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2-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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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力量的人，但他们自己首先就不尊重自己穿着的制服，他们自己就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制度及其力量。总之一句话，穿制服者本身还没有被制服所代表的力量制服。因此，要穿制服的人去制服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力量的人，首先必须制服穿制服的人；否则制服所代表的力量就非常虚弱，制服所代表的制度也十分脆弱。
　　由此可见，穿制服的人是否被制服，是一种制度是否完善的首要标志。一种制度要证明自己的生命力，首先必须制服的，不是不穿制服的藐视制度者，而是穿制服的藐视制度者。如果连穿制服的人都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制度及其力量，那么这种制度就非常危险。
　　实际上，上述道理在不代表国家制度的其他制服上体现得更充分。比如，医生穿白大褂，宾馆侍者穿礼服，小学生穿校服，都说明他们已经被身上所穿的制服所代表的制度所制服。穿上白大褂的医生，被救死扶伤的医德所制服，否则他就不配当医生；穿上礼服的宾馆侍者，被为人服务的职业道德所制服，否则他就要被炒鱿鱼；穿上校服的学生，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目标以及种种校纪校规所制服，否则不是留级，就是被开除学籍。由此可见，穿制服者，首先不是去制服别人，而是自己被某种正义法则所制服。只有自己已经成为被制度所制服的人，他才能获得制服所代表的制度的力量，否则他就是窃取权力者，是穿着制服的制度破坏者，是披着羊皮的狼。
　　当然，人不是奴隶，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制服，任何一种代表正义的社会制度，都是为了遏制在人类社会中推行狼吃羊的丛林原则。制服所代表的制度，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获得自由发展的同时，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也就是说，在不违反制服所代表的制度、不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制度的力量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警察下了班，可以去钓鱼；医生下了班，可以去写作；侍者下了班，也可以去另一个宾馆享受；学生放了学，可以在家里无法无天——比如我女儿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不断来跟我捣蛋，非要我给她讲大灰狼的故事不可。
　　八　问题的事故
　　二十世纪初，是个“问题与主义”的时代，到了世纪中叶，“主义”获得了胜利，于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出生于六十年代初，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信仰“主义”的少年，但我却碰到了问题。“问题”有三：一曰“生活问题”，一曰“组织问题”，一曰“经济问题”。我小时候听不懂大人嘴里的这三个问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年轻人，常常受到长辈或领导的关心：生活问题解决了吗？回答照例是：没有。于是受到赞许和鼓励：不要着急，先把工作做好，以后再慢慢解决生活问题。但一个直奔大龄而去的老青年却要受到责备：怎么可以只顾工作而忘了解决生活问题？中国人是重视人伦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便在主义时代也是如此，虽然主义时代清教得很，不能谈婚论嫁，而只能讳言之为“生活问题”。当时的清教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甚至提及“女人”也属下流，只能称之为“女同志”。但既然已经明确归入“大龄”，与“女同志”的问题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同样，这个年轻人也常常会受到组织上的关心，组织上要问的问题，当然就是“组织问题”，但问法与“生活问题”相似：组织问题解决了吗？回答照例是：没有。这是不可能得到赞许和鼓励的，而要受到责备：年轻人，要有点朝气，有点上进心，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来，组织问题要尽快解决。这是组织上的暗示，就像明明是姑娘自己爱上了小伙子，但却一定要暗示和撩拨小伙子倒过来向她求爱一样——尽管这属于“生活问题”的范围，但原理是一样的。正如在生活问题上，小伙子一旦被姑娘相中很少能全身而退，最后只好与姑娘一起解决生活问题，建立一个“生活组织”一样。在组织问题上，年轻人一旦被相中，也同样难以抗拒，最后当然是解决了组织问题，过起了“组织生活”。
　　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一个人的全部问题就都解决了。一个解决了生活问题的小伙子，与一个没有解决生活问题的小伙子相比，会格外受到尊重。同样，一个解决了组织问题的人，与一个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人相比，会格外受到器重。可见，解决问题比不解决问题要好。但区别也并非没有，比如说生活问题要解决得正当其时，解决得太早和太晚，就是有了“生活问题”。生活问题已经解决后，在生活组织之外另有秘密生活，就是出了“生活问题”。出问题总是不好的，但会出“生活问题”，决不会出“组织问题”，因为组织本身是十全十美的，决不会出问题。
