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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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无异性性行为与能否公开承认同性恋的关系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没有异性性行为而敢于公开承认或决不承认同性恋的比率，都高于有异性性行为的同性恋者。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没有异性性行为的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高于有异性性行为的，决不承认的则相反。这是因为，大多数有异性性行为的是已婚者，没有异性性行为的是未婚者，所以产生以上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与前文分析的相似。
对同性恋的看法与公开承认同性恋也有较密切的关系，即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同性恋者敢于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要高于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的同性恋者，而决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则是前者低于后者。其原因在于那些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的同性恋者，或是对同性恋问题处于矛盾之中，或是打算改变现状，所以对自己的同性恋行为较多地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２． 同性恋者对社会的希望和要求
无论是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采取公开承认或不承认的态度，他们都是感觉到社会的压力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对同性恋希望“法律上承认”的有１０人，占５．１％；希望“不被看成不好的事”的有７０人，占３５．９％；希望“不干涉”的有９０人，占４６．２％；认为可“通过劝告加以阻止”的有２２人，占１１．３％；认为应“给予行政处分”的有１人，占０．５％；同意“判刑”的没有。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对同性恋希望“法律上承认”的有１５人，占２５．４％；希望“不被看成不好的事”的有２１人，占３５．６％；希望“不干涉”的有１５人，占２５．４％；认为可“通过劝告加以阻止”的有２２人，占３７．７％；认为应“给予行政处分”的有３人，占５．１％；同意“判刑”的有２人，占３．４％。
由此可见，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对社会的希望和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后者是在押的，已受到法律与社会的惩罚，而前者还处于正常生活的条件下，因此，在希望“法律上承认”这一点上，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占５．１％，而在押的同性恋者却占２５．４％，可见后者对此的要求比前者迫切得多，而前者对“法律惩罚”的问题没有体会，所以想得也少。相反，在希望“不干涉”这一点上，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占４６．２％，而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占２５．４％，少于前者，这是由于“不干涉”主要是指生活中的舆论监督如何，对此，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考虑得更多，而在押的同性恋者既已受到法律干预，那么对社会上一般的干预似乎无所谓了。对于“不被看成不好的事”，两种不同类型的同性恋者所占的比率很接近。在“通过劝告加以阻止”、“给予行政处分”、“判刑”等对同性恋要采取否定措施的问题上，在押的同性恋者所占的比率（４６．８％）要大大高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１１．８％），这显然和“在押”的处境分不开，只要是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阻止、处分、判刑是解决不了同性恋的根本问题的，但是有时也有一些震慑和压制的作用，它能使一部分同性恋者暂时地、表面上地否定同性恋，以上这４６．８％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一种表现。
在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中，男性希望“法律上承认”、“不被看成是不好的事”的比率高于女性；同意“通过劝告加以阻止”的比率，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是女性高于男性，希望“不干涉”的比率基本持平，但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前者男女的比率基本持平，后者是女性的比率高于男性。从总体上看，男性比女性更重视同性恋者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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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性教育和性知识（1）
从年龄来看，不同年龄组的同性恋者基本都是选择“不被看成是不好的事”、“不干涉”的比率最高，但在４１岁及以上的在押的同性恋者中以选择“不被看成是不好的事”的比率较高。
从职业来看，层次较高的同性恋者选择“不被看成是不好的事”的比率较高，层次较低的多数希望“不干涉”同性恋。
同性恋者的文化程度与本人认为社会对同性恋应持的态度之间没有大的关联，说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同性恋者在对社会的希望和要求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就“通过劝告加以阻止”的比率来看，则和文化程度呈反比关系，这可能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更加了解同性恋的性质与症结所在，“通过劝告加以阻止”是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
