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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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同性恋在中国长期以来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把它视为禁区，讳莫如深。实际上这一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它是不容回避的，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重视。本书由刘达临、鲁龙光教授主编而成，分析古代与现代的同性恋者，并从临床心理学及社会学角度上做了2000多例调查分析，希望人们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使他们从自卑、屈辱甚至绝望的心理中解脱出来。。。。
作者： 刘达临 鲁龙光
/* 标题 */
中国同性恋研究
/* 目录 */
序言（1）（图）
序言（2）
前 言（鲁龙光）
前 言（刘达临一）
前 言（刘达临二）
作者（图）
有关同性恋的记载（图）
日本同性恋（图）
历史上最早的同性恋记载（图）
同性恋的一些称谓 （图）
迷于同性恋的两汉皇帝（图）
古代同性恋者的性角色（图）
社会环境影响同性恋 （图）
男风泛滥的明清朝野（图）
清代文人笔下的同性恋（1）（图）
清代文人笔下的同性恋（2）（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1）（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2）（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3）（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4）（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5）（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6）（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7）（图）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8）（图）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1）（图）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2）（图）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3）（图）
同性恋者知多少（图）
同性恋者的分类（1）（图）
同性恋者的分类（2）（图）
同性恋者的分类（3）（图）
同性恋者的分类（4）（图）
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1）（图）
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2）（图）
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3）（图）
同性恋者的婚姻问题（1）（图）
同性恋者的婚姻问题（2）（图）
同性恋者的婚姻问题（3）（图）
同性恋者的婚姻问题（4）（图）
同性恋者的婚姻问题（5）（图）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1）（图）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2）（图）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3）（图）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4）（图）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5）（图）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6）（图）
同性恋与艾滋病（1）（图）
同性恋与艾滋病（2）（图）
同性恋与艾滋病（3）（图）
同性恋与艾滋病（4）（图）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1）（图）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2）（图）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3）（图）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4）（图）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5）
文艺介入同性恋探索领域
艰难的调查之路（1）
艰难的调查之路（2）
艰难的调查之路（3）
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的特点
性生理发育和手淫
择偶标准
相识与相聚
同性性伴侣之间的关系特征（1）
同性性伴侣之间的关系特征（2）
性行为（1）
性行为（2）
性行为（3）
性行为（4）
性行为（5）
性观念（1）
性观念（2）
性观念（3）
性观念（4）
性教育和性知识（1）
性教育和性知识（2）
意向型同性恋许多通过调查（1）
意向型同性恋许多通过调查（2）
意向型同性恋许多通过调查（3）
性感型同性恋（1）
性感型同性恋（2）
性感型同性恋（3）
性感型同性恋（4）
性感型同性恋（5）
快乐型同性恋（1）
快乐型同性恋（2）
快乐型同性恋（3）
复合型同性恋（1）
复合型同性恋（2）
复合型同性恋（3）
同性恋的成因（1）
同性恋的成因（2）（图）
同性恋的成因（3）
同性恋的成因（4）
同性恋的成因（5）
同性恋的成因（6）
同性恋的成因（7）
同性恋的成因（8）
同性恋的分类确定（1）
同性恋的分类确定（2）
同性恋的分类确定（3）
同性恋的分类确定（4）
对同性恋者治疗的可能性（1）
对同性恋者治疗的可能性（2）
对同性恋者治疗的可能性（3）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1）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2）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3）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4）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5）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6）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7）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8）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9）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10）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11）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12）
疏导矫正心理治疗（13）
同性恋的预防（1）
同性恋的预防（2）
同性恋的预防（3）
同性恋的预防（4）
同性恋的预防（5）
同性恋的预防（6）
同性恋的预防（7）
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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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1）（图）
［德］Ｅ·Ｊ·黑柏乐 对我来说，为刘达临教授和鲁龙光教授主编的这本关于同性恋行为的书写一个序，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一种荣誉。在西方工业社会，在近１５０年以来，出现了一种看法：同性性行为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人的特点，即所谓同性恋者。近来，也往往谈到“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所有的这些名词都是源自工业化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在这以前，即使在西方，人们对此也很陌生，不明白他们在这方面需要表达的概念。当然，众所皆知的是，在全世界，少数男女在不同程度上，在他们生活中对男女两性都有性爱的兴趣，甚至少数人部分或全部地为同性所吸引，而不赞成同性恋行为的那些社会并不认为所涉及的人们已经构成了人类的不同形态。他们对性的尝试都是不同的，很难说这是为什么，正像为什么有人喜欢草梅冰淇淋而另一些人却喜欢巧克力冰淇淋那样，也很难说清这是为什么。当然，有许许多多有关这种起因的理论。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它是荷尔蒙不平衡造成的吗？它是存在于大脑里，还是存在于基因里？它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它是可以防止的还是应当防止的？它应当受惩罚还是可可用药物治疗？还是简单地不去理会它？所有这些新问题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只出现在西方呢？我们在赫希菲尔德环游世界的旅行报告中得到了一些启示。从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这个最伟大的性学先驱环游了全球，在数以百计的文献中介绍了他的新的研究。例如，他在中国的大学，在北京、广州和上海数以千计的听众面前都讲过课。然而在日本，他遇到了一些情况：“当日本帝国大学研究精神病学的宫术教授和我首次见面时，他说：‘亲爱的赫希菲尔德，请告诉我，在德国、爱尔兰、意大利，人们怎么会听到这么多的同性恋，而在我们中间就没有呢？’我的回答是：‘我亲爱的朋友，这是因为你们允许我们却是禁止的。’”之后，赫希菲尔德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陆续讲述同性恋问题，但未能引起多少日本人的注意。日本社会只把这种事情视为私事，因此不把它看成那种需要科学、法律或其他专家评述的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认为，只要他们不损害公众利益，那么可以让每一个人去追求他们自己的性爱兴趣。事实上这种态度一直到本世纪早期为止，成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典型，因此这些国家在过去没有任何“同性恋问题”。当然，这些国家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同性恋行为，但无“同性恋者”。只有近代西方在对此考虑与注意。例如赫希菲尔德，由于他不屈不挠地企图从德国刑法中排除惩罚两个男性之间性接触的法律，使他在自己的国家中变得处境十分困难。欧洲中世纪前，这种法律不普遍，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曾经制定过，其否定态度是基于许多古犹太人的法律。刑事法典中排除这种宗教影响是在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之后，法国的同性恋行为从此不再受惩罚。到１９世纪末，所有欧洲南部天主教国家和拉丁美洲已经废除了反同性恋的法律。然而，在赫希菲尔德的那个时期，大多数耶稣教国家仍旧惩罚男同性恋行为，并视为犯罪。美国５０个州中，今天有一半仍然有惩罚同性恋的法律，不过，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不满，只好以实际上不执行这些法律来处理。这样，就出现了现代同性恋者与这些歧视他们的法律的斗争。许多同性恋者已经学会论证他们是有特殊情况而进行同性恋爱的。他们还论证不应因他们的种种特殊情况产生的各种行为而受到惩罚，反同性恋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并且应当被废除。一个时期以来，为推翻不公正法律所组织的同性恋权益运动的队伍扩大了。但是，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论点：是的，与同性恋行为相抵触的法律应当被废除掉，但是真正的却是医学上的原因，即同性恋是一种毛病，因而“同性恋者”不应受惩罚，而应当进行治疗。或是说，他们不是罪犯，而是病人，把他们交给我们，我们会照顾他们的。这种好意在西方仍留下了几十年的影响。然而，最后它又被有些人否定了，其原因有二：一是真正的同性恋者似乎没有人曾被真正治好过。二是通过大量的性调查来揭示同性恋和非同性恋者之间的明确区别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代西方流行的一些观点。因此，在１９７３年，美国精神病协会从它的诊断学和统计学手册中删除了诊断同性恋者一章，就是这一笔，使几百万的男女成为健康人。自此以后，“同性恋者”变成健康人了——这是医学史上最伟大、最快速的群众治疗。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已根据要求，把同性恋从患病表上删除掉。结果是在主要医学专家中又一次解决了这种争论，即这种同性恋决不是身体方面的或精神病的标志，而这只是人类广泛的许多行为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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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2）
