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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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2）（图）
１９９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副教授和北京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的吴宗健先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经费补助，开展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同性恋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１８个主要城市，直接面谈８１０人次，并发出问卷，作了分析和研究。潘绥铭、吴宗健完成的同性恋调查报告先在海外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后来才在国内公开发表。他们希望能以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邀请有关具体执事的中层干部参加，以引导他们改进对同性恋问题的一些观念，同时还要继续筹集经费把这个研究进一步做下去。在这个各自为战的研究阶段，很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４年初，广东珠海有一位志愿者吴春生先生投入了同性恋者的研究队伍。所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是，他不仅放弃了职业、收入，以全力投入这一工作，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国这方面的第一人），并且以这个身份走进同性恋者的圈子进行调查研究。他说：“至少要让社会知道同性恋，让大众去评论，因为凡事都要有了解，有了解才会有宽容。”吴春生先生曾在香港和澳门的新闻机构工作，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很有启迪，他希望社会能正视同性恋问题，理解他们，对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另一方面，更要引导同性恋者向健康快乐的方向发展，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接纳。他从海外争取到一些研究基金，准备在中国大陆一些主要城市进行１０００例同性恋的调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过十几个城市，一方面填写问卷，另一方面发放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材料，更重要的是，通过和当地同性恋者的直接沟通，掌握中国大陆同性恋的状况，了解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倾听他们真正的声音。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去调查同性恋者有很大的优越性，相互之间便于理解，便于沟通，便于接触，可以达到非同性恋者从事这项研究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但是，也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当局者迷”，过多地强调了这一面而忽略了客观环境与客观需求。对中国同性恋问题研究的理想机制应该是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结合，这样会较为全面、客观。吴春生先生在工作过程中几乎拜访了全国所有的这方面的专家，共同切磋研讨，可惜，他的这一工作以后没有大的结果和影响。以上这些工作都是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进行的，这是当前中国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的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是一些医学家、医务工作者借行医之便，接触了大量的同性恋者，一些有心的医学家在为同性恋者们诊治的同时，研究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那些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相反，这些同性恋者都是主动求医的，所以比较愿意和医生合作、能讲心里话。在这些医学家中，南京医科大学的鲁龙光教授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一位脑科专家，长期以来致力于患者生理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在全国相当早地注意到同性恋问题，并着手研究。然而，由于社会上流行的传统观念的阻碍与同性恋者的重重顾虑，这项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南京心理卫生研究中心１９８７年以前的１０年间所积累的同性恋个案不过百余例。鲁龙光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受到许多打击与嘲讽，但他仍以为人类造福的信念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１９８７年，反映鲁龙光教授研究成果的大型报告文学《颠倒的世界》发表，并先后被几十家报刊转载，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大批同性恋者获此信息后，纷纷前来求治或书信咨询，从而使鲁龙光教授的同性恋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０年间，他共积累了２５３４例同性恋的个案资料，直接求治的１１６２人，通过书信咨询的有１３７２例。他通过和同性恋者倾心交谈，深入疏导，打开了同性恋者心灵深处的大门，洞悉了同性恋者的心理世界。鲁龙光教授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选取了其中资料最为齐全的１０００例作了量化分析，从而使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科学、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他的这项研究起步如此之早，规模如此之大，资料如此丰富，分析如此缜密，在国内外都是少有的。（这项研究资料，本书还将多次引用，简称“南京研究”）在这个时期，对同性恋的研究是可贵的，可是社会阻力也是很大的。有些研究对同性恋问题往往是欲言又止，或者说一半、留一半。有些研究文章开始总说：“我不是同性恋，我是个异性恋者”，似乎这一声明，就表示自己是站在客观、公允的立场上了。其实，任何人都难以彻底摆脱自身所处地位和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异性恋者，很难完全摆脱千百年来异性恋中心主义对自身的影响，因而往往在研究中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例如，不少同性恋研究者总是从“疾病”、“病态”的角度来研究同性恋，同性恋果真是一种“疾病”、“病态”吗﹖有的研究者还好心地呼吁社会对同性恋者“给予”一些宽容，可是这种宽容听起来总有点“恩赐”的味道。二、聚集在防治艾滋病的大旗下学是如果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期，许多学者、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还是各自为战的话。那么到了９０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对同性恋的研究开始聚集在一面大旗下，这就是防治艾滋病。艾滋病对人类生存是个最凶狠的敌人，迄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防治办法。从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国际上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以庞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如何防治艾滋病，从９０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防治艾滋病了。同性恋问题和艾滋病有密切联系，在“防治艾滋病”的大旗下研究同性恋问题不仅堂堂正正、理所当然，而且比较容易得到经费，得到政府的批准，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情况，正和中国的性学研究要扛着“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大旗一样。