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日〕福泽谕吉-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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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尽以上各种方法，才能算是致力学问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借观察、研讨、读书等方法搜集知识，借谈话交换知识，并以著书和演说为传播知识的方法。不过在以上各种方法之中，有的只要一个人即
①明治维新以前东京的旧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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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办到。至于谈话演说，则非借助于多数人不可，演说会的重要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国人民最可忧虑的事情，莫过于见识太低，指导他们提高，当然是现今学者的职责。
只要认清了指导的方法，便不可不尽力从事。可是明明知道谈话演说在治学上的重要性，却没有人肯实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那只是由于学者们的懒惰罢了。人世间的事情，原有内外两面的区别。正因为事有两面，所以非双管齐下，全面发展不可。现在有很多学者，只在内部一方面下工夫，而对外界的事物不甚了了。
这一点不可不加思考。殊不知必须做到内心沉潜如深渊，待人接物活泼如飞鸟，律己严谨不苟，待人豁达无边，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学者。
论人的品行必须高尚
前节已经指出现在我国最可忧虑的事情是人民的见识不高。
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不能专凭谈论玄妙的理论来衡量。
如禅家有所谓悟道之说，其理论玄妙无稽，看了僧侣们的行为更觉迂远而不切实用，事实上等于毫无见识。
再者，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又不能专凭见闻渊博与否来判定，有的人读万卷书并与天下人交往却没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如墨守陈规的汉儒学家就是这样。不但是儒学家，就是西洋学家也不免有这种毛病。现在有志于日新月异的西洋学问的人，或读经济书，或讲修身，或学哲学，或习科学，把精神日夜寄托在学问上，其辛勤钻研之苦，有似古人之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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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梁。但如果涉及他个人的情况，却会发现并非如是。这种人眼里看着经济书，却不会经管自己的家产；口讲修身，却不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把他们的言行比较一下，完全和两个人一样，更看不到他们有一定的见识。
这一类的学者，他们口里讲的和眼里所见的事情虽然不能说是不对，可是把事物的“是”当作“是”的心情，和把“是”当作“是”而加以实行的心情，完全是两回事。这两种心情，有时并行不悖，有时分道扬镳，俗语所说“当医生不会养生”和“读论语不懂论语”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不在于空谈玄理，也不能只凭见闻渊博。
那么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提高人的见识，从而提高品行呢？
其要诀只有一个，就是把事物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力争向上，不要自满自足。
不过这里所说的事物情况的比较，不单是一事一物的比较，而是把此一事物的全面情况和另一事物的全面情况排列起来，权衡双方的得失，毫无保留地进行观察。
例如现在的青年学生，如果没有沉溺酒色的坏名声，并能谨慎用功，便不会受到父兄尊长的责备，甚至会表现出得意的神情。可是这种得意的表现，不过是和其他无赖学生比较的结果。
学生谨慎用功，乃人之常情，不值得特别表扬。
人生的目标本应有更高的要求。如果遍数古今人物，与某人比较，仅能与其功绩相等，便不能认为满足，必须向更高明的人物看齐。比如我有一件拿手的事情而他有两件，那么我便不能安于一得。何况要在后来居上的原则下，立志做个旷古空前、无与伦比的人呢？
可以说现在人的职责，是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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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若仅根据谨慎用功一事来断定人生的前途，那就太缺乏考虑了。
本来沉溺于酒色的人，只能说是一种不寻常的怪物。
若与此怪物相比，而自鸣得意的话，那就好比仅具双眼即洋洋自得地向瞎子夸耀一样，适足表现其愚蠢。因此好作酒色之谈的人，不论他是言语中肯，或者论是说非，总而言之，不外是一个下流的论客，人的品行稍臻上流，就不会再说这种低贱的话，否则纵然议论风生，也不过惹人讨厌罢了。
现在日本人评论学校，不是说这个学校校风如何，便是说那个学塾管理如何。世间作父兄的人，专门关心校风管理之事。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那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
西洋各国的校风决不能算好，甚或发生不堪入目之事，但在评论他们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仅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
