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日〕福泽谕吉-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从前德川时代，浅野②的家臣们为了给主人报仇，杀了吉良上野介，世间称之为赤穗义士，那岂不是大错而特错吗！
当时日本的政府就是德川幕府，浅野内匠头、吉良上野介③和浅野的家臣们都是日本的国民，即都是约定服从政府法律，受政府保护的人。但因一时错误，上野介对内匠头有了无礼行为，内匠头竟不知诉诸政府，而在盛怒之下想私自杀害上野介，遂至引起双方争斗。
德川政府裁判责令内匠头切腹自杀，上野介免刑。这一裁判实在是不公正的。可是浅野的家臣们如果认为这个裁判不公正的话，为什么不诉诸政府呢？兹假设四十七位义士于计议以后，据理依法诉诸政府，也许政府暴虐，初时对这个诉讼置之不理，也可能把他们逮捕处死。
尽管如此，假如他们有一个被杀，仍不畏惧，又代之上诉，前
①作者写此文的前一年，即明治六年二月，政府公布了禁止报仇的法令。——校者②浅野，播州诸侯。其封地名赤穗，今属广岛县。——译者③内匠头是浅野长矩的职名，司理土木工程事务，相当于清朝的营造司郎中；上野（州名）介是吉良义央的官职。介是次官。——译者
40
论尊重国法７３
仆后继地向政府控诉，一直到四十七名家臣诉尽了理、丧尽了命为止，那么不管它是怎样坏的政府，总会终于为理所屈，对上野介加以刑罚，从而改正其判决，只有这样才可以叫做真正的义士。但是他们过去不明白这种道理，身为人民而不知尊重国法，妄自杀害上野介，真可以说是错认了人民职分，侵犯了政府权限，私自制裁了别人的罪行。所幸当时德川政府把这些暴徒都处了刑，而使事件平息了结。
假如不加惩处，那么吉良的族人一定会对赤穗的家臣们进行复仇而杀害他们，接着家臣们的族人又要对吉良的族人进行复仇，仇仇相报，永无休日，不到双方的族人和朋友死尽不止，所谓无政无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私自制裁之遗害国家如此，岂可不慎？
从前日本古时对于农民商人之辈冒犯了具有武士身分的人，设有格杀勿论的法律，这是政府公然默许私人制裁，岂非荒谬已极？凡是一个国家的法制，只应该由唯一的政府来施行，法制愈滥，政府的权力也随之愈弱。例如封建时代的三百诸侯，都握有生杀之权，从而政府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削弱了。
私自制裁中最厉害的和为害政治最大的就是暗杀。环顾古今暗杀事件，有的是为了私怨，有的是为了夺取金钱。企图进行这种暗杀的人们，本来就怀着犯罪的决心，自己打算做个罪人。另外还有一种暗杀，并不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是憎恶所谓政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ｅｍｙ）而加以杀害。这种人由于各自政见不同，即以个人的见解，裁决他人的罪行，并侵害政府的权限，随意杀人，而且不仅恬不知耻，反而自鸣得意，
41
８３第 六 篇
自称为奉行天诛。也有人加以赞扬，称之为报国之士。可是所谓天诛，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难道说是替天代行诛罚的意思吗？
如果是这种意思，那就先要想一下自己的身分。
本来在一个国家里居住，无论和政府缔结什么契约，总须约定遵守国法并接受保护。
如在国家政事中发现令人不平的事，或认为有人危害国家，理应平心静气地诉诸政府。对政府置之不理，而自己来做替天行道的事，岂不是逾分已极吗？归根结底，这样的人虽然性情耿直，但是昧于事物之理，只知忧国之当然，而不知忧国之所以然。试观天下古今的事实，未曾有以暗杀而能成大事和增进人间幸福的。
不知尊重国法的人仅知畏惧官吏，在官吏面前尽量设法逃避表面上的罪名，实际上却已犯罪，而不以为耻。不仅不以为耻，还以其狡猾地破坏法制和逃避罪行为能事，企图博得好评。在现今社会上的日常谈话中，常有人说道，这虽是国家的大法，但也不过是政府的外表，要办某件事，只要私下计议妥当，使无碍于外表的大法，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这种人边笑边谈，毫不内疚于心，甚至于还和小吏们秘密策划，互相勾结，而装做无罪的人。固然国家的“大法”是过于烦琐，如果不是这样，前述阴谋也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从一国的政治来讲，却是最可怕的弊端。因为这样会养成轻蔑国法的习惯，助长一般人民不诚实的风气，不遵守应当遵守的法律，终于酿成罪行。
例如禁止当街小便是现今政府的法律，可是人民却不能体会这个禁令之可贵，仅仅是怕遇见巡警，因此在日暮人稀的时候，等到没有巡警便违法自行方便，没想到竟被发现而受到了处罚。他们虽然当面认罪，但是内心并
42
论尊重国法９３
未体会到是犯了严肃的国法才被处罚，而只认为是倒霉才碰到了可怕的巡警。这种情况岂不令人可叹？因此，政府立法应力求简易，法律既定，就必须严格执行。如果人民看到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有不便之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