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权宜之计，它们本来就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学者万延海出面主持了艾滋求助热线，并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活动，探讨同性恋者的生存和发展，自我认同和教育社会公众如何面对艾滋时代的挑战等内容。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４日，这个沙龙在北京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媒体广为报道，万延海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同性恋现象开始“公开化”。１９９４年，万延海在北京又建立了一个爱知行动项目，该项目除了编辑交流资料《爱知简报》外，万延海还经常组织小型学术讨论，把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年龄和知识背景的同性恋者的认识和经验及时汇聚，使之变为更多同性恋者可以共享的财富。这些讨论，也向性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健康教育人员开放。可以说，爱知行动项目架设起了同性恋者和学术界进行交流的第一座桥梁。学术界有了正面研究同性恋现象的较多机会，同性恋人群也由此使自我认同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科学审视和文化反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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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3）（图）
万延海在同性恋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但是，在９０年代前期，社会上许多方面对同性恋还没有摆脱历史偏见的束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活动更是犯了大忌。压力接踵而来，万延海被迫离开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支持他的领导也受到牵连。１９９４年３月，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的《同性爱》。有４０多万字。这是中国第一本从理论上全面论述同性恋问题的著作。张北川教授由于工作的关系，从艾滋病注意到同性恋这一现象，又接触了不少同性恋者，深切地感到对这个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于是以极大的精力，克服了许多困难，深入研究国内外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加上自己的体验，写成了这本书。他说：“我是医生。医本仁术。从开始行医时起，我就把科学与人道主义看成引导自己前行的旗帜。当我看到这些同性恋者的经历、痛苦和悲哀时，我也深深地感到了痛苦、悲哀，我感到惶惑不安。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一个医生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许多次为此失眠。特别是看到个别人所遭遇的、一般的人道主义原则（更不用说党的有关政策了）受到严重践踏的困境，我曾多次想起莎士比亚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那首诗的第一行是：‘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发现，我必须把我知道的知识和许多想说的话讲出来。如果不把这一切讲出来，我将受到良心的无休止的折磨，将永无安宁之日。”他又说，他想通过各种学术途径和传媒界，向大众宣传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同性爱不是道德问题，不应歧视、谴责和打击同性爱者。把同性爱归结为道德问题的认识早在６０多年前就已经被科学研究所否定。第二，同性爱不是疾病。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同性爱是疾病的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大声疾呼，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共同抗击艾滋病对现代中国的挑战；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对同性爱的认识和决策；用科学之光，引导中国社会有关同性爱现象的性文明进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艾滋病在中国进入快速流行期，由于中国首例传播感染艾滋病毒者是男性，而在以后的感染者中同性恋者又占相当比例，艾滋病的沉重使中国社会更多地关注同性恋问题。张北川开始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１９９７年，在“中国首席艾滋病干预研讨会”上，首次由张北川报告了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为防治艾滋病，他争取到了一些国际援助来研究艾滋病问题。２０００年，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张北川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办，召开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首次与同性恋者正面对话的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国家卫生部领导人强调“要做好对同性恋人群的关心、服务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外学科的一些权威专家和同性恋者进行了真诚、平等、坦诚的交流。张北川在这方面是一位卓越的、有献身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和组织工作者。他在工作中虽有阻力，但这阻力比前几年小多了，因为他的工作纳入了防治艾滋病的范围之内。１９９８年初，由福特基金会和巴华·马丁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一些中国同性恋者共同资助，建立了一个由许多专家、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共同创办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定期出版刊物内部资料并定期进行科研调查。《朋友》和各有关部门及２０００多名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在同性恋和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作用。三、同性恋研究突破文化禁忌的坚冰１９９５年４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方刚是《天津工人报》的一位年轻记者，他在几年前就十分关注我国的同性恋问题并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１９９４年年初～９月，他以记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深入到同性恋者的内部进行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也和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这部２０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同性恋者的现状。这本书第一次印刷就达７万多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这一时期，对同性恋问题的出版虽有禁令，但不知为什么，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反而越来越多了。１９９５年《人之初》杂志发表同性恋者的自述《渴望幸福的爱》。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在精神卫生科普报纸《精神卫生通讯》上开展了应不应把同性恋剔除出精神疫病分类的讨论，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对这个问题作公开讨论。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