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日〕福泽谕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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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采用平心静气的说理办法，则虽暴虐政府的官吏，也是我们同国的人，见到我们因坚持真理而舍身力争，必将发生同情相怜之心，从而决心悔改。
凡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西洋称为“殉道”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虽然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
日本自古以来，有很多战死的，也有很多切腹自杀的，均被称为忠臣义士，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如追寻他们舍身的原由，总不外是与两主争夺政权的战争有关，或是为了替他的主人报仇而慷慨捐躯，表面上似乎很堂皇，其实对于社会并无益处。他们相信各为其主，到了有愧主人时，就只有一死相报。这是不文明时代常有的事；今天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他们是不知死所。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指人类智德进步，每个人都能支配他自己，使人世间交往没有互相为害的事，从而各自行使其权利，达到社会上普遍的安全和繁荣。那么兴师也好，复仇也好，只要合乎上述文明的精神，兴师能克敌制胜，复仇能保全主人的名誉，且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工商业，以实现普遍的安全和繁荣，则亦似乎有充分的理由。
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未抱有这种目的，况且那些忠臣义士也没有那种眼光，只是泥于因果之理，图报主人罢了。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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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第 七 篇
这种为主人而捐生的所谓忠臣义士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名叫权助①的仆人，奉主人的命令出差，丢了一两金子，徘徊途中，自觉无以对主人，就决定在道旁树枝上用腰带自缢身死。世间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推此义仆寻死时的心理，察其实际情形，也未尝不可怜悯，真可以说是“出使未返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权助受了主人的委托，却丢失了一两金子，就拿一死来尽君臣之分，自以为无愧于古今忠臣义士，其忠诚可与日月争辉，名声可与天地共存。决不料世人是这样薄情，对他并不重视，既不为他立碑表扬，也不为他建祠祭祀，却认为权助为了一两金子而死，视生命轻于鸿毛。但是事体的轻重，不能用金子的多少和人数的众寡来衡量，而应视其是否有利于社会文明而定。因此那些忠臣义士杀了一万敌人而战死也好，权助丢了一两金子而自缢也好，其无益于今世文明则一，同时也分不出孰轻孰重。可以说义士和权助都不知死所，这等行为是不值得称为“殉道”的。就我所知，主张人民的权利，提倡真理，进谏政府，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自古以来，只有佐仓宗五郎②一人。但是关于宗五郎的传记，只有民间俗本之类，还没有详细列入正史。我如果能够得到材料，今后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表扬其功德，以供
①本文发表后，由于作者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引起了保守派的反感，导致“楠公权助论”的论战，楠公指楠木正成，即所谓忠臣的代表。
后来作者化名写了《评〈劝学篇〉》一文，请参阅。——校者②日本民间流传的农民运动领袖。传说他是十七世纪中叶下总（今千叶县）的村长，由于领主横征暴敛，独自向将军进行控诉，以致被处极刑，但赋税得以减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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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７４
世人借镜。
第 八 篇
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
在美国人威兰德①所著的《道德学》一书内，有一段论述人的身心自由的话，这段话的大意说：一个人的身体是和他人相离的独立个体，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的身体，运用头脑思维，自己支配个人来做他能做的事。
因此之故，第一，人们既各有其身体，就应该利用这个身体，接触外界，获取物资，以满足其需要，例如播种栽稻，采棉制衣。第二，人们既各具智慧，就应该凭着智慧来阐明事物的道理，以免迷失达成目的的途径。好比种稻，要思考肥田的法子；织布，应先研究织机，这些都是发挥智慧的工作。第三，人们各具欲求，应当用这个欲求来激起身心的活动，借以满足这个欲望，而造成个人的幸福。