１９４８年，当美国生物学家金西和他的合作者们首次出版有关《人类男性的性行为》的调查报告时已宣布了上述这一点。他是根据全美１７０００例以上对各种年龄、不同收入的群体和不同教育经历的个人会见而得出的（不是从咨询而得到的）。他要求他们报告他们的全部性活动，并加上他们的全部性经历，进行分析比较，这样就弄明白了，即在同性恋和其他人之间明确划分界线是不可能的：
“男性并不代表两种无关联的人口，即异性恋者和同性恋……不是一切东西都是黑的，也不是一切东西都是白的。自然界很少存在种种分离的目录，这就是分类学的基础。人类通过思考发明了各种目录，并设法把各种事实填入各个被分离的框框内。充满生气的世界中的每一个和各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如果我们了解人类性行为越多，则我们对性现实的了解也就越完善。”
金西从专门是异性恋者至专门是同性恋的行为中，发现两者很可能会发生变化。确实，他发现许多男性自发地从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者，并会逆反，他们中有些人在其生活过程中会有好几次。另一些人，在短期内或长期内发生两者同步行为。这种情况（这在以前从未载入文献中）使金西得出一种逻辑上的结论——要把同性恋者说成是特殊的，明确可以区分的人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不把人区分出具有异性恋者的特征或同性恋者的特征，而是区分出有一定量的异性恋者的经验和有一定量的同性恋经验的个人，则就会鼓励（或刺激）人们更彻底地去思考这些事情。不应用这些术语作为描述各人的名词或形容词，而应以它们更好地来描述各种公开的性关系的本质或描述个人在性方面对刺激的反应。”
最后，金西又提出了另一个十分重要而常被遗忘的观点：
“如上所述，很明显，有关世上同性恋者的数目和异性恋者的数目是无法统计的。”
最近美国芝加哥一个调查组作了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是首次具有代表性的取样——当获得各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时，仍然感到应重复金西的主要论证——
“与好多同性恋文献对照，这种文献深刻地描写这种人之间的区别，即同性恋者在社交方面及心理方面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这个道理被那些设法了解世界范围蔓延的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家所吸取了。起先，他们由于未曾阅读过或未曾了解金西，所以他们开始设想有一个确切的同性恋者的危险群体，但是由于艾滋病的传播进展，卫生当局不得不承认这种设想是错误的。艾滋病未曾受到限制，未曾被“危险群体”和“危险行为”所传播，并且这种行为并不限于在被称为同性恋的人们中。今天，研究人员们说：“男人有男人的性（缩写为ＭＨＳＷＭ），女人有女人的性（缩写为ＷＨＳＷＷ）。”这些新的科学术语只介绍了行为而不作特殊的假定。换言之，今天在对关系生命和死亡的严重问题的流行病学研究中，这种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爱的术语已都不再被使用了，因为这并未被证实有助于了解性的现实。
鉴于此，大多数亚洲国家长久以来都有他们自己的对同性恋的态度，只要他们保持无西方的影响和西方性的框框。例如，不仅日本等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付这方面的犯罪法律（也许实际上仍有反对）。对这个问题的宽容非常有助于防止传播艾滋病。显然，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不会与卫生当局合作——如果他们害怕犯罪受惩罚的话。然而，如果政府要成功地与这种流行病作斗争，那么这种合作是必要的。
同性恋的性活动，常常是十分隐秘的，甚至来自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中。因此，卫生官员要发觉它是绝对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帮助那些处于最有传染可能的人来保护他们自己；另一方面，如果卫生当局使每个人都晓得当局无论如何不会处罚、谴责或嘲笑同性恋的接触，则当局会获得许许多多男女的信赖。确实也使这些当局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人数是多么庞大，他们与疾病作斗争中作为同盟将会多么有用。
总而言之，亚洲不需要，特别是中国不需要采用西方“同性恋”的思想或“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的观念，他们有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看法，但是，东西方也会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大家都在真理的道路上探索。
正如刘教授在书中指出的，同性恋行为在中国，可回顾到最古老的时代，它本身已有久远的历史了，这有它自己的传统和各种解释以及种种评论，尽管这种种解释和评论也在发展变化。也正如刘教授曾在他的２００００例“性文明”调查中指出的那样，今天在大学生中，是有同性恋的性接触的（约有７．８％的学生有过这方面的报道），这只是在人口中的一部分中发生，这种假设确是合理的。如果使这些人感到自己是被歧视的，就会有相反的后果。特别是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歧视同性恋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同性恋接触决不会导致怀孕，因此不会对政府人口政策（或对此事的任何政策）构成威胁；其次是，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从事这种接触的人们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同盟。所以，无论从中国的传统还是就西方影响来说，接受它比禁止它更好，当然，没有必要去鼓励它。性研究人员懂得，而卫生当局也不应当忘记，这种亚文化群不可能在大量的男人和女人中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