因此我认为主办学校的人，不要将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其他不良的学校相比较，而须参照世界的高水平的学校，来判定其是非得失。校风好和管理严密，虽不失为学校优点之一，可是这种优点正是学校中最不足挂齿的部分，毫不足夸。
如果要想和高水平学校相较，就应在别的地方加倍努力，所以谈论所谓管理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时，决不能因管理周密而感到满足。
就一国的情形来说，也是这样。
例如现在有一个政府，擢用贤良方正之士管理政务，体察人民的苦乐而采取适当的措施。信赏必罚，恩威并行，万民欢乐，歌颂太平，这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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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夸耀的。可是所谓赏罚，所谓恩威，所谓万民，所谓太平，都不过是一国内部的事，一个或几个人的意识里面所形成的概念。因此其所谓得失，也只是和本国前一时代或其他坏政府相较，决非将全国所有情况，和其他国家从头到尾详细比较的结果。若将全国视为一个整体，来和其他文明国家对照，考察双方在数十年间所有设施的得失，而适当地取长补短，再据实际所见而论其损益，那么他们所夸耀的事情就决不足以夸耀了。
举例来说，印度立国不能说不古，其文化的发展远在西历纪元几千年以前，其理论的精湛玄妙，即与现在西洋各国的哲学相比，恐亦毫无逊色。又如从前的土耳其政府，也曾盛极一时，礼乐征伐之法，无不完备；国君贤明，朝臣忠正；其人口的众多，士兵的英勇，在当时邻近诸国中，更是独树一帜，因此一时名震四方。所有对印度和土耳其的评论，无不说印度是有名的文化古国，土耳其是勇武的大国。可是现在这两国的实际情形，已经大不如前。
印度沦为英国的领地，人民无异于英国的奴隶。印度人的职业是种植鸦片来毒害中国人，而让英国商人贩卖鸦片获利。土耳其政府虽然名为独立，而商业大权掌握在英法人手里。
因为自由贸易的关系，本国的物产日益衰微，无人织布，无人制造机器，因此人民不是挥汗耕田，便是游手好闲，虚度岁月。一切制成品都仰赖英法输入，国家经济无法治理，即使一向以英勇著称的士兵，也受穷困的影响失去作用。
以上所述印度之文和土耳其之武，虽曾赫赫一时，但都不曾对其国家的文明有所贡献，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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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所看到的仅限国内的事，满足于本国的现状，并将其一部分情况与他国相较，以为不相上下，即自欺欺人，议论和同伙的见识都停留在这种地步，不知胜败荣辱须指全局而言，因而万民歌颂太平，或作兄弟阋墙之争，结果于不知不觉之中遭受外商权势的压迫，直至国破家亡而后已。试观外商所到之处，在亚洲已是所向无敌，诚属可怕。若对这个劲敌感觉威胁，而又羡慕该国的文明，则须将内外情势详加比较，并为国家前途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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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怨尤之害
世间不道德的事虽然很多，但是对于人们的交往有大害的只有怨尤。象贪吝、奢侈、诽谤这一类的事，固然都是很明显的不道德行为。可是仔细思考，这些行为的本质并非完全不好，有时由于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就能免于不道德之名。比如爱财无餍称为贪吝。但爱财是人的天性，为了充分满足这一天性，就不能责怪他。惟有贪得分外之财，即求之不得其所，爱财逾乎常轨，出乎情理之外，或昧于求财之方，违背了情理的时候，才可以说是贪吝不道德。
所以不能看了爱财的内心活动就马上给它下一个不道德的评语。在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限上有一定的道理。在界限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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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叫做节俭，又叫经济，应当是社会上值得倡导的一项美德。
奢侈也是这样，只能依凭是否与身分相称这点来判定德与不道德。
喜欢穿轻暖的衣服和住好房子，都是人之常情，合乎自然的道理来满足需要，怎能说是不道德呢？
财积当散，不逾常理的散财行为，就可以说是人间的美事。
诽谤和辩驳也是很不容易区别的。
诬蔑别人叫做诽谤；发表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以解除别人的疑惑，就叫作辩驳。所以在社会上尚未发现真正的公道以前，还不能断定人们的议论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在是非未定的期间，虽可将社会的舆论作为公道，但欲明悉舆论所在也很不容易。所以不能一见诽谤别人的人就马上说他不道德。要想区别它到底是诽谤还是真的辩驳，就必须首先寻求世间的公道。
此外如骄傲和勇敢、粗野和率真、固陋和踏实、轻薄和敏慧等，都是相对的，要由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来区分德与无德。
如果行为的本质完全是不道德的，不管它的场合角度如何，都可以认为是最不好的行为，那就只有怨望了。怨望是行为的阴暗面，而不是进取的。自己由于其他的情况而感到不满，却不反求诸己，而对他人多方苛求，以解慰自己的不满。这种手段，对于自己未必有益，对于他人却是有损的。如在比较别人的幸运和自己的不幸以后，并不省察自己不足之处，设法弥补，却想使别人陷于不幸，使别人的情况恶化，以求与我一致。这就是所谓“恶之欲其死”的行为。这种人为了弥补自己的不幸而损害社会一般人的幸福，实在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
