失了武士道精神，需要他用自己的鲜血来刺激他们的嗜杀精神。现在嚣张反华的作家石原慎太郎也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既然处在一个军事文化的环境中，自然要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影响，成人尚且如此，儿童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王朔除了和其他很多同龄作家一样，有文革这个思想文化背景外，还比别人多了一层军队单位或大院军事文化的成长背景，这就使他心理上的暴力倾向远远超过了别的作家。
而且，中国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发生武斗混乱后，从地方政府到厂矿学校，军队全面接管权力；为了使这种接管更名正言顺，更具有权威，毛泽东还专门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队的权威因此空前膨胀；中苏关系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九年趋于紧张，整个国家都曾经处于准军事状态，不但到处都建立了解放军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就连中学的组织结构都施行军事化，班改称排，年级改称连。这一切，都使得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在对整个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的反思中，社会焕发出了一种新的青春活力。老一辈的人怀念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和辉煌业绩，中年一代回忆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青年一代则回忆上山下乡的悲欢，这种种回忆反思批判，一方面是要确证自己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则都含有对文革和现实的种种批判质疑，而批判质疑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自己的现实价值的定位上，因此这几代人都还满怀希望。正是这种回忆反思批判的青春活力，激活了王朔的少年记忆。但王朔的回忆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的肯定。上几代人的青春是美好的，惟独文革时期的中国少年是在暴力的野蛮的文化荒芜中成长起来的，用作家李锐的话说，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实的文化主流不能肯定你的历史，当然也很难给现实的你一个满意的文化定位。王朔之所以从最初的一般的痞气，发展到今天的满嘴狂言脏话，就与这种失落有大关系。而他在很多人那里得到欣赏产生共鸣，也与此有关。一般作家大多有一个“愤青”阶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地位的确定，随着既得利益的获得，会逐渐变得平和，老成，世故，圆滑，或者还有老辣。但王朔的发展是相反的，他开始写作时流露的还仅仅是一般的痞气，到后来，名声越大，他反而越嚣张，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满嘴喷粪而毫无顾忌了。他发现用一种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他虽然早已过了“愤青”的年龄，但却一直在有效地利用永远存在的社会“愤青”心理。而他之所如此肆无忌惮，乃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他是文化上的“老愤青”。王朔愤愤不平的，显然不是人们把他视为通俗作家——对此他不屑一顾；他在意的正是主流文化对他的话语方式的拒绝和否定。因为很明显，如果认同这种话语方式，就是认同反文化的流氓作风，就是认同培养孳生了这种作风的文化大革命。
三
仅这两方面，我认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王朔话语暴力的形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他作为北京人的优越感和霸权意识。在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北京作为首都，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中心城市比如上海天津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对周边地区甚至对北京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在整体上使国家的经济文化保持某种均衡状态。但是从五十年代后半期以后，这种均衡被彻底打破了，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了军事、金融、教育、科研、文化和新闻出版的中心，后来更逐渐成了经济中心，甚至还成了工业重镇。这是计划经济和集权社会体制的必然结果。现在人们还没有更多注意到北京彻底核心化后对整个中国造成的极其巨大的影响（只是有人注意到了北京在工业化过程中取代天津成为北方经济商业中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也无力就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但最简单说，这样一个绝对的中心，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就意味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力；权力而不可抗拒，自然也可以视为暴力。北京虽然号称文化古都，但那是指历史，至多只能算到五十年代中期。在那以后，从新闻、教科书、艺术标准、体育裁判……一切都是北京某个机构某些人或者某个人说算。北京发出的声音这么强大而且带有不容置疑的强制性，生长在北京的北京人能不感到特别的牛么？！狐假虎威，王朔假北京威！相反的现象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也足证我上面所言不虚。九十年代初北京尚未有大规模改革开放之前，在深圳广东甚至海南看到下海做生意、打工的北京人，他们非但没有什么气焰，而且有些人的表现可以称得上卑琐。南方的金钱，香港的时髦，曾使很多北京人艳羡而低眉顺气。王朔本人不也曾南下一次，在生意场中谦卑走一圈么？所以我可以说，北京人真要长期离开北京，他就不像北京人了，虽然他口音不变，但口气肯定变。他绝对不会到处丫来丫去了。