如已承认这些法律，并在其下生活，就不应窃议是非，而须严格遵守。
我们庆应义塾在上个月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贵族太田资美①先生，从前年起捐款雇用一个美国人充任义塾教师。
这次任期已满，准备雇用另外一个美国人，已经和本人谈妥，遂由太田具文向东京府申请让这个美国人充任义塾的文学教师。但据教育部的条文规定，用私款雇用私立学校教师，虽是私人教育，当教师的也必须持有在本国学完该学科的毕业证书，否则不准雇用。可是这次想雇用的美国人没有这种证书，教育部就通知太田说：要是只当语学教师尚无不可，若按照申请内容派他充任文学教师却碍难照准。接着福泽谕吉又向东京府提出书面申请，指出这位教师虽然没有毕业证书，但其学力足以教授本校学生，故请按照太田的申请准予任用；并提出，虽说申请雇用那个美国人为语学教师，可以邀准，但是我校学生原来是想学文学，不愿伪称语学以欺政府。结果由于教育部的规定不能变更，谕吉的申请也被驳回。因此已经谈妥的教师就不能雇用，那人已于去年十二月下旬离日返美，太田先生的心愿成为泡影，数百学生也为之失望。这实
①太田资美：原为远州挂川藩主。明治四年入庆应义塾学习，后为赞助人。——校者
43
０４第 七 篇
在不仅是一个私立学校的不幸，又大大妨害了我国文学的研究，真是不智已极。但因顾全国家法制的尊严，也就无可如何了。最近我们还想再申请一次，曾与太田等人就此事在社中进行磋商，认为教育部所规定的私立学校教师规程固属国家大法，但如将文学字样改为语学二字，申请便可邀准，对学生即为大幸，似可进行。可是经过再三商议以后，终于认为这次不能雇用那位教师，虽然可能影响学生们的学业，然而欺瞒政府又是士君子所耻，所以谨守国法，不违人民本分是为上策，此事就告一段落了。本来一个私立学校的问题似乎是无关重要，但因上述议论的主旨有关世道，所以附记篇末。
第七篇
论国民的职责
我在第六篇里论及尊重国法，主张每一个国民都要努力尽到两个人的职责，在这里我要再来详细叙述一下国民的任务与职责，以补第六篇之不足。
凡属人民，均应一身兼负两种职责：一方面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充当一个公民，这是作客的立场；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共同协商，结成一个称为国家的公司，制订法规，并付诸实施，这是当家作主的立场。
比如某一市镇有居民一百人，结成一个公司。
大家商定章程，并付诸实施，从这一点来看，这一百个人都是公司的主人。但就公司里的人都不可违背所定
44
论国民的职责１４
章程来看，这一百个人又是公司的客人了。因此国家就象一个公司，人民就象公司里的成员，每一成员都负有主客两种职责。
第一，先以客人的身分来讲，凡属一国的人民，均须尊重国家法律，不可忘记人与人平等的原则。我既不愿他人损害我的权利，我也不可损害他人的权利；我之所乐，他人也以为乐，故不可夺人之乐，以增我之乐；更不可窃取他人之物以自富；既不可杀人，也不可谗害别人：而应严守国法，服膺人与人平等的大义。基于国家政体而制定的法律，即或感到尚不完备，也不应妄行破坏。出兵或与外国缔结条约，权在政府，虽然此权系由人民根据约法授与政府，但如非参与政府职权者决不可干预其事。若是人民忘却此义，一见政府措施不合己意，即肆加非议，或不遵守法令，兴师动众，甚至一马当先，拔刃相见，那末国政就一天也不能维持了。这好比上述一百个人组织的公司，经协商后推定十位经理，但其余的九十人都不赞同经理的办法，各自为政，经理要卖酒，九十人偏要卖饼，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人一意孤行，私自卖起饼来，或者违背公司章程，毫无道理地与他人争论，这样公司的买卖就一天也做不成，势须解散，而公司的损失，则将由百人分担，那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由此可见，国法中若有不完备之处，没有道理以此作为口实而进行破坏，如果事实上发现不正不便的具体条款，也须平心静气，向相当于一国经理的政府建议，促其改革，万一政府不肯采纳，也只好尽力忍耐，以待时机。
第二，再就主人的身分来说，全国人民不能人人执政，故
45
２４第 七 篇
订立下述的约法，即设立政府，委以国政，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可见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比如由公司的成员百人中选出经理十人，等于政府。其余的九十人则相当于人民，那九十人虽然不在公司里办事，但也将事务委交自己的代理人，那么他们就是公司主人的身分了。至于选出的十位经理，现在办理公司事务，乃是按照契约，受了公司的委托，依据其意志行事，所办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司的公务。因此世人称政府事务为公务。顾名思义，追本溯源，凡属政事，决不是官吏的私事，而是代替人民管理全国的公共事务。由此可见，所谓政府，就是承受了人民的委托，遵行约法，使全国人民，无分贵贱上下，都能行使其权利，并须做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