有人说欺诈或说谎这类坏事的实质也不好，与怨尤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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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轻重之别。我想这句话虽似有理，但如就事件的原因和结果来说，却不能说它们本身之间没有轻重之别。欺诈和说谎固然是大坏事，但非产生怨尤的原因，而多半是由怨尤而产生的结果。怨尤恰如“众恶之母”
，因为有它，才产生世间的一切坏事。如猜疑、嫉妒、恐怖、卑怯之类都是由怨尤而生。从它的隐匿形态来看，就是私言密语，阴谋诡计；如一旦爆发出来，便成为朋党暗杀、暴动内乱，不但对于国家丝毫无益，且如祸乱波及全国，大家还不免受害，真是所谓牺牲公利以逞私忿。
怨尤对于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害。今试追溯它的根源，就只是一个“穷”字。但这并不是指困穷、贫穷的穷，而是指堵塞人的言路，妨害人的活动那种行为，使人类的本能活动陷于穷迫。若是把贫穷、困穷当作是怨尤的原因，那末天下的穷人都要申诉不满，富贵的人就成了“众怨之府”
，人与人间的关系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不过事实上决不是这样的。
无论怎样贫贱的人，如果明白自己所以贫贱的原因，即如了解贫贱的原因在于自己本身，就决不会盲目地怨恨别人了。现在我们不必列举例证，只要看看现在世界上确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却能很好地保持社会上人与人间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了。所以说富贵并不是众怨之府，贫贱也不是不平之源。
由此想来，怨尤并不是由贫贱产生的，只是人的本能活动遭到束缚，处于祸福不能自主的偶然地位之人才易于发生。
从前孔子曾经叹息过女子与小人很难对付。现在想来，这可以说是孔子从他自己的体验而指出的弊害。若就人的心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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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男子和女子并没有差别。再者，他所说的小人指的就是奴仆，但奴仆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奴仆。而奴仆与贵人的天生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单说女子和小人难于对付呢？这是因为经常对人民灌输卑屈的意识，束缚弱小的妇女和奴仆，使他们丝毫不能自由行动，就形成了怨尤的风气，发展到了极点，就连孔夫子也不得不为之叹息。本来如果行动不得自由，就一定会怨尤别人，这是人的本性。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就好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但是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不知道这种道理，又不从别方面研究，而徒作此不明智的叹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孔子的时代距我们明治年间已有两千多年。在没有开化的时期，如果想要顺应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来施行教化，以维持当时社会的人心，就不能不采用束缚式的权宜方法。即令孔子真是圣人，有洞察万世以后的远见卓识，而在当时运用这种权宜方法也不会于心不安的。所以后世学孔子的人，也不可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来决定取舍。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兹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即日本封建时代许多诸侯的侍女的情形，最能说明怨尤的流行有害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在当时的诸侯府里，是一群无学无识的妇女侍奉一个无智无德的主人，勤劳不赏，懒惰不罚；有进谏而被斥骂的，有不进谏而被斥骂的；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欺诈也不好，不欺诈也不好，一天到晚，只是随机应变，以图侥幸获得主人的宠爱。这种情况就如无的放矢，射中的不算巧，不中的也不算拙，可以说是和人世外的另一天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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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喜怒哀乐的心情一定会变质，而与其他的人间世界不同。
即使她们中间偶然产生出人头地的人，别人也不学习其出人头地的方法，只有羡慕之心，羡慕之极就发生嫉妒。因此成天忙着嫉妒同辈，怨恨主人，那里有工夫去考虑主人家的恩情？在她们之间，忠信节义不过是门面话，实际是席子上撒了油，没人看见的地方就弃置不擦拭，甚至在主人病到危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起平日互相嫉视的情形，而不去照顾主人的病。更进一步，由于怨尤嫉妒到了极点，就是毒害主人的传闻也并不少。如果将古来有关的这种大坏事加以统计，又如将诸侯府中发生的数目和一般社会中发生的数目相比较，一定是诸侯府中所发生的坏事多些，这是可以断言的。怨尤的为祸岂不是很可怕吗？
看了上述诸侯的侍女这个例子，就可以推知一般的社会情形。人世间最大的祸害是怨尤，而怨尤的根源是“穷”
，因此不可不广开言路，也不可妨害人的活动。试将英美各国的情况和日本的情况相比较，在人的社会关系这点上，如果有人问�
