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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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清代文人笔下的同性恋（1）（图）
清代是距离现代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流传至今的书籍、史料最多，不少文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以各种方式描述了当时普遍流行的男风，这散见在许多笔记和野史中，清代小说《品花宝鉴》则较集中地反映出当时的同性恋问题。例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载：春江公子，貌似妇人，与妇不睦，而好与少俊游处，与同卧起，不知鸟之雌雄。曾赋诗曰：“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作子都妾。”其父，官中丞，见而怒之，他又做诗云：“周公所制礼，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无贞童庙！”后公子入翰林，尝至天禄庙观剧，有参领某，误以为伶人而加以调笑，旁人为公子抱不平。公子却说：“夫狎我者，爱我也，子不见《晏子春秋》诛圉人事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则俗矣。”他在《子不语》中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国初，御使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爱其貌美，每升舆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它邑。胡竟偕往，阴伏厕所，窥其臀。巡按愈疑，召问之。初犹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实见大人美貌，久不能忘。明知天上桂岂为凡鸟所集，然神魂飘荡，不觉无礼至此。”巡按大怒，毙其命于枯木之下。同书又记载了这件事：乾隆甲子（公元１７４４年），江南乡试。常熟程生，年四十许，头场已入号矣。夜忽惊叫，似得疯病者。同号生怜而问之，俯首不答。日未午，即收拾考篮，投白卷求出。同号生不解其意，牵裙强问之。曰：“我有亏心事，发觉矣。我年未三十时，馆未缙绅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侄也。有柳生者，年十九，貌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间。适清明节，诸生俱归家扫墓，惟柳生与余相对。余挑以诗曰：”绣被凭谁寝，相逢自有因。亭亭临玉树，可许凤栖身。“柳见之脸红，团而嚼之。余以为可动矣，遂强以酒，俟其醉而私焉。五更柳醒，知已被污，大恸。余劝慰之，沉沉睡去，天明则柳以缢死床上矣。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饮泣而已。他在《子不语》卷二十一又写道： 崇祯时，某相公常自言为蔡京后身，以仙官坠地狱，每世间颂仁王经，耳目为之一亮。又罚作扬州寡妇，守空房四十年，故癖好尤奇，好观美妇之臀，美男之势，以为男子之美在前，女子之美在后，世人易之，非好色者也。常使女衣袍褶，男饰裙钗，而摸其臀势，以为得味外味。又常戏取姬妾优童数十，以被蒙首，而露其下体，互猜为某郎某姬，以为笑乐。有内阁供事石俊者，微有姿，而私处甚佳，公甘为咂弄。有求书者，非石郎磨墨，不可得也。号臀曰“白玉锦团”，势曰“红霞仙杵”。以上都反映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同性恋。那个叫胡天保的，竟敢多次偷看巡按大人的屁股，结果送了性命。那位柳生，因酒醉而被鸡奸，因而上吊，似非男儿行为。至于那个“自言为蔡京后身”的人，“好观美妇之臀，美男之势”，实在是心理变态了。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中，记载了这么一个同性恋的事例。六十多岁的灌园老人还被鸡奸，这和那个屯兵张鸣凤的心理变态有关，也和当时盛行的男风有关。 吉木萨（乌鲁木齐制下）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军营 望台），与一菜园近。灌园叟年六十余，每遇风雨，则借宿于卡伦；一夕，鸣凤醉而淫之。叟醒，大恚，控于营弁……上官除鸣凤粮。张元赓的《卮言·叶先生冥缘》一则，则是叙述一件男子迷恋“俊童”的同性恋之事。叶舒崇，字元礼，江苏吴江人，清康熙年间以进士官内阁中书。在其弱冠之时，美丰仪，望之如神仙。以迎入学，骑马过彩楼，有闺秀见而慕之，欲以为夫，单思染病，临绝始告父母，乃召先生永诀，先生亦呜咽不自禁。十六年后，公车计偕，至山左，于途中得一俊童，不告父母，随至辇下，欢爱之笃，过于伉俪。后俊童亡故京邱，先生哭之几绝，未及半年，亦殁于都下。至于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与富商巨贾迷恋与狎弄优伶，这类记载实在太多了。例如，乾隆年间有个叫毕秋帆的，中过状元，当过巡抚、尚书等大官，十分眷恋一个男伶李桂官，以致李桂官被人称为“状元夫人”。清人赵翼曾写过一首《李郎曲》来叙述这件事：李郎昔在长安见，高馆张灯文酒宴。乌云斜绾出场来，满堂动色惊绝艳。得郎一盼眼波流，千人万人共生羡。人方爱看郎颜红，郎亦看人广座中。一个状元犹未遇，被郎瞥睹识英雄。每当舞散歌阑后，来伴书帏琢句工。毕竟瓮头扶醉起，鄂君被底把香烘。但申啮臂盟言切，并解缠头旅食供。明年对策金门射，果然榜发魁天下。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纪昀在《如是我闻》卷三中还记载了一个伶人方俊官，这也是清代一个有代表性的同性恋人物：幼以色艺登场，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时往来京师……自言本儒家，年十三四岁时，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自顾则绣裙锦帔，珠翠满头，俯视双足，亦纤纤作弓弯样，俨然一新妇矣；惊疑错愕，莫知所为；然为众手扶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帏中，与男子并肩坐，且骇且愧，悸汗而寤。后为狂且所诱，竟失身歌舞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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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清代文人笔下的同性恋（2）（图）