比如人们固然没有不喜爱锦衣美食的，但是这些锦衣美食并非自然生长于天地之间，要想获得这类的东西，没有人们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的劳动，大都是由于感受欲求的迫促而起，倘若没有这种欲求，就不可能有劳动，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享有快乐的幸福。例如禅寺里的和尚们不从事劳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第四，人们各具
①威兰德（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ａｙｌａｎｄ，１７９６—１８６５）美国的教育家。——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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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第 八 篇
有虔诚的本心，就应该用虔诚的意志来抑制情欲，端正方向，借以决定行止。倘若情欲漫无限制，也就难于充分肯定锦衣美食的界限。
今若抛弃应当做的事情，只满足一己的欲望，那就只有害人利己，实在不能说是人类应有的行为。处在这种时候，使人们能够分辨情欲和道理，脱离情欲而走向道理这一方面来的，便是虔诚的本心。第五，人们各具自己的思想，应当凭此思想来立定作事的志向。比如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做成的，无论好事和坏事都是由于人们具有要做这件事的意志才能做成。
以上五点，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因素，能自由自在地运用这些因素的力量，就可以达到一身的独立。
但是所谓独立，决不是象乖僻之士那样离群索居，落落寡合。因为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朋友的求交于我，也和我的企慕朋友相同，世间的交往是相互间的事。要紧的是运用上述五种力量，依据自然确定的法则，不可逾越其限度。这个限度，乃是我用这种力量，他人也用这种力量而互不妨碍之谓。只有这样，才不致违背做人的本分来处世，既不怨天，又不尤人，这才算得是人生的权利。
由此可见，我们做人的道理，就在于不妨害他人的权利，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至于行其所好，忍其所欲，或事劳动，或事嬉游，或为此事，或务彼业，或则昼夜用功，或则懒散无为，终日蜷伏安寝，因与他人不发生关系，也就没有从旁议论其是非的理由。
与此相反，现在可能有人会发表议论说，“人们不问是非，只应按他人的心意行事，不宜提出本人的想法”
，那就应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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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９４
问，这种议论究竟是否合理？如系理所当然，就应当能通用于一切人类居住的世界？
兹特举例说明：天皇比将军尊贵，所以天皇任意将其意志强加于将军的身上，欲行却要他止，欲止却要他行，起卧饮食，都要将军依照天皇一己的意志来进行。将军又来限制手下的诸侯，把自己的意志，恣意加诸诸侯的身上。诸侯又以自己的意志限制大夫，大夫又用自己的意志限制属吏，属吏限制侍从，侍从限制步卒，步卒限制农民，到了农民，因下面再无人可供其限制，就感到为难了。
要是这个议论本可通用于人类世界，并系基于当然之理，则按百万遍的道理①，经过循环，必然会返本还原。
“农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顾忌”
，既然得到许可，农民以自己的意志任意加之于天皇身上，当行幸时要他休止，当居行宫时要他还朝，起居饮食，都要他按照农民的想法来做，废除锦衣玉食，但食麦饭葵羹，又当如何？这岂不是意味着日本人民并无控制其本人身体的义务，却有限制他人的权利？这也就等于说人们的身心完全异地而处，其身体恰如他人的灵魂所留宿的旅店。好比酒徒的灵魂挪装到酒量小的人身上，小孩子的身上存在着老人的灵魂，盗贼的灵魂借用孔夫子的躯壳，猎户的灵魂寄宿在释迦牟尼的身上，于是酒量小的任情痛饮美酒，酒徒喝着糖水高呼满意，年老的人攀树作戏，小孩儿手执拐杖和人应酬，孔夫子带着门徒去作盗贼，释迦如来拿着枪炮肆行杀生，这都是离奇怪诞而不可思议的事。如果把这
①百万遍的道理：指佛教徒手数数珠，念佛百万遍，这里说的是同一事物的循环往复。——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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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第 八 篇
些说成是天理人情，文明开化，就是三岁孩童也不难作出否定的答案。再者远自数千百年的古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学者们，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垂涕道来，谆谆于此，直到末世的今日，其影响所及，已经渐见显著，成为以大制小，以强凌弱之风，因之学者先生们就带着得意的颜色，神代的诸神、周代的圣贤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满足。
现在试就其影响所及，举一两个例子说明如下。
关于凭借政府的强力来压制人民的情形，已于前编论列，兹且略而不谈，只先就男女关系来说说。须知生存于人世间的，男的也是人，女的也是人；更就世间所不可缺少的作用来说，天下既不可一日无男，也不可一日无女，其功用确实相同。但亦有不同之处，就是男强女弱，如果健壮的男子和女人争斗起来，当然是男子获得胜利。这就是男女不同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可以看到，如果有人凭借着力量来掠夺别人的财物，或者污辱别人，就要名之为罪人，处以刑罚。可是在家庭里，却有公然使人蒙耻忍辱，而无人加以责难的事实，又当作何解释呢？