　　与解决生活问题宁晚勿早相反，解决组织问题是宁早勿晚。因为这往往涉及待遇，常常要排年份，是哪一年解决组织问题的，就有哪一年的待遇。“待遇”一如“黛玉”，是不可不争的。而且一旦争起来，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如果在组织内没有争到满意的“待遇”，而要到组织外捞取待遇，那就是出了“经济问题”。而出经济问题的原因，大概也不外乎是为了某个“黛玉”。所以我常常听说，某人出问题了。问曰：什么问题？答曰：生活问题。或曰：经济问题。不过，经济问题大抵与生活问题有关。这就是我们的由“组织”全面控制起来的，“组织”起来的“经济”下的“组织”起来的“生活”。
　　现在是淡化“主义”，重新研究“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新世纪已经来临。

　　纸上的博物馆

　　？　周泽雄其实，“文革博物馆”建不建是无所谓的，如果这指的仅是一幢建筑物的话。虽然文革时期鼓励人们引用的大量警句中，真正雄强有力、颠扑不破的看来只有这一句——但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臂戟指，说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现在好像已经不这么鼓励了，现在希望我们牢固树立的似乎是这样的认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前进。我是根据“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猜出这个意思的。
　　如果我们民族还不具备直面过去的精神力量，建在地上的博物馆，与建在空中的楼阁，实在也没有多大区别。何况，真正的文革博物馆，未必需要权威的力量，甚至未必非得具有传统博物馆的形貌。我相信，参观古拉格群岛与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后者更能反映苏联大清洗的内幕，更能说明当权者的无道、人民的苦难和尊严，因而也更具有博物馆的内在本质。在了解历史真相的诸种途径中，读者的身份较之观光客的身份是毫不逊色的，文字的力量，从来不在具体实物之下。实物会损坏，语言则能传之久远。在俄罗斯，当索尔仁尼琴们通过文字再现了“古拉格群岛”之后，再建一个“古拉格博物馆”，也许反成了不急之务。灾难被铭记了，罪行被审判了，死难者再也不会被忘怀了，凶犯则永无越狱可能地被文字囚禁了。这是纸上的博物馆，它来自民间，代表正义。它以地火的方式运行，所到之处，民智为之开启，正义为之燎原，权奸为之战栗，如果有谁执意扑灭它，那就烧破他的衣襟，照亮他的狰狞，焚毁他的宫廷。
　　回到中国。文革过去二十多年了，不管有些精英先生如何抱怨民主进程的缓慢，我们仍得承认，中国已经朝着好的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且我们也愿意相信她会越来越好。地上的文革博物馆虽然迟迟没能建立，纸上的文革博物馆，还是有机会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我读李辉的大作《风雨中的雕像》所产生的一点感想。
　　从研究巴金崭露头角的李辉先生，又继余秋雨之后在巴金父女旗下的国内王牌刊物《收获》上任专栏作家，自不难一举奠定其实力派中生代学者的地位。李辉的工作方式似乎是这样的：出于对文革的强烈关注，对历史的崇高责任，他选择了陪历史老人（或历史老人遗孀）谈心的方式介入文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角度，通过对当事者的采访，他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现场。如果材料真实，剪裁有力，叙述严谨，分析深刻，他至少有可能为我们在纸上重建文革博物馆的某个分支。该书没有序跋，我们无从了解作者的种种题外话。但寥寥百余字的“内容简介”，好像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期待。全文如下：“本书以凝重的笔触，记叙了十一位富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如邓拓、吴晗、田汉、老舍、胡风、冯雪峰、赵树理、萧乾等，并通过他们的遭遇，发出深刻、深长的感叹，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别具只眼的议论，读来动人心魄，发人深醒”。（按：末字写错了，应为“发人深省”，另外“富有”也下得轻佻了些，说“具有”就可以了）。扉页上的题记更是“动人心魄”，让人不禁联想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入口处。格式如下：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

　　试谈汉字的优点

　　
　　？　王若水
　　近读郑敏先生的《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论及汉字问题。作者似乎担心有朝一日会下令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化。我也是反对拉丁化的。记得几十年前，当我一度是一个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的时候，曾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唯独有一点却不能同意，那就是他认为文字改革应当走拼音化的道路。在开始改用横排，推广拼音文字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为过渡到全部改用拼音作准备。我认为这是万万不能的，那将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中断。秦文汉赋，唐诗宋词，一旦改成拼音文字，那还能读吗？再说，中国人的姓名也没有什么意思了，“立早章”和“弓长张”没有区别了。当然，后来还听到一种说法，是在采用拼音文字后，方块字也不废除，两者并存并用，叫“双轨制”。我想，一种语言使用两种文字，岂不是更乱了吗？