至于清道光年间文人陈森所著的《品花宝鉴》中，对当时同性恋的描绘就更加集中、更加淋漓尽致了，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较集中地描绘同性恋的一部名著。书中将徐子云与袁宝珠、奚十一与巴英官、潘三与妾童戏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据人考证，这些人物都有所指。书中还描写了同性恋者的性心理，如第十一回中徐子云的妻子对他总是和伶人戏子交往起了疑心，徐子云对此解释说：子云道：“你们眼里看着自然是女孩子好。但他们在外边酒席上，断不能带着女孩子，便有伤雅道。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袁夫人笑道：“说却说得冠冕。”又如书中描写的那个奚十一不仅和他的随从巴英官搞同性恋，还以各种办法戏弄、污辱戏班伶人，在《品花宝鉴》第十九回写道：他（奚十一）有个木桶，口小底大，洋漆描金的，里头丁丁当当地响，倒像钟的声音。上头有个盖子，中间一层板，板底下有个横挡儿，外头一个铜锁门，瞧是瞧不见什么。他看上了人，要是不顺手的，便哄他到内室去瞧桶儿。人家听见里头响，自然爬在桶边瞧了。奚十一就拿些东西，或是金银锞子，或是翡翠玩意等类，都是贵重的东西，望桶里一扔，说你捡出来就是你的。那个如何知道细底？便伸手下去。原来中间那层板子，有两个孔儿，一个只放得一只手，摸不着，又伸下那只手。他就拿钥匙往锁门里一拨，这两只手再退不出来，桶又提不起来，鞠着身子，他就不问你愿不愿，就硬弄起来，要他尽兴了才放你。以上这些事情，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了。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男风不绝于史，而且愈演愈炽，这是它的共性；但是，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有各种不同的条件，表现出各个时代不同的特点，这都是要加以具体分析的。在中国历史上，对男同性恋的记载是连篇累牍，而对女同性恋的记载就相对少了。实际上，女同性恋也相当广泛，可是，为什么在史书上对男风屡屡述及，而较少地述及“女风”呢？这是因为，历来编写历史的人都是男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他们关心、歌颂与容许男性之间的友谊以至爱情，甚至于“同卧起”，而很少关心女性的生活与心理需要，她们只是在家中守候男人、生儿育女、进行家务劳动的工具而已。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女子如果对性有兴趣，就会被认为是“淫行”、“淫风”，同性恋也概莫能外，所以女同性恋的保密程度要比男同性恋大得多，除一些特殊时代的特殊地区外，很难公开。自古以来，许多人认为女子是“无性动物”，所以也不相信她们有什么“同性恋”。例如在英国最保守的１９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女王根本不相信有女同性恋的事而使大臣无法立法，结果是造成当时男同性恋被判有罪，而女同性恋无罪的矛盾状况。中国也有类似的状况：对男同性恋注意，而对女同性恋忽视。但是，在一些史书的字里行间以及一些古人的著述中，仍旧可以看出一些女同性恋的踪迹。中国古代的女同性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宫廷女性的同性恋《唯性主观斋主》记载：“武帝时，陈皇后宠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帏带，与后寝居，相处若夫妇。上闻穷治，谓女而男淫，废后处长门宫，此犹妖孽也。”《汉书·外戚传》的“孝武陈皇后”条载：“（陈皇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公元前１２９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女同性恋被惩罚案。汉武帝的陈皇后因失宠，就搞起女同性恋来了，结果被武帝发现而严加追究，废了皇后，杀了一批人，包括那个女扮男装的女巫，当然，这个女人是不是什么“巫”还不一定，欧洲中世纪宗教审判所活活烧死的“女巫”，许多都是无辜的女子。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皇后、贵妃搞同性恋的极少，皇帝亲自出马予以严惩的也极少，武帝之所以严惩陈皇后，是因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么做丢了皇帝的脸。实际上，女同性恋在广大宫女中是广为流行，查不胜查的。在封建社会的宫廷中，搜罗了大量宫女。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先帝侍女八千人”之句，白居易又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这并不是艺术夸张，唐代的宫廷女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与当时的人口相比较，平均全中国每六百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宫女，这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其它一些朝代情况也差不多。这些宫女在宫中所受的压抑、摧残是十分严重的。她们衣食不愁，但有些人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