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日〕福泽谕吉-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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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又有人用主张共和政治或耶稣教之类论调来批驳福泽氏。这是何等的迷惑啊！说福泽醉心耶稣教，主张共和政治，到底是在哪本书上写的，又是听什么人传出来的呢？福泽氏是民权的主张者，不喜欢世界上实行的专制政治。他公开倡导此说，指出主张上述说法的并不是我。自古以来，我们日本也有专制的流弊，人民的志气为之退缩，他们有恐惧。。。。。。。。。
心理不足与外国打交道，所以福泽氏素来的志向只在于努力纠正这种流弊，主张民权而防止偏重于国家权力，加强约法以发扬政府的权威，提高整个国家的力量，抵抗外国以保持我国的独立。
论述一切事物时，首先必须指出该物的区别。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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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劝学篇》７１
论共和政治，耶稣教，民权，专制，哪一个都不是同一个东西。福泽氏特别厌恶专制的暴政。这也不限于福泽氏，举凡人类可能没有人喜欢它。岂能只有一个福泽这样的奇人厌恶暴政之理。
还有宗教和政治又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关于宗教，福泽氏多年来也有论述，这里不赞（此论若以社会人士揣度福泽的心理来聆听，一定会大吃一惊）。另外，能够说专制、暴政之类必定与君主政治相伴，民权、自由之属一定是与共和政治并行的吗？人们果真是读了什么书，听了什么人的谈话，而作此主观臆断的吗？下面试加辩驳。
专制犹如热病，政治好比人的身体。人身虽有男女老幼之别，但都会患热病。政治虽然也有君主、共和之别，但都可能施行专制的恶政。只是君主专制出于一人的意志，共和的恶政成于众人之手，二者虽有这种差别，但他们施行专制恶政的事实则没有不同。这好象人身虽有男女老幼之别，而患热病的事实则同。不论用什么样的主观臆断来作判断，也没有理由说患热病一定限于男子，施行专制必定限于君主政治。
法国基佐氏的《文明史》说过，君主政治既可实行于人民墨守阶级的印度等国，反之也可实行于人民群居而漠然不知上下之别的国家。或者既可实行于专制压迫的世界，也可施行于真正开化的自由之乡。君王正象一种珍奇的头，政治风俗宛如身体，用同一个头可接于不同的身体；君王恰如一种珍奇的果实，政治风俗好象树木，同一个果实常常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树上。
以上并不是什么奇谈珍说。稍许有志于学问的人早已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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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附 录
当了解这些事情，到了今天还用耶稣教、共和政治之类陈腐的西洋学说提出些许疑念，这必然是有所掩饰，可能是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的弊病。探寻一下其所掩饰的缘由，所谓人民同权就是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就是耶稣教，耶稣教就是洋学，不过是用自己的主观臆度和想像把事物混同起来，说什么福泽是洋学家，所以他的民权学说可能是我向来所想像的耶稣共和，从而一心一意要对之表示愤怒吧？这里我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除他的疑虑。
人们常说，酒铺掌柜不一定是酒徒，点心店老板不一定爱吃甜食，世人从其店铺门前走过，不要遽然评品其内部，不要窥测其店铺而对其掌柜发怒。这种愤怒虽系爱国的诚意，不是其个人的私心，但是这种人可以说是所谓有爱国之心，而不辨爱国之理。。。。。。。。。。。。。。。
庆应义塾 五九楼仙万①记明治七（１８７４）年十一月七日（东尔译）
①此笔名的寓意是：你太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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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校 后 记
福泽谕吉（１８３４—１９０１）是日本近代的杰出思想家。他出身于德川时代①末期下级武士之家，深刻体会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又因早岁学习西学，复曾三度游历欧美，受到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便立志与封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作斗争。他一面介绍先进国家情形，以促进“文明开化”
；一面极力宣传自由平等之说，以倡导民权，又鼓励日本人发扬独立精神，以保持在列强环伺下的日本民族的独立。福泽毕生从事教育与著述事业，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福泽著译的书达六十种之多。本书《劝学篇》是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著作。当时畅销全国，所起的作用很大。
本书共十七篇，陆续发表于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６年，即正当明治政府完成“废藩改县”
（１８７１年）
，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大步前进的时候。福泽反映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在本书内充分发挥了人们生来平等自由之说，并根据社会契约论而肯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号召日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文明赶上先进国家。此外福泽对文明的进步显示了充分的信
①日本历史上的一个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
，亦称江户时代。初代将军，亦即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为德川家康，故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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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译 校 后 记
心；勉励学者们不要独善其身，而须兴办事业，促进文明，为世人造福；并力言学问不止是读书和空谈理论，而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也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与现实精神。
当然福泽终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以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独立只能局限于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范围；特别是由于日本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是未完成和极不彻底的，而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所以反映在福泽身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极富于妥协性的。
在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出，福泽虽然认为人们生来是平等的，但又承认由于学问上的努力程度与造诣不同而造成的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现象。
结果他所标榜的平等只是抽象的议论，而他所承认的不平等却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同样地，福泽虽然根据社会契约论而肯定人民是主人，但又从同一论据认为人民既已约定把权力委交政府，就应该恪遵法令，负担经费，决不可违抗，否则就是违约。以当时日本的实际状况来说，政府就是维新以后成立的天皇制专制政府，人民群众处于被奴役的无权地位。
福泽的观点仅仅承认日本人民是抽象的“主人”
，而实际上人民作为被统治者和赋役负担者却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福泽虽然痛斥封建的上下尊卑的“名分”
，但又认为人们必须遵守“本分”或“职分”
，作为人民来说，其“本分”就是实行上述与政府“约定”的事项——守法与纳税，凡此种种，都充分暴露了福泽的民主思想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日本的近代史实告诉我们，当明治初期（１８７７年以后）
日本人民掀起自由民权运动，向明治专制政府要求实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时，曾在思想上对这一运动起过推动作用的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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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校 后 记１２１
却没有参加，甚至后来还对天皇“恩赐”的帝国宪法表示拥护。接着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叛离群众，与专制政府妥协。从此，在日本推动民主运动的责任就落在逐渐形成和壮大的无产阶级肩上了。
以上史实又一次说明资产阶级只是历史的范畴，因而属于这个阶级的思想家也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我们也不可以因此抹煞福泽在日本近代史上所起的重大积极作用，而本书尤其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因此我们认为把这本书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供研究日本思想史作参考之用，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中译本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初版。这次再版，我们请东尔同志根据原文对全书作了校订，又补译了作者化名写作的《评〈劝学篇〉》一文，一并供读者参考。限于水平，译文容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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