总之，从调查看来，同性恋者多数对首次同性性行为有新鲜感和刺激感；对同性恋伙伴的态度较暧昧；对同性恋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对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多数采取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或决不承认的态度，表现出顾虑重重；普遍要求社会对同性恋者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被调查的同性恋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许多看法上略有差异，但就总体来看，多数同性恋者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１． 缺乏针对同性恋者的性教育
人们要使自己的性行为健康发展，就一定要学习，要接受性教育，掌握性知识。对于同性恋者也是如此，接受性教育、掌握性知识的程度，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据“上海调查”，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接受过正式性教育的有４６人，占２３．６％；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接受过正式的性教育的有３２人，占５４．２％，后者的比率高于前者，可能是在有些监狱中（如上海）把性教育也列为犯人的教育课程之一的缘故。
从接受性教育的内容来看，根据调查问卷所列的项目，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接受过“性生理知识”教育的有３２人，占１６．４％；接受过“生命的诞生”教育的有３１人，占１５．９％；接受过“青春期心理”教育的有２７人，占１３．８％；接受过“男女交往方式”教育的有１１人，占５．６％；接受过“友谊与恋爱”教育的有１２人，占６．２％；接受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的有２０人，占１０．３％；接受过“性病防治”教育的有５人，占２．６％；接受过“性道德教育”的有６人，占３．１％；“其它”为零。
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接受过“性生理知识”教育的有２６人，占５５．３％；接受过“生命的诞生”教育的有５人，占１０．６％；接受过“青春期心理”教育的有３人，占６．４％；接受过“男女交往方式”教育的有４人，占８．５％；接受过“友谊与恋爱”教育的有３人，占６．４％；接受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的是零；接受过“性病防治”教育的有２人，占４．３％；接受过“性道德教育”的有４人，占８．５％；“其他”为零。
从上述同性恋者的自我报告看，虽然在押的同性恋者接受过正式性教育的比率要高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但其内容除了性生理知识所占的比率较高以外，其余都比较低，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不相上下。我国目前虽然性教育（尤其是中学生的青春期性教育）日益普及，但在许多地区、单位，性教育内容都偏重于性生理卫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偏向，这个偏向也反映到对同性恋者，尤其是在押的同性恋者的性教育内容上来。另外，在我国更缺乏针对同性恋者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性教育，对这个问题，即使在中国的性学界也可能考虑甚少。
２． 同性恋者接受性教育的途径
人们接受性教育可以有多种途径，包括各种传媒。据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以一般报刊杂志作为性知识主要来源的有１１人，占５．６％；源于国内影视片的有６人，占３．１％；源于国外影视片的有３３人，占１６．９％；源于国内文艺书籍的为零；源于国外文艺书籍的有３人，占１．５％；源于医药卫生书籍的有７５人，占３８．５％；源于在公共场所谈论的有５７人，占２９．２％；源于性描写为主的读物的有４人，占２．１％；源于课堂教育的为零；其他来源的有１人，占０．５％；未答的有５人，占２．６％。
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性知识主要源于一般报章杂志的有１９人，占３２．２％；源于国内影视片的有３人，占５．１％；源于国外影视片的是零；源于国内文艺书籍的有１人，占１．７％；源于国外文艺书籍的有１人，占１．７％；源于医药卫生书籍的有４人，占６．８％；源于在公共场所谈论的有２人，占３．４％；源于以性描写为主的读物的有６人，占１０．２％；源于课堂教育的有１０有，占１６．９％；其他来源的有６人，占１０．２％；未答的有７人，占１１．９％。
由此可见，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和在押的同性恋者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知识来源也有区别。前者性知识的三个最主要的来源依次为医药卫生书籍、公共场所的谈论和国外影视片；后者性知识的三个最主要的来源依次为报刊杂志、课堂教育、以性描写为主的读物和其它途径。
从性别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男性性知识最主要的来源以医药卫生书籍、公共场所谈论和国外影视片的比率最高，女性则以医药卫生书籍、国内影视片的比率最高。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男性是以报刊杂志、课堂教育、以性描写为主的读物的比率最高；女性则以其它途径、报刊杂志、国内影视片的比率最高。
从年龄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３０岁及以下和４０岁及以上的人其性知识来源都是以医药卫生书籍为主，３１～４０岁的人性知识来源是以公共场所谈论为主。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各年龄组都是以报刊杂志作为性知识的最主要来源。
从文化程度看，它和性知识的来源有一定的关系，凡是以阅读为主以获得性知识的都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阅读医药卫生书籍的比率和文化程度呈正比关系，在公共场所谈论以获得性知识的与文化程度成反比关系。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阅读报刊杂志从而获得性知识的比率与文化程度也呈正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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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性教育和性知识（2）