假如有一群盗匪闯进民家，而政府见了不能制止，就可以说政府是盗匪的徒党。若是政府不能贯彻国法的旨意，以致人民遭受损害，则不论损失的多少，出事的迟早，都应该负责赔偿。比如由于官吏的疏忽，使国人或外侨遭受损失，因而赔偿了三万圆。
而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赔款的出处是人民，那末按日本人口三千万人计算，每人就要分担十文钱，倘若官吏如此疏忽十次，每人就要出一百文。如果一家五口，就要出五百文。乡下的农户有了五百文钱，就可以一家围坐，摆设酒宴尽一夕之欢。由于官吏们的疏忽，而使全日本国的无辜小民失去无上的欢乐，那是多么不幸？
从人民的立场来说，好象是无端出了一笔傻钱，无奈人民具有国家主人的身分，既已将国事付托政府，这一切损失只好由主人承担下来，不应专为金钱损失而苛责官吏。所以人民应该时常留心，如果看
46
论国民的职责３４
到政府措施有不妥之处，即应毫不客气地予以深切正确的忠告。
人民既然是一国的主人，那么负担保卫国家的一切费用就是应尽的职责，在缴纳的时候，决不应稍露不满之色。要知道为了保卫国家，即须发给官吏薪俸，还不能不支付海陆军费及法院和地方官的经费。总算起来，数目似乎很大。可是每人要分摊多少呢？就日本的岁入来看，按照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出一、二日圆。一年间一人只出一、二日圆，却受到政府的保护，晚上不怕盗贼，单身旅行不怕抢劫，得以安然度日，岂不是大为上算吗？
世间尽管有合算的买卖，可是再没比纳税给政府而受保护的事更便宜的。环顾世人，有的把钱花在美轮美奐的建筑上，也有的倾财于锦衣美食上，甚至有人花天酒地以致倾家荡产，这种花费是不能与纳税同日而语的。总而言之，不应当出的钱，即使一分也该爱惜，但是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钱，就该毫不迟疑地付出才是。
如上所述，如果人民和政府各尽本分，和衷共济，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政府方面越出本分，施行暴政，这时站在人民立场，就可能采取以下三种举动。
一、屈从政府；二、用实力对抗政府；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
第一，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遵从正道是人的本分。倘若屈从政府人为的恶法，便是违背了作人的本分。并且一度屈从恶法，便为后世子孙留下恶例，酿成天下普遍不良风气。
在日本古代，往往愚民之上有苛暴的政府，政府逞威，人民震恐，见到政府的处置，明知其不合理，但恐明辨是非就会触怒官吏，致贻后患，所以该说的话也不说了。所谓后患就
47
４４第 七 篇
是俗话所说挟私报复，由于人民害怕这种挟私报复的后患，所以不管政府如何无理，只知一味唯命是从。这种心理相沿成风，造成今日卑屈的状态。这就是人民卑躬屈节遗患后世的一例。
第二，用实力对抗政府，原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事，必须纠合同党，掀起内乱。这实不能称为上策。因为既经起兵与政府为敌，就只好把事理的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而致力于力量大小的较量。但就古今内乱的历史看来，人民的力量常较政府为弱。而且内乱一起，那一国的原有政治机构必然颠覆。可是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年月。
因此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它，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再探索内乱的根源，总由于不合人情而起，可是人类世界上不合人情的事，再没有甚过内乱的。内乱一起，父子兄弟都会自相残杀，更不用说朋友关系了。真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这种恐怖情况下，人心越发残忍，人的举动几乎近于禽兽。弄到这样地步却希望施行比旧政府还好的良法善政，欲引导天下人情复归于善良，岂非梦想？
第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
在以上三策中，这第三策才是上策中的上策。因为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已由此论阐明，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来年。此外，
48
论国民的职责５４
用实力来对抗政府，会有得不偿失之患，若用真理来说服政府，就只会除去应除之害，而不会发生其他流弊。说理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不正当的措施，只须政府处置归于正途，则议论也就自然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