　　不过官方从未正式宣布要用拼音文字代替方块字。现在汉语拼音文字已推广几十年，可是丝毫也看不出代替方块字的趋势。在小学课本和字典中，它只是起注音作用；在商品包装和书籍封面中，它只是起装饰作用；在电脑打字中，它只是输入方式的一种。小学生写信，遇到不会写的字，会用拼音来代替，但仅此而已。用拼音文字来写信或写文章的事，我还没有看到过。关于废除汉字，多年来已经很少听到这种主张了。一九八五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许透露了某种信息。所以，对废除汉字的事，我现在倒不担这个心。我认为兹事体大，真要准备做起来，一定全国大哗，党中央通不过，全国人大也通不过。
　　郑敏先生对语言文字问题是研究有素的，她对汉字的优点作了很多论述。但我想还可以作些补充。因为是门外汉，所以只能说是“试谈”。我有意不说汉字的“优越性”，是因为想避免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汉字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我以为，汉族之所以没有采用拼音文字而采用了方块字，这是由汉语的语音决定的。
　　和西方语言比较，汉语是以单音节音素为主的。西方语言中也有单音节的词，但为数较少，而且常常可以从发音上加以区别。如Marx就只有一个音节，即mar；这个词最后的x字母，读作ks；没有母音，所以不构成音节。Marx和英语中的Mars（火星）、marsh（沼泽）、march（进行）、mark（记号）、smart（伶俐）虽然都是单音节的词，而且这个音节都是mar，但由于加上了不构成音节的子音，无论在字形上或发音上都有明显区别，不发生相混的问题；只有march和March（三月）是相同的。
　　汉语里没有这种情况。Marx这个词的发音，最后那个x；本来只是一带而过；音译成中文，就必须把那个尾音x加上母音，读成Ma－Ke－Si（马克思），变成三个音节，三个汉字了。所以汉字中的同音字就特别多。如果采取拼音文字，就会碰到一个“重码”问题。如shi这个音，可以是“是”，也可以是“诗”、“事”、“市”、“十”……好像是赵元任作过一篇几十字的游戏文字，全篇用shi音，头一句是：“石室施氏，嗜食狮，誓食十狮。氏适市市狮……”，底下我记不得了。如果用拼音，那就是shishishishishi……根本没法读。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汉语的同音字确实是很多的。《辞海》中收集的shi音字，我数了一下，计一百二十六个（不包括繁体字）；难怪用shi音字写一篇几十字的文章是可能的了。我们在用拼音方式把汉字输入电脑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必须在众多的同音字中选择一个。即使加上四声，也只不过使重码减少一些而已。古语中多单音节词，现在大量的是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这是必然趋势。但重码问题仍不易解决，如shi－shi，在词库中有：事实、试试、事事、逝世、实事、实施、时事、时势、时时、失实、失事、失势、史诗、誓师、适时、十时、石狮、世事，共十八个词。再如ji－shi，词库里有：即使、及时、既是、即是、即时、几时、记时、计时、记事、几十、纪实、疾驶、急事、纪事、技师、集市、基石、忌食、机时、鸡埘，共二十个词。到底是哪一个？用拼音是无法分清的。方块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汉语中的同音字区别开来。这些音同而形不同的字就被赋予了个性，带着不同的感情色彩，能引起不同的联想，从而增加了文字的感染力。如果把“诗”变成shi；那就是一个纯粹的、冷冰冰的声音符号，同“狮”“虱”“尸”毫无区别了。
　　西方的多音节语言注定了必须采用拼音，而汉族语言注定了只能用方块字，这不是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英语的International；用汉字写起来，就是“英特纳雄纳尔”，别扭之极。演《泰坦尼克》男主角的那个演员Leonardo
　　DiCaprio，中译作雷奥纳多·狄卡普里奥，中译比原文还难记。反过来，我的书架上摆着一本书，封面有一行用拼音文字写的书名：SIBIANDUANJIAN，你能猜出它就是王元化的《思辨短简》吗？
　　汉字的笔画好似拼音文字的字母。拼音文字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横排，通过字母的不同排列来显示不同的词，这样势必拉长。汉字的笔画（横、竖、撇、点、捺、挑、厥、钩）则可以组成汉字的“部件”，组成偏旁部首，再用多种方式组合成一个字。如“林”“储”“谢”等，这都是横向的；也有竖向的，如“二”“雷”“音”“意”“重”等字；还有既有横向又有竖向的，如“品”“森”“姿”“谘”。此外还有框形结构和屏障结构的，如“国”“闯”“司”“厥”“匡”，等等。一个由三横笔构成的“三”字，只要竖起来，就变成“川”字。“上”字倒过来是“下”，“由”字倒过来变成“甲”。此外，字与字还可以组成“合体字”；其中绝大部分是形声字，一半表意，一半表音，如“烤”“秧”“鞍”。这样，千变万化，都容纳在一个小方块中。
　　汉字一共有多少？《康熙字典》收了四万七千多字；台湾出版的《中华大辞典》收了五万字；日本诸桥辙次著的《大汉和辞典》收了五万三千多字。（此外有上海出版的《汉语大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