针对同性恋的情况，在“上海调查”中还调查了同性恋者阅读有关同性恋书刊和观看描写同性恋录像的情况。据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看过描写同性恋书刊的有３４人，占１７．４％；没有看过的有１４５人，占７４．４％；未答的有１６人，占８．２％。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看过的有１１人，占１８．６％；没看过的有２６人，占４４．１％；未答有２２人，占３７．３％。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看过描写同性恋录像的有８１人，占４１．５％；没看过的有１００人，占５１．３％；未答的有１４人，占７．２％。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看过描写同性恋录像的有１１人，占１８．６％；没有看过的有２９人，占４９．２％；未答的有１９人，占３２．２％。因此，从总体上说，同性恋录像的传播要比同性恋书刊更广。由于描写同性恋的录像和书刊可能被看作是淫秽品，所以在押的同性恋者对这个问题的未答率很高。
３． 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认识
艾滋病的问题和同性恋者关系很密切，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掌握的性知识对艾滋病的防护关系很大。
从调查发现，在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大多数都听说过艾滋病，其比率分别是９３．８％和９３．２％；但是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得并不很多，也不太准确。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约有一半的人认识到艾滋病的感染途径主要是性行为，但是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有此认识的不足三分之一，对此不清楚的在一半以上。
男性同性恋者在性行为过程中使用避孕套是防止艾滋病感染的有效方法，然而掌握这一知识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未回答或回答不知道，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占９０．８％，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占９６．６％，这是一个说明“性盲”的典型数字，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性行为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人使用避孕套。
当然，发生以上情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知识（虽然这是个主要原因），也因为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使用避孕套很不方便，会降低性快感；同时不少同性恋者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感染上艾滋病；存在着这种担心的，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只占２６．７％，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只占３４．１％，毫不担心或没有想过的占大多数。归根结底地，认为“不方便”而不用避孕套，不相信自己会感染上艾滋病，也还是缺乏知识、认识不足的表现。
当然，不能把艾滋病与同性恋划等号。感染艾滋病的因素很多，同性恋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而且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每个同性恋者的同性性行为都会感染艾滋病；但是，如果缺乏最基本的防范意识，那么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机会就会很大很大了。由于许多同性恋者缺乏这种防范意识，当调查中问到“如果你知道使用避孕套可以防止艾滋病，你愿意使用吗”的时候，明确表示“愿意”的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只占４９．２％，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只占１８．６％。同性恋伙伴在相互交谈中也很少谈论艾滋病，从未谈论过艾滋病的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占６７．２％，在押的同性恋者也占４４．１％。
由此可见，在同性恋者中普及有关预防艾滋病感染的知识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在调查中曾询问“你是否愿意得到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你希望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有关艾滋病的知识”，有略过一半的同性恋者表示愿意，这个比率并不能算大。他们希望通过报刊杂志、专业书籍、广播电视获得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对于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来获得有关艾滋病知识的人并不很多。
那些不愿获得艾滋病知识的同性恋者大部分认为自己不可能得艾滋病，其中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占６７．３％，在押的同性恋者占７８．９％。这种盲目无知的认识是十分堪忧的。
以上这一切资料都表明，进行性教育是多么重要，对同性恋者这一特殊群体加强性教育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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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典型事例
意向型同性恋许多通过调查（1）
在上一章我们分析了许多通过调查得来的数据。数据是科学的、严格的，也是抽象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许多同性恋者的自我叙述按四种类型加以编纂发表，使读者得以具体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些材料大都来自“南京研究”，全部是真人真事，只是把他们的名字隐去，并且对性行为过于具体的叙述作了一些删节。由于他们的情况复杂，我们没有对每一个个案进行分析，只是试图以这些材料来更具体地论证前面的数据分析和情况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真实的故事反映出来的主人翁的道德观念、负疚感以及想摆脱现状的愿望都是２０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