《女大学》①里写道：“妇女有三从之道，幼时从父母，出嫁从夫，老来从子。”
②在幼时顺从父母，虽然无可非议，但是嫁后应该怎样来从夫，却不能不
①日本封建时代的女训书，相传系朱子学家贝原益轩（１６３０—１７１４）所撰。——译者②据考证：此语出于贝原益轩的《和俗童子训》，而非《女大学》所载。——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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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按照《女大学》的说法，纵然丈夫酗酒耽色，诟妻詈子，极其放荡淫乱，可是妇人仍然应该顺从。对于这个淫荡的丈夫，总要敬之如天，待之和颜悦色，尽管存有异议，亦不得牢记前怨。按照这项教条的旨趣，就是说淫夫也好，奸夫也好，既然已经结为夫妇，纵使蒙受何等耻辱，也不得不降心依从。只有不存于心，犯颜婉谏的权利，至于听从与否，那就完全在于淫夫的心意，也就是只能把淫夫的心意当作天命，除了听天由命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佛书上说女人罪孽深重，其实从这种情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确实与犯了大罪的罪人无异。另一方面，对于妇女的责备则极其苛刻。
《女大学》有妇人七出之条，明确记载“如犯淫乱，即令大归”的制裁，给与男子以很大的便利，这岂不又是片面的教条吗？由此可见，只是由于男强女弱，即基于腕力的大小，就树立了男女之间的上下名分的教条。
以上是就奸夫淫妇来说的。
现在再来谈谈纳妾的问题。
本来世界上男女出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根据西洋人士的统计，男子的出生率较女子稍高，其比例约为男子二十二人，女子二十人。所以一个男子娶两三个女人，明明是违背天理，不妨直称之为禽兽。本来同父共母的人称为兄弟，父母兄弟共同居住之所称为家庭。今兄弟同父异母，一父而众母，怎能算得是人类的家庭呢？
即依照家字的意义，亦复不能成立。
纵令其楼阁巍峨，宫室美丽，但从我的眼里看来，却不得不认为它不是人的家，而是畜类的棚屋。自古以来，未听说过妻妾群居一家而能和睦无事的。妾也是人家的子女，为了一时的情欲却把她们当作禽兽来役使，搅乱一家的风纪，有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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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第 八 篇
孙的教养，流祸天下，遗毒后世，岂能不目之为罪人？有人或者会说：“收养众妾，果能处置得宜，也于人情没有妨害。”
这是夫子自道的说法。倘若果真不错，那么，让妇女也收养很多丈夫，名之为男妾，给予二等亲属的地位，又当如何呢？
如果纳妾而能善治其家，无害于社会大义，我当闭口不言，天下男子，可自为计。
又有人说：“蓄妾是为了有后，孟子不是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我的回答是：对于提倡违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孟子孔子，也不必有所顾虑，仍当视为罪人。
娶妻而不生子，怎么就认为是大不孝呢？这真是故甚其词，只要稍具备人心，谁能相信孟子的妄言？所谓不孝，是指为人子者做出了背理的事，使父母的身心感受不快。在老人的心理，当然是喜欢抱孙的，可是不能因为孙子的诞生稍晚，便认为是儿子的不孝。试问天下做父母的，那有在儿子缔结良缘，获配佳妇以后，因为恨他们没有生孙子，而叱骂其媳，鞭笞其子，或竟要把他赶出家门呢？世界虽大，却也没有听到有这样奇怪的人。这些实在全是谬论，无庸辩解，各人自问其心，自可得到回答。
孝顺父母，本来是做人的当然之理，假如遇到老者，即使是陌生的人，也应该殷勤致敬，何况对于自己的父母，岂能不尽其情？人们尽孝的动机，既非为利，也非为名，只因他们是我的父母，就应当以自然的诚意，来尽孝行。从古以来，在中国和日本，劝人行孝的故事很多，以“二十四孝”为最著名，这类书籍，不胜枚举。但其中十之八九，是劝人做世间难以作到的事情，或者叙述得愚昧可笑，甚至是把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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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３５
道理的事情誉为孝行。比如在严寒中，裸体卧在冰上，等待融解，这是人们所不能做到的；又如在夏天的夜里，把酒洒在自己的身体上，以饱蚊蚋，免得蚊子再去咬他父母的身体。
如将沽酒的代价来置备蚊帐，岂不更为明智？再如不从事可以奉养父母的劳动，到了无法可施时，却将毫无罪过的赤子挖洞活埋，象这样的人直当认为是魔鬼、蛇蝎，其伤害天理人情，达于极点。前引“不孝有三”之论中既认为不生子是大不孝，现在却又将生下的儿子挖洞活埋以绝其后，究竟怎样做才算是孝行，这岂非前后矛盾的谰言？总之这种劝孝的说法，其目的是严责为人子者，以正父子之名，明上下之分。
这些劝孝者在许许多多的教条中，指出儿女在妊娠中使其母受尽痛苦，降生后三年尚不能离开父母之怀抱，其洪恩不知如何浩大。可是生儿养子，不仅以人类为然，禽兽也是一样，人的父母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在于除了与之衣食以外，还加以教育，使其知道为人处世的道理。
可是世上做父母的，常有能生儿育女，但并不知道教育子女的道理，本身惟以放荡无赖为事，示子弟以恶例，倾家荡产，自陷贫困，等到年老力衰，家产垂尽，放荡一变而为愚顽，则对其子责以孝道，这又是何居心呢？似这样铁一般的脸皮，真可以算得寡廉鲜耻之尤了。还有些父母贪图儿子的财富，为姑的厌恶儿媳的性情，用父母的意志来压制子媳的身心，即令父母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