北京非常能给北京人“提气”。因为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几乎是所有种类的重要资源，除了海洋的潮湿空气和做人的谦卑，北京人几乎什么都不缺。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北京以外的地区负有给首都提供鸡鸭鱼肉蛋禽奶菜水果土特产及各类工业品和副食的义务，而且是政治任务。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副食供应的时候，北京人还能吃到一点东西（上海也要其他地方供应，但上海有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产品提供给全国，可以视为正常的交换），这也是北京上海知青到了边疆，比其他地方的知青对饥饿、贫困的反应更为强烈的根本原因。中国知青文学作家主要出在北京上海，就因为他们感受到的都市与乡村的反差，比其他地方的知青要强烈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上海知青对上山下乡的描写，遮蔽了其他地区知青的不同体验。这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学叙事上的霸权表现。
所以再底层再穷困的北京人，仍然有傲视天下的气魄，张大民们虽然生活得惨不忍睹，还可以嘲笑外省人。王朔正是这样一个主。他满嘴脏话，以流氓痞子自居，却有足够的勇气说金庸是港台四大俗之一。他就有这个勇气。用毛泽东的话语方式说，他的勇气是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爹妈遗传的吗？也不是；他的勇气是北京给的。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北京并不是这样，至少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就不是这样。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就没有现在的北京人那么强烈的优越感，就没有王朔这样的勇气。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首都在北京。要是首都在别的地方，我相信王朔不会这样嚣张，他的气焰至少要降低百分之七十。现在人们口口声声要反对美国霸权，我看中国人首先得反对反对文化意义上的北京霸权。北京霸权的消解，有赖于其全能中心地位的消解。为什么中央乐团、国家大剧院一定要放在北京？为什么中国作家协会或者全国文联不可以设在其他城市？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定就是最高学术机构，这个最高，是指它的行政地位，还是指它的学术权力？是指它的学术水准？还是指它办的杂志最权威？这个权威又是如何评定的？是谁评定的？当全国所有大学的文科教师都要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办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申请教授职称，因此都要对这些刊物的编辑恭敬有加俯首贴耳低眉顺眼时，我看到了北京文化霸权——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文化暴力——最现实的表现。而这正是王朔得以猖獗的现实基础。
四
当然我并不是说五十年前的北京没有毛病，我也不认为老北京的某些传统对王朔没有影响。
自从大清朝覆亡，北京就成了独裁者和政治投机分子活动的大舞台。略微读一点现代史，我们就知道政客们在北京搞了多少阴谋诡计，玩了多少流氓手段，实施了多少残暴镇压。有一个说法曾经很流行，说北京自八国联军之后，一直是个未经战争蹂躏的和平城市。当时我也信这话。但现在我认为这要辨证的看。北京虽然很多年没有经受战争洗劫，但不等于北京没有暴力行为和暴力文化。实际上这些暴力形式，北京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往早里说，有戊戌变法后对六君子的残酷杀害，再往后，北洋军阀在三一八惨案中枪杀学生，张作霖绞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北京虽然很少枪炮声，但被笔杆子杀死或逼死的人难道还少吗？被最有文化的愚昧民众唾沫淹没的生命还少吗？……
但是，文化和思想上的暴力，毕竟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暴力。一般的暴力在施行时不一定需要掩饰和理由；文化思想上的暴力则必定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需要有欺骗性，需要用大量的谎言来包装。换句话说，文化思想上的暴力是需要技巧和手腕的暴力。文化思想暴力需要把流氓嘴脸打扮成英雄形象，有时则相反，需要公开承认是流氓，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坦率坚决，来更沉重地打击对手——你遇上流氓了，呼天无语，入地无门，说理而无人理，那你就只有缴械投降，或者干脆自绝算了，省得老子动手！流氓就这样自然转化成了英雄。我认为，王朔之所以理直气壮地当流氓，而且能获得很多人的赞赏，其心理渊源就在这里。说白了，我们在一种流氓文化的环境中浸淫太久，深受其害不自知，即使是正义的声音，正义的事业，在北京这个奇怪的地方，结果都会以流氓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很多政治加色情的笑话就出在北京，这些笑话体现了北京人的政治智慧和幽默感，表达了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甚至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也常常使用流氓语言，在批判嘲笑别人的同时，自我塑造着一副流氓嘴脸。最近网上有不少北京网民抨击台独就用了这种方法，去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和中国大使馆，很多北京网民也使用这种语言攻击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老任务”的新世纪？
？ 肖 殷
每年元旦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都要找老友童哥聊天。
新世纪一开始，《书屋》就有好文章。《新世纪 老任务——答客问》我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童哥边沏茶边兴奋。
“任务”？这不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语汇？革命历史小说和电影中经常见到，接下来无不是“坚决完成任务……”。《书屋》有以“任务”为题的文字，头一回罢？都新世纪了，还什么“任务”？
我迫不及待接过童哥递给我的杂志读来。
李慎之先生虽年逾八十，壮心不已，为了迎接新世纪，接见年青人，语重心长希望我们青年一代继承反专制主义的“老任务”。李老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形成的”，“靠什么理论体系维持”，讲得何等透彻。
这青年客人知道李老对“全球化这个大问题”“素有研究”，却不晓得中国知识分子议论专制主义已经一百多年，经李老开导才知道了许多“过去没有听说过的”“对专制主义的议论”。有这样的年青人？虚构的吧。
李慎之先生是老干部，领导过我国的最高学术机关。近几年知识界一些青年名人跟他一起，继承“五四”反专制主义的使命，很有影响。《答客问》虽然有点像作报告，但他提出的“老任务”确实严峻、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