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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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4）（图）
在因同性恋而遭受过挫折的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男性有３８人次，占８２．６％；女性有８人次，占１７．４％；年龄在３０岁及以下的有１３人次，占２８．３％；３１～４０岁的有１９人次，占４１．３％；４１岁及以上的有１４人次，占３０．４％。在在押的同性恋２中，男性有１４人次，占４６．７％；女性有１６人次，占５３．３％。年龄在３０岁及以下的有１８人次，占５６．２％，３１～４０岁的没有；４１岁及以上的有１４人次，占４３．８％。以下是陕西省某法院１９８３年对一个同性恋者的刑事判决书：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男，２８岁，汉族，山东省泰安县人，家住××××，捕前系××××团委书记，本人住××××团委办公室，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９日因流氓被收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被逮捕，现在押。上列上诉人因流氓一案，经×××法院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２日以（１９８３）刑字第０１８号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不服，以“定性不准”、“要求对其做出司法医学鉴定”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上诉人×××自１９７５年夏～１９８２年９月的七年间，采用哄骗、送给文具和利用团干部的身份以抄写材料、关心学习等手段先后在××××团委办公室里屋其宿舍和××××团委办公室（×××的住室）等处，多次对青少年薛××等七人进行猥亵和鸡奸等流氓犯罪活动，并教唆诱惑被害人对其也实施上述行为，尤为严重的是，当薛××不忍其摧残，欲摆脱时，×××竟强行要薛××与其订立“盟书”，甚至对薛进行拳击、斥责和恫吓，致薛曾一度产生绝望念头，其犯罪行为损害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经本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上诉人×××流氓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亦供认。上诉人的犯罪行为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也损害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情节恶劣。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上诉人犯流氓罪并予以处罚，其定性和适用法律都属正确，唯查上诉人要求对其予以“做出司法医学鉴定”一节，理由成立，原审法院未予注意，则属不妥。鉴于××精神病医院受本院委托于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已做出“×××精神状态医学鉴定，诊断为性变态——同性恋伴高血压，这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应负部分（限定）责任能力”的结论，故对其原处刑罚应予改变。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法院（１９８３）刑字第０１８号刑事判决；二、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９日起至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８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４日六、中国对同性恋正向容忍和理解转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发展进步已逐渐使许多人，包括一些公安、司法人员在内，对处理同性恋问题如何进一步地合理、合法，如何进一步符合科学道理，如何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并有利于同性恋者身心的健康作了不少研究与思考，内部掌握的处理尺度逐渐放宽，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文化发展速度较快，开风气之先河的沿海地区大城市更是如此。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２０世纪末，中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是，由于我国对于同性恋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禁止，所以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无人投诉，很少有人会导致法律制裁。但是如果涉及未成年人则有可能按鸡奸罪论处。如果同性恋者的配偶或其他人起诉，也有可能按照流氓罪论处。此外，警方会在同性恋者的活动场所施行“出于治安目的”的拘捕，一般会很快放掉，不作记录在案的处罚，但是有时也会作拘留１５天的处分。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总的说来，同性恋似乎不是罪了，全社会依法办事的思想也逐渐树立了。１９９３年安徽省无为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女同性恋者潘玉珍和林永霞同居了，林的父亲告到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公安机关调查此案后，感到棘手，于是报到省公安厅，公安厅批复：“巢湖地区行署公安处：关于你们报的无为县同性恋案件，我们已报公安部，并给予答复如下：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本案具体如何处理，可与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个批示的意义很大，它是国家公安部所作出的。“法律没有禁止的，一般就不要处理”，为全国做出了一个榜样。但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是不一样的，少数地区的少数执法人员还是把同性恋者看成是“流氓”、“作风不好的人”，而肆意抓、打、罚，把处罚同性恋者看成是一个“生财之道”，而同性恋者也只好“打落了门牙往肚子里吞”，害怕事情闹大，乖乖地交一些罚款了事，因为同性恋是见不得人的。即使不打、不罚，那种被执法人员羞辱的心理压力也使人受不了，例如东北某市的一位同性恋者说：“我的性倾向对家庭成员是绝对守口如瓶的，可有时我们也会遇到麻烦指被执法人员发现或者被一些不相干的人发现，为了能摆脱麻烦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会千方百计地乞求他们高抬贵手，那时的心理状态是最惧怕家庭成员的知晓。在乞求中，有时难免受到凌辱。比如，有一次在公园，我被公安局的同志发现了，当他问明我的身份以后，让我第二天上午去公安分局刑警队一次，并警告说，如不去就通知单位及家属，而且要给予我拘捕处分。当时吓得我大汗淋漓。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像看西洋景一样，十几个人轮流审我，问的详细劲让我都羞于回答提问。在小屋子里有的警察让我表演同性性行为的动作……当时我的泪水伴着汗水往下流，我乞求他们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当我从那里出来时，就像大病一场一样。愧疚，自责，后悔，一起涌上心头。在我提心吊胆的等待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发生我认为最可怕的事，在心里认为这场凌辱还是值得的。”这段叙述，读之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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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法律、政策和同性恋（5）（图）
由于同性恋者的心理压力大，有些歹徒就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他们的钱财，而受害者也只能委曲求全，既不愿“告官”也不愿让“圈内人”知道，因为那样太危险或令人感到屈辱。这样，指向同性恋者的犯罪就不能得到制止，而同性恋者们却将此看作一次又一次的来自社会的“打击”和“迫害”而胆战心惊。例如，北京三里河地区有两个蹲过监狱的青年，出狱后无所事事就以敲诈同性恋者为生。他们在白天、晚上频频作案，到他们认为是同性恋者集聚的地区去，与同性恋者打招呼，然后一翻脸说自己是“联防队员”，搜查同性恋者的口袋，以“进行治安处罚”为名勒索财物。这类事情发生过多次，最后被见义勇为者举报，公安部门十分重视，有一次竟派出四名警员手持警棍和手铐去搜寻这些敲诈勒索者。当然，不应把公安人员和这类行动视为“对同性恋者的保护”，准确地说，这是“对人的保护”，同性恋者也是人，是中国公民，他们的合法权益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受到国家的保护。社会总是在向科学地、公正地对待同性恋的方向发展，实现同性恋的非病理化，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国际发展趋势。七、中国医学界对同性恋看法的嬗变１９７３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理事会通过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删除的决议，这就是说，同性恋既不是罪，也不是病了。但是，中国的有关方面并不接受，１９９４年，对１９８９年颁布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二版》完成修订，其中特别指明：“将同性恋仍列为性变态，不采纳国外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删除、完全视为正当的做法。”专家们作出这样决定的背景是复杂的。积极的意见是，同性恋者受到社会伦理乃至刑事迫害，医学专家可以提供病理的标签为当事人作庇护。比如，警察把人带来了，问精神科医生，这个人同性恋者究竟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如果是病，就留在你这里，如果不是，我马上带走。相反的意见是，这种病理标签为社会歧视和迫害提供了借口，这是变态，这是异类，所以精神医学有责任改造和控制同性恋。不过，《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三版》有了很大变化。“第三版”的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９６年９月。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并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思想，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新标准的制定，于２０００年底通过，２００１年正式施行。“第三版”和“第二版”的区别是，“第三版”指出，性指向“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表示同性恋或双性恋作为整体概念来说并不异常。如果把同性恋当成疾病，那么只是“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不包括“自我和谐”的同性恋。换句话说，只有“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才需要治疗。１９７３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理事会决定把同性恋从《诊断和统计手册》的精神病分类单位中删除，已被视为世界同性恋运动史的重要里程碑之一。现在，２００１年４月开始施行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第三版》